蒋介石逝世40周年，千秋功罪后人评说
1975年4月5日夜，蒋介石因病发性心脏病逝世于台北，终年88岁。次日，台湾各传播机构播发了这一消息，并公开了蒋介石的遗嘱，台湾社会为之震动；这位被国民党中央社描述为“国民革命之伟大导师、中华民族之大家长、大陆人民之心系领袖、拯救民族危亡之英雄、改变历史之巨人”的“一代完人”，我们这儿的新华社是怎么报道的呢？2天后，《人民日报》也以“蒋介石死了”为题，刊发了这则讯息。1975年4月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讯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
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四月六日报道，蒋介石死后，蒋帮由伪“副总统”严家淦接任伪“总统”，以继续维持其对台湾人民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七年背叛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以来，一直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坚持反共反人民，独裁卖国。他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但是他的血腥统治始终未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苟延残喘，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遭到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死后，有着爱国光荣传统的台湾省人民，必将进一步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展开斗争。怀有爱国心的蒋帮军政人员也将更加认清形势，积极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作出贡献。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本文提纲：
[*]人物评价
[*]大事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大陆电影中蒋介石形象的变迁
[*]十次登上《时代》杂志
[*]台湾的蒋介石葬礼
人物评价
蒋介石 1887年10月31日生于浙江奉化，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蒋中正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个世纪；在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于军政核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二次大战，行宪后又连续担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长达27年。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任何人不能企及的重要地位。
他的名“中正”和字“介石”，典出《周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在有关他领导八年抗战的影视作品中，常按其当时职务称“蒋委员长”，委员长遂成为其最著名的代名词之一。由于他长期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务，早年黄埔毕业的国、共军官皆称他做“蒋校长”、“校长”。
由于对国军建设和发展贡献很大，所以也有“国民革命军之父”或“国军之父”的称呼。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作为中国最高抗战统帅，蒋介石领导200多万国民革命军坚持八年抗战。
不夸张地说，蒋介石也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伟人；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领导人参加的开罗会议。他是联合国缔造者之一，中国因为有了他，才能够至今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他也是中国宪政的伟大缔造者和推行者，1946中华民国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总统。1949年，蒋介石退居台湾之后一直反对台独，反对“托管”台湾。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没有蒋介石，就没有现在的中国。
在过去三十多年以前，蒋介石被大陆丑化为“人民公敌”。蒋光头和蒋该死，成为大陆人对蒋公的称号。从1949年起，从呀呀学语儿童，直至耄耋老者都被官方灌输对于蒋介石的仇恨。我们这代人，仇恨伴随着童年、少年直至青壮。
美国总统福特称：”他是二战时期最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欧洲很多国家领导人都称蒋为”近代中国所产生的民族英雄”。
日本政府评价：“蒋总统是再造日本的大恩人，蒋中正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加速了日本战后重建与复兴。蒋总统的逝世对日本国民有如晴天霹雳，有良知的日本国民莫不悲痛万分”
日本《朝日新闻》社论说：“蒋中正的光荣在领导8年对日战争取得胜利时达到高峰，使鸦片战争以来遭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的中国，一跃与美、英、法、俄并列五强之一。反对废止日本天皇制度、反对分割占领日本，并以德报怨，其宽大胸怀，使我们铭感五内”。
英国政府评价：“所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人民都会满怀感激蒋总统对盟军作战的贡献，蒋中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领袖，历史将记录他在远东胜利的重大贡献。”
澳洲政府评价：“澳洲人民永远感激蒋中正。由于他的勇敢、领导与犠牲，才使澳洲在二次大战时免于被日本征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指出：“他的那种沉着、谨严而有作为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这时，他的权威和声望正处在顶峰。在美国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是‘新亚洲’的一个斗士。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地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共产党。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他们原有的看法。我在当时并不同意人们这样过高地估计蒋介石的力量，或中国在未来的贡献，然而，我在这里还是可以指出，蒋介石大元帅至今仍然献身于当时曾使他获得广泛声誉的同一事业，但是，后来他却在自己的国家中被共产党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大事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下面我们看一下从一些近年来发表的纪实文学中整理出来的真实的蒋介石吧。
1911年辛亥革命首义时，杭州之仗11月5日打响，打前阵的是住在新华路上的奉化会馆中的敢死队，该会馆由蒋中正舅父出资。其敢死队队长正是刚从日本军校回国的蒋中正。敢死队员则是其同乡，奉化渔民。时年蒋公24岁，名蒋志清。蒋中正在回国前照了一张绝命照寄给母亲，身殉革命的决心来杭州参加起义。母亲特遣专人回信，勉励独子：“死生一视于义，毋以家事为念”。青年率领敢死队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抚衙门，活捉巡抚曾韫，革命成功。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在上海被暗杀，慑于袁世凯的势力，无人敢收尸。此时蒋介石冒着生命危险从老家赶赴上海，一个人一辆板车为盟兄收尸，处理善后，并写下了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祭文，为其守灵，并安置陈其美一家老小。
1923年9月至11月间，孙中山派蒋中正为代表率团赴苏俄考察学习苏维埃体制的政治及军事系统。蒋发现苏俄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这是他日后的思想来由，跟毛泽东没有关系。
1924年6月16日，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庆日。蒋中正任校长，校训“亲爱精诚”经由蒋亲自拟选。孙中山于黄埔军校之训词后成中华民国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1928年，国民党军重新北伐，却于济南横遭日本帝国的阻扰乃至侮辱。5月12日，蒋中正有日记云：“是日本军阀之祸国殃民，乃更甚于中国之军阀矣！毒蛇猛兽豢养不除，必至反噬其主人，惜乎日本民众犹未能醒悟耳！大为中日两国民众之前途长太息也。”其时蒋氏亦由仇英转而仇日，两国从此孽根深种，剑拔弩张。9.18事变四天之后，蒋中正说：“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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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蒋介石就提到“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决定“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1938年3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同年5月《论持久战》初稿发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蒋中正告全体国民书：“……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
自九·一八至七·七事变，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飞机；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改革币制、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蒋中正于庐山发宣言，曰：“战事骤发，亦有策，必守之。吾国虽尚太平，然不求苟安，且延之，勿疾克。当知战事既开，势若覆水，请弃城下之约，同心守义，利可断金。是役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必死而后生。”
1937年7月31日，蒋中正“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指出：“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抗击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规模大、战斗惨，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中国军队投入75万，自己统计死伤30万；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为坚持抗战，争取了宝贵时间。蒋中正在1937年11月11日“九国公约”电中明确声明：“中国军人从上海撤退，乃战略关系，且为长期抗战之计……此乃战略上必要之举，吾国政府与国民务当抗战到底，咸已具有决心，暴敌实无以动摇之”。
1938年2月7日，蒋中正演讲：“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
1938年7月18日，武汉会战正打得异常激烈之时，蒋中正曾对英《每日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诺称：“纵令将来武汉有不能守之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于毫末；中国之今日，固在长期作战以消耗敌人力量，而获得最后胜利。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遭受重大之损失也！”
蒋中正曾10次登上《时代》封面。《时代》1938年1月3日封面，蒋介石、宋美龄联袂成为《时代》年度人物。
傅斯年任参政员时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中正亲自宴请傅为孔说情。二人有过一段著名对话:蒋：你信任我吗？傅：我绝对信任。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只好让孔下台。
1942年，圣雄甘地提出了英国“退出印度”的口号，准备发动第四次不合作运动，被英印政府逮捕。蒋介石多次呼吁和平和解。1944年，由于甘地绝食，生命垂危，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宋美龄，要她“面商罗斯福总统，从速设法切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先生，以确保联合国为民主、为人类作战之信念。”
1943年常德会战，张灵甫亲率突击队救援常德，迫使日军退出，被蒋中正誉为“模范军人”。张灵甫呈蒋介石的最后一电：职师与数倍之劲敌血战三昼夜，官兵伤亡殆尽，援军不至，无力再战，为不辱党国使命，抱定不成功即成仁之决心，发电后，职等集体自杀，以报校长知遇之恩。
1943年1月12日中华民国政府废除了自清政府以来签定的一切外国不平等条约——史称“43年条约”。蒋介石为此发表《告全国军民书》。
日寇侵占东北后，蒋中正立即写了遗嘱，决心献身为国，收复失土，并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纾国难。
抗战期间，朱家骅等人决定向蒋介石献九鼎，铭文由刘起吁起草，顾颉刚定稿：“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蒋介石知道后，大骂朱家骅：“这是无耻!”“太糊涂，是侮辱我!”“这种作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么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
蒋中正语录：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为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1948年12月初蒋中正命教育部长陈雪屏急飞北平，召集胡适等秘商“抢救学人”计划。蒋亲自指派飞机冒解放军炮火飞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两天，仅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梅贻琦、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二三十人登机。据资料统计，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十几位随蒋赴台，其余六十余位羁留大陆。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含泪挥毫写下“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后，搭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他奋斗了几十年的大陆。
蒋经国曾这样回忆他随父亲告别溪口的情境：“极目四望，溪山无语”，当时“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日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1954年大陆严重水患，有人主张反攻大陆，但蒋认为黎民受苦之际，应以救灾为重，若趁机打仗则非仁义之师。
1956年，蒋中正70大寿。中央日报征文为其祝寿，报社负责人胡健中给胡适打电报约稿，胡适写完寄来，并附信说：“我量你不敢登。这文章是希望总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事情”。胡健中请示蒋，蒋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此文就一字不改的照登了。
1958年11月23日，蒋中正与张学良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中正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学良在日记中留下：“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晚年张学良为此痛心疾首，自称民族罪人。至死再没有回到大陆。
1959年大陆大饥荒，蒋中正训示台湾“救总”拟定救济办法，号召台湾人民每人省下一元钱支援大陆。他呼吁各国敦促北京开放港口，又想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大陆提供10万吨粮食，北京断定是“反攻计划”，坚决不开放运送物资的港口。台湾又利用空飘、海飘向大陆放送各类物质……。
1969年中俄发生珍宝岛冲突，苏联遣人与蒋联系，但蒋不愿做吴三桂，置之不理。
文革期间，蒋中正在台湾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并亲自挂帅，他说“中华文化是无人可以毁灭的”，“我们国父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华文化从根救起，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中国。”
中印边境战争中，美国和苏联都支持印度。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很多国家敦促蒋介石承认麦克马洪线，以便配合国际上的反共，谁知蒋发表声明说：“麦克马洪线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绝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并在联合国一天一个抗议，宣示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
研究蒋介石的学者杨天石：“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止于1972年，距离去世只有3年。”信奉儒学，尤其是宋明道学的蒋，用“存天理去人欲”的要求来约束自己。
蒋介石是王阳明的超级粉丝，古代思想家学问家中，蒋最敬王阳明和曾国藩二人。蒋改名蒋中正，中正的名讳出处来自王阳明心学中的“大中至正”。蒋介石曾经三次到阳明洞参悟，败退台湾后他对王阳明的研究愈发痴迷，甚至把台湾草山改名为“阳明山”，要求儿子蒋经国苦学阳明心学。
蒋介石当上中华民国总统，就在老家扩建产业，左邻右舍纷纷搬走，但是千层饼店的小老板周顺民拒绝。他说：搬可以，让蒋介石自己来通知我，只要他说出道理来我就搬。有关部门将此事迅速上报，蒋介石叹息道：爱搬不搬，随他去吧……。周顺房饼店至今仍存紧抵着蒋宅。
蒋中正语录：“中共必须面对另一强大挑战，就是中华文化坚韧不屈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代表人文主义最高光辉，历五千年而道益光，业益盛，即赖此一文化生命力为涵濡蕴蓄；此一源自人性——基于伦理的优美文化，构成了每个中国人精神深处无可改变的价值信仰。”
1974年蒋的演讲：“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民族自绝其历史，自毁其文化，并不惜出死力以侮辱-诬蔑-反对其祖先的道德功业-文行忠信，而仍能厚颜无耻视息于天地之间者！”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溘逝。秦孝仪为蒋代笔之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
十次登上《时代》杂志
他曾十次登上《时代》杂志，回顾这段历程，其实就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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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1927年04月04日封面：GENERALCHIANG KAI-SHEK“……rose out of the Sun-set”（在孙陨落之后升起）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封面故事里讲述了一周以前的上海，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武装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与美国水兵发生的冲突。在这场冲突背后的较量中，蒋介石被美国人寄予厚望。美国人笔下1927年的蒋介石，已经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光头形象。画面上的蒋介石眉头紧锁，眼睛炯炯有神，一副威严的军人派头，呼应着画像下对他“蒋介石将军”的称呼。8天之后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以武力流血的方式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四·一二”由此成了第一次国共分裂的标志性事件。关于这期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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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1931年10月26日封面：PRESIDENT OF CHINA & WIFE“He threatened to Whampoa Japan”（来自黄埔和日本的威胁）
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引发了国民党内部剧烈的反蒋高潮。五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一个“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寄寓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的政府领袖。不同时期反对过蒋介石的派别，在这一时刻会聚到了一起。同年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外敌入侵，宁粤双方迅速达成和解。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被软禁的胡汉民。12月26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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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1933年12月11日封面：GENERAL CHIANG。
1933年7月，蒋介石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此前国民党军队在进攻江西苏区时屡遭失败，蒋介石认为是各部队的中初级军官武德、武学尚欠深造所致，遂决定在江西省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以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年9月，调集优势兵力围剿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he couldride off six direction——这一年的蒋介石，可谓戎马倥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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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1936年02月24日封面:日本天皇裕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中国蒋介石将军。“the spokesman:‘one false step-one mistake-will go bang like a firecracker.’”（一旦犯错即犹如爆竹爆炸）
日本在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后，于1933年2月起开始进攻长城各口，并向华北进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已改变原有对日政策，中国军队在此间的战斗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面对苏联倡导，美国提议的由苏美中日参加的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公约在根本无法实现；国联等西方大国对中日战争干预无望的前提下，蒋介石政府开始重视中苏关系的改善。蒋介石于1934年8月派自己私人代表蒋廷黼访问苏联。同时，蒋介石1935年10月18日在南京主动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蒋介石的建议很快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响应。苏联政府不反对签订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苏联方面之所以在此期间同意与中方就签订条约问题进行具体谈判，主要是担心日本外相广田在同年10月提出的对华三原则，其中主要内容包括中日共同防共，其矛头直指苏联。因此，苏联决定联蒋抗日，以此回击日本提出的中日联合反苏政策。1936年2月，蒋介石在中日苏三国外交博弈中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果——也是在这年2月，毛泽东填词《沁园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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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1936年11月9日封面：PREMIER OF CHINA。“good roads,good morals,good bombs are his answer to japan。”
“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于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其实，早在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随着运动的迅速开展，1935年4月，还在全国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分为军队、宪兵、警察、教员、学生、党部、机关、铁路等部门。到1936年止，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新生活运动分会的县份有1133个。主义、道德和炸弹，是1936年的蒋介石赖以对抗日军侵略的最重要武器。当然，他不会想到，登上《时代》封面后不过一个月，西安事变会降临到他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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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1938年1月3日封面：MAN & WIFE OF THE YEAR。
伴随着1938年蒋介石宋美龄联袂成为《时代》年度人物的，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军,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日军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就此破产。“any sacrifice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too costly”，一切为了抗日，没有什么牺牲是过于昂贵而不能舍弃的。这不能不让人想起1938年6月发生的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尽管成为《时代》年度人物的此刻，还只是3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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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1942年6月1日封面：GISSIMO CHIANG。
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表示了继续抗战的决心，汪精卫等人则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同时对日宣战。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1942年2月，日军进攻仰光，驻缅英军向中国战区统帅部求援。2月16日，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与对抗战的顽强坚持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渐提高。five hard years,but the next is the hardest.——挺过了艰苦的五年，接下来会更艰苦。但曙光已经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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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1945年09月03日封面：CHIANG KAI-SHEK.“after eight years of war，the challenges of peace.”——八年抗战之后，和平正经受挑战。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战结束了，和平还是战争，成了摆在国共两党面前的首要问题，也是蒋介石迫切需要做出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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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1948年12月06日封面：CHIANG KAI-SHEK。“the howitzers could now be heard in Kansas City.”——榴弹炮的声音，远在堪萨斯城也能听到。
1948年9月-11月的辽沈战役、11月6日开始的淮海战役，以及11月29日开始的平津战役，无论是已经结束还是正在进行之中，对蒋介石来说形势都不容乐观。国共内战的天平早已悄无声息地发生了扭转，这个转折点具体在什么时候，不但是蒋介石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同样也是留给后人的一道谜题。
1955年的封面人物蒋介石，名字前没有任何头衔。背景是一个国民党士兵孤独地望着大海，对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很难说清是眺望还是守望，也许应该是二者兼而有之。
大陆电影中蒋介石形象的变迁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他的形象在大陆文艺作品中经历了几番变化，概括来讲是三十年魔鬼，三十年为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蒋介石形象与恶魔无异，国民党与反动派，蒋介石与人民公敌是两组固定搭配的词组。而以1979年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恢复运作为标志，蒋介石的形象也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解冻而好转。
一、《吉鸿昌》（1979）：新中国故事片首次出现蒋介石1948年，陈伯达写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自此之后的三十年，“人民公敌”都是大陆对蒋介石的官方评价。
历史背景：解放战争激战正酣之时，时任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撰写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上对蒋介石的描述“蒋介石是窃国大盗，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是罪大恶极的卖国贼”①，成了随后三十年间官方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定性。及至1975年蒋介石去世，新华社播发的消息仍然是这样的定性：“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②这条消息的标题叫《蒋介石死了》，刊登于《人民日报》第4版（最后一版）。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载有董必武追悼会的消息，标题为《沉痛哀悼董必武同志逝世》。http://mmbiz.qpic.cn/mmbiz/YV94z5xNjLJ46rexHgOYgTqMRxurCyOdnZ9OUicibgsfutMRmV0Lq2Xx4NYBaQaA66tRSr0h2xbt43tzgibwnyNjA/0?wxfrom=5根据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改编的同名连环画
影视表现：从1949年到1979年，蒋介石的形象出现在各类宣传片、纪录片、大字报、连环画中，也出现在很多电影人物的口中。但其形象第一次出现在电影故事片中，是拍摄于1979年的《吉鸿昌》③。片中的蒋介石基本是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用近距离的仰视镜头突出蒋的凶恶阴险，台词除直接下令处死吉鸿昌，就是诸如“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用酒、力气、谋刺，把他嘴巴封住！”这样脸谱化的台词。总体来说，电影《吉鸿昌》中的蒋介石形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在“坏人”这个词中，着重描述其“坏”的部分。
二、《西安事变》（1981）：首次“突出、美化”蒋介石1979年，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恢复运作，大陆对台湾当局的政策从敌对转向统战。这也直接左右了官方对蒋介石的评价。
历史背景：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于1954年7月成立，文革后撤销。在经历了建国后30年完全敌视的状态后，中央决定在1979年恢复此小组，负责确定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并由德高望重的邓颖超担任组长，与台湾当局缓和关系的意味明显。影视表现：拍摄于1981年的电影《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由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坏人，在“坏人”这个词中，着重描述“人”的部分。导演第一次让这个反面人物讲起了方言（以往影视片里只有中共领袖才讲方言）、骂起了人（从此吴语脏话“娘希匹”成了蒋介石的个人专属标签），把蒋介石真正当一个人物来塑造。http://mmbiz.qpic.cn/mmbiz/YV94z5xNjLJ46rexHgOYgTqMRxurCyOdAibjOm2EUQp72um7TKI2zq1DtgxsYp681bWf8wiajrNaA25eQMaYlOkg/0?wxfrom=5电影《西安事变》截图，张学良逼蒋抗日，蒋介石捂住双耳道：“我不听我不听”
举片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软禁后，张学良来求见，试图劝说蒋介石抗日。刚说了一句“国难当头”，蒋介石马上捂住双耳道：“我不听我不听”，扭身不看张，张少帅只得悻悻而归。这一颇似如今韩国偶像剧的桥段，既刻画了基本事实，又将两人不一般的关系点了出来。影片引来的争议也不小，有人批评本片突出、美化了蒋介石。
三、《血战台儿庄》（1986）：第一次正面刻画蒋介石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当年的同学、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语气缓和恳切。大陆对“小蒋”的安抚劝说，也促进了对“老蒋”评价的正面化。
历史背景：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与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的关系非同一般。利用这层关系，通过半私人半公开的方式与对岸进行沟通，成了当时中央高层的共识。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与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同为国民党元老，廖、蒋二人又曾经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关系好到晚上睡觉同盖一件大衣。④1982年由廖承志执笔给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以“经国吾弟”开头，先表达“瞬逾三十六载”的思念，再将当时中央的对台政策以拉家常的方式叙说，最后引述鲁迅名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劝说其“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⑤这封信在对台统战工作的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可惜次年廖承志去世，“劝说蒋经国”的工作未能更进一步。影视表现：拍摄于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填补了中国电影的两项空白：第一部反映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影片，也是第一部对蒋介石进行正面刻画的影片。片中蒋介石在现场为牺牲的将领王铭章主持追悼会，面对日军飞机的扫射轰炸，镇定自若。这部影片最大的影响是直接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他看完本片后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四、《开国大典》（1989）：第一次成为主要角色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解除了持续38年的戒严令。11月，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这是两岸关系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历史背景：蒋经国口中的“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并没有等很久。在看完电影《血战台儿庄》约一年后，蒋经国解除了自1949年开始的戒严令，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这也是蒋经国生平做出的最后一个重要决策。几个月后的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与13年前蒋介石去世时那条名为《蒋介石死了》的消息相比，官方媒体在对待蒋经国去世的态度上有了明显转变。《人民日报》在1月14日刊登了标题为《蒋经国昨天病逝》的消息：“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据台湾电台广播，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于今天下午3时50分因病逝世。”⑦病死与病逝，一字之差，内涵已然大不一样。影视表现：建国四十周年献礼影片《开国大典》中，蒋介石是戏份仅少于毛泽东的“男二号”，总体而言是一个枭雄的角色。通过把蒋介石塑造得形象丰满，命运悲凉，更衬托出将其打败的队伍之伟大。电影末尾，蒋介石乘船离开大陆，军舰在夜色里航行。时年13岁的孙子蒋孝文问道：“爷爷，我们到哪里去？”蒋介石疲惫地回应：“到很远的地方去。”“还回来吗？”“会的。”用如此文学化的手法描画蒋介石，在当时颇为罕见。其后20年，大陆影视作品中的蒋介石形象皆以失败的枭雄为基调。
五、《建国大业》（2009）：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2005年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此后影视作品中的蒋介石多以反对两岸分裂的爱国者出现。
历史背景：众所周知，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一直心存“反攻大陆”的念想，对台独持极力反对态度。1955年他曾对中外记者言明：“‘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⑧蒋经国去世后，继任的两位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和陈水扁皆为台独论拥护者，在这个背景下，两岸关系一度陷入冰点。当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再次失败后，国民党内部也试图做出变化。2005年四五月间，之前一年搭档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连战、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并将这次访问命名为“破冰之旅”。反对“两个中国”一直是国民党的基本政策，李登辉就因为抛出“两国论”，组建主张台独的“台联”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在“破冰之旅”后，大陆影视作品中的蒋介石形象，着重突出了他反对分裂，拥护统一的形象。http://mmbiz.qpic.cn/mmbiz/YV94z5xNjLJ46rexHgOYgTqMRxurCyOd9icGkPm05TVShzTc8MtPAPDiaS0rEQuat0gpxfXJExUhIZwvs6GdbPtA/0?wxfrom=5影片《建国大业》中，蒋氏父子的形象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影视表现：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片《建国大业》中，由张国立饰演的蒋介石受到了众多观众的认可，多句台词为人津津乐道。例如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失败在腐败上，对反腐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反，亡党！不反，亡国！难啊！”在对待国共南北分治这一设想时，蒋介石又说：“南北朝可以出现在过去，但绝不会出现在今天！谁敢当这个千古的罪人！？这胆量，我没有！”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形象跃然银幕。
台湾的蒋介石葬礼
1975年4月5日夜，蒋介石因突发心脏病，在台北北郊的士林官邸病逝，享年88岁。第二天，蒋介石逝世的消息便传遍了全世界，而有关蒋介石的治丧活动也由此拉开了序幕。此时，台湾在蒋介石的威权统治下已经历了二十余年，蒋的个人崇拜无以复加，但事实上此时不仅“反攻大陆”的迷梦已然幻灭，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也正在风雨飘摇中。蒋介石的丧事，不仅将台湾地区的威权崇拜与领袖神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也预示着这一难以为继的神话将会迅速走向破灭。而这场丧事留下的慈湖陵寝和中正纪念堂两大建筑，也在随后的政治风云中经历了起起伏伏的命运，见证了台湾地区从威权政治走向自由多元的时代变迁。
瞻仰遗容和路祭迎灵：全台动员的蒋介石丧事
蒋介石病逝后的次日早晨，其遗体便由士林官邸移往石牌的荣民总医院。由于家属的要求，蒋介石的遗体没有取出内脏，而仅被进行了时限两月左右的简单防腐处理，随后于4月9日上午移往国父纪念馆的正式灵堂。蒋介石的灵柩在国父纪念馆停留了七日，期间向民众开放瞻仰遗容和吊唁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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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灵车由荣民总医院驶往国父纪念馆
安放在铜棺内的蒋介石遗体，身着长袍马褂，胸前有一条红色绶带。在绶带上缀有三枚醒目的勋章，分别是采玉大勋章、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采玉大勋章是国民政府和台湾当局的最高勋章，中缀玉质青天白日国徽，只有元首可以佩戴。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则是一般勋章中的最高等级者。这三枚勋章据说是蒋介石生前最喜爱的三枚。
蒋介石的“采玉大勋章”
此外随葬品还有四本书——《圣经》、《荒漠甘泉》、《三民主义》和《唐诗》。这一看似有些混搭的组合，代表了蒋介石所宣称的三种信仰：基督教、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此，美国作家布莱恩 克罗泽在《蒋介石传》一书中对蒋介石思想的分析或可帮助我们理解：“蒋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错误也许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潜在缺点以及幼年时期受教育 很少的缘故。由于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却认为他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革命的含义包含很重要的几个方面：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外国在华特权；通过重新树立对传统和儒家思想的尊敬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尽管他也有社会理想，但与其他目标相比，这些理想被置于次要地位。”
在国父纪念馆停灵期间，有众多民众从全台各地前来瞻仰蒋介石遗容，一时间国父纪念馆门前人头攒动，场面空前。据说在排队的人群中，最长有等待了七八小时才得以进入灵堂的瞻仰者。在开放瞻仰期间，单日进入国父纪念馆的瞻仰者最多时达50万人。为了方便民众瞻仰吊唁，当局决定14日灵堂开放至午夜24时。在这数天时间里，作为长子守灵的“行政院长”蒋经国，一边在灵堂内接待来访要员，一边又数次前往慈湖陵寝工地查看，可谓劳累异常。
蒋介石灵车抵达国父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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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于国父纪念馆内的蒋介石灵堂
蒋介石作为二战四大盟国领袖中最后一位去世者，其曾经拥有的国际威望和影响力，自然是超越了其人生最后二十多年里作为小小台湾岛的领导人这一尴尬的实际身份的。尽管如此，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当局所谓“国际地位”已摇摇欲坠。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同年中日也实现邦交正常化。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却遭遇了“外交”上的“断交狂潮”，从1971年到1975年间，就有43个国家与台湾“断交”。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时局中，蒋介石丧事上的国际声音和面孔，也难免略显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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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在台湾当局“外交部”次长蔡维屏陪同下向蒋介石灵柩致敬。
在已与台湾“断交”的日本，曾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外祖父）是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日本政客。他在蒋介石逝世后的一番言语，颇为值得玩味。他在4月6日这样说道：“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我们不可能忘记蒋先生为日本所出的力。虽然日本军方在日本造成了一场风暴，但是他把日本人遣送回国，不把任何人当作战犯。他反对苏俄分裂日本，并运用他的力量，保存了我们的天皇制度。他协助日本防止战后的混乱，并协助日本奠下复兴的基础。”
1957年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到访台湾，会见蒋介石夫妇。
此外，台湾的艺术界人士，也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了“追念总统蒋公全国美展”，以书法、篆刻、水彩画、国画、摄影、雕塑、油画、版画等八大类的艺术作品，来“表现蒋公之彪炳勋业与革命精神”。这些作品，大都出自名家手笔，成为了特殊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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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画家李奇茂创作的纪念蒋介石的画作，画中蒋介石的身躯显得尤其伟岸。
在蒋介石灵柩由荣民总医院移往国父纪念馆，以及从国父纪念馆移往慈湖陵寝的过程中，灵车所到之处沿线，当局都进行了精心的布置，沿途建筑不仅挂满了哀悼的标语，颜色鲜艳者还被要求迅速涂刷为素色，以配合哀悼之气氛。途径的路口和收费站等处，还制作了临时的跨街牌坊等装饰物。治丧委员会不仅在移灵路上动员大量军人、学生跪拜“迎灵”，更沿途分设了众多供桌祭品，开展所谓“路祭”。仅16日奉厝慈湖的路上，就有2700多处路祭点。在蒋介石治丧期间，从台北到桃园，大街小巷立时被切换到了“国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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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蒋公”二字前均要空一格，这种格式被称为“挪抬”。图为台北街头建筑上的巨幅标语。“矢勤矢勇，勿怠勿忽”出自蒋介石遗嘱。“蒋公”二字高出其他行首字一格，这种格式称为“单抬”。在威权时代，任何出现蒋介石名字的地方几乎都要使用抬头格式以示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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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议会门前摆放的供桌
奉厝慈湖：蒋介石的“暂时”安息
早在大陆时期，蒋介石就已经对于自己百年后的安息之地做出了精心安排。自居为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和正统继承人的蒋介石，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抗战胜利南京光复后，蒋介石一边派人平毁了中山陵附近梅花山上的汪精卫墓，一边又在中山陵西侧紫霞湖北岸选定了一处地势高于明孝陵而又低于中山陵的地块，作为自己的墓址。随后，该处建起了一座由蒋亲笔题词的“正气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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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钟山风景区内的正气亭
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蒋介石最终自然是无福享用这块风水宝地了。但毕生对于“光复大陆”念兹在兹的蒋介石，仍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归葬大陆。4月7日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中写道：“处理治丧有关事宜，请示母亲后，决定暂厝父亲之灵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父亲之心愿。”
蒋介石丧事虽然浩大，但并不被称为“葬事”，因为它的棺椁并未下葬。整个丧事既未依照《国葬法》举行国葬，其移灵慈湖的仪式也不同于孙中山当年奉安大典，而被称为“奉厝”。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帝王陵暂厝的先例，最著名的就是南宋皇帝在绍兴的“攒宫”。南宋朝廷为了表示收复中原故土的决心，其帝王陵都称为“攒宫”，并且埋葬很浅，以示暂厝于此，将来光复中原后要迁葬北宋皇陵故地。蒋介石棺椁在慈湖“暂厝”，也同样是类似的政治宣示。
慈湖位于今桃园市大溪区福安里，1959年由荣民工程处在此兴建了蒋介石的一处行馆，建筑形式为一座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初名“洞口宾馆”。由于该处山水形胜酷似蒋介石故乡浙江奉化，蒋介石睹物思人，想起其母亲王太夫人，因此于1962年亲笔题写“慈湖”匾额，将该处改名“慈湖宾馆”。晚年的蒋介石十分喜爱这处行馆，时常驻跸于此，在山间湖畔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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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蒋介石坐在大溪慈湖边
步入慈湖陵寝，进入大门后穿过小院，便是奉厝蒋介石铜棺的行馆正厅。蒋介石的铜棺放置在大厅中央的黑色大理石基座上，正前方墙壁上是蒋介石的遗像，而铜棺前则立有一枚用黄色雏菊扎成的十字架。在行馆卧室的书桌上，放着蒋介石生前所写的一张便条，上面是“能屈能伸”四字。对于威望曾如日中天的二战同盟国四大领袖之一，最终又偏居东南海岛二十多年的蒋介石来说，“能屈能伸”四字与其说是蒋的自勉，倒更似一句尴尬而精准的人生写照。
左为蒋介石灵柩奉厝慈湖陵寝，右为暂厝于慈湖陵寝大堂内的蒋介石铜棺。
在陈水扁执政后期的2007年，扁当局在“去蒋化”行动上动作不断，撤去了驻守慈湖蒋介石陵寝和头寮蒋经国陵寝的三军仪仗队，甚至一度传出要将两蒋下葬的声音，慈湖陵寝也于当年12月封闭。不过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又于当年6月恢复了两蒋陵寝的三军仪仗队并重新开放陵寝对外参观。如今，慈湖蒋介石陵寝已成为陆客赴台游的热门景点。
从大中至正到自由广场：蒋介石崇拜的潮起潮落
作为东亚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威权统治者之一，针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曾弥漫全台，而这种时代潮流在蒋介石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达到最高峰。台湾“行政院”在蒋去世当年即发布《纪念总统蒋公有关事项》，除了每年蒋介石的生日和忌日为法定假日，全台放假一天以外，还规定由“教育部”制定和推行《总统蒋公纪念歌》，并“以总统蒋公毕生丰功伟业之事迹，经天纬地之思想，编为各级学校适当课程之教材，垂诸永远” 。此外还要求各县市都要建立蒋介石铜像，各地机关、学校、部队之礼堂、会议室等处都要悬挂蒋介石画像等等。而在这其中，耗资最巨的一项规定，便是兴建中正纪念堂了。
严家淦、蒋经国颁发的《奉行股总统蒋公遗嘱令》，称颂蒋介石“秉大智大仁大勇之天纵，亲承国父之面命心传，毕生为救民救国救世而奋斗，德业昭垂百世，精神永契人心。”
1975年7月，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决定以台北市杭州南路、中山南路、爱国东路和信义路合围地块为纪念堂基地，随后向海内外公开征集建筑设计方案。经过评审，最终决定采用台湾著名建筑师杨卓成的方案，并进行修改完善。纪念堂园区由中正纪念堂、“国家戏剧院”、“国家音乐厅”和大中至正牌楼等建筑构成，中轴对称布局。整个园区面向西北，中轴线指向中国大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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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俯瞰中正纪念堂建筑群
中正纪念堂建于三层高的台基之上，平面为方形，与“中正”之意契合。屋顶为蓝色琉璃瓦八角重檐攒尖顶，屋脊构成多个“人”字形，寓意“天人合一”。而蓝色琉璃瓦和白色墙面则构成了“青天白日”的象征性色调。堂内大厅正面为一尊六米多高的蒋介石坐姿铜像，基座上刻有蒋介石遗嘱。而大厅天花板中央则是一座青天白日图案的藻井。
中正纪念堂的建筑设计师杨卓成，是台湾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大屋顶建筑的代表性人物。中正纪念堂的建筑风格，无论是传统民族风格的建筑造型，白墙蓝瓦的外观色调，抑或青天白日的大厅藻井等等，都明显可以看到1920年代南京中山陵的影子，八角攒尖顶的屋顶，也使人联想到了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屋顶造型。而园区正面牌坊上的“大中至正”四字，无疑也点明了整组建筑群的核心思想：既是对蒋介石的无上神化与崇拜，也在强调“蒋中正”继承“中山正统”之地位。
左为中正纪念堂大厅内的蒋介石坐姿铜像和青天白日藻井。右为中正纪念堂正立面，建筑外观和色调与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过，伴随着台湾“解严”和民主化，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迅速退潮。4月5日和10月31日已不再是法定节假日，学校不再强制教唱《蒋公纪念歌》，全台各地的蒋介石铜像也陆续被拆除，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的县市中，许多地方已经几乎找不到蒋介石铜像了。各地拆卸下的铜像，许多被运往桃园大溪的两蒋文化园，形成了一处别有趣味的“铜像公园”，如同一个现代版“兵马俑”阵。
2007年12月7日，在陈水扁当局“教育部”的主导下，中正纪念堂牌楼的“大中至正”四字被拆卸，更换为“自由广场”，还一度将纪念堂也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的2009年7月20日，“中正纪念堂”匾额被恢复，但“自由广场”则予以保留至今。作为蒋介石崇拜的最大象征性符号，中正纪念堂“大中至正”的消失，也标志着蒋介石崇拜的彻底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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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大溪两蒋文化园的蒋介石铜像群以及拆除中的“大中至正”字样
历史书毁人呐，蒋委员长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挂的是三民主义的羊头，卖的是四大家族的狗肉。不然的话，是不会有八一南昌起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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