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师恩征文：冯契先生的“不言之教”
冯契先生的“不言之教” 哲学界有两位“冯先生”，一位是冯友兰，一位是他的学生、华东师大的冯契。冯契先生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同事、邻居。 我于1989年8月从国外访学回来时，作为奖励，学校租给我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离冯契先生家不远。于是，我经常会去找先生。 我是1977级本科生，冯先生是我就读的政教系的教授，后来我追随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那时候，年近古稀的先生主要施教方式不是系统开课，而是办讲座、在家里答疑。 我与冯契先生的更多接触，是在1984年底毕业留校以后。那时的先生基本上每个学期都在为博士生主持讨论班，系里教师凡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我也成了讨论班的虽是编外但很积极的常客。我在讨论班上提交了一篇讨论真理有没有程度问题的论文，冯先生虽然并不完全赞同其中的观点，但仍然同意我带着这篇论文，跟随他一起去参加1985年冬天在北京召开的纪念金岳霖学术讨论会。 冯契先生的“智慧说”或“广义认识论”的哲学体系，雏形在他出版于1957年的小册子——《怎样认识世界》中已有表达。毛泽东在1960年写给其秘书的一封信中，向身边工作人员推荐了这本书。毛泽东推荐冯契著作的这封信，早在1983年就公开发表了，对此冯契先生一定是知晓的，但我从未听到他提起过此事。最高领袖对自己工作的重视，并没有妨碍先生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深刻而系统的哲学分析；他关于理性与意志、存在与本质甚至人性与天道等抽象哲学问题的思考，往往与这种分析密切相关。先生在“文革”中曾一度失去人身自由，并彻底失去了手稿笔记，但这种苦难遭遇，并没有妨碍先生多次说起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论持久战》时，在昆明西南联大读完《新民主主义论》时，自己有多么兴奋、多么豁然开朗。 这种既实事求是又思想解放的学风，也表现在先生对待自己学术工作的态度之上。先生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曾经历从讲课记录稿到油印讨论稿直至最后正式出版的许多年的反复打磨。在他生前出版的每本书的“后记”中，先生总是细述并感谢各个环节人员的贡献。他的一位学生，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对先生所用的一段译文提出异议，后来先生在这篇论文的注释中，明确提到这位学生自己已经淡忘了的那个异议，并表示“我同意他的见解”。 冯先生很重视对后学的提携。他经常把稿费留在教研室作为集体活动经费，或者自己掏钱资助年轻人专心著译，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在指导和评阅学位论文、主持论文答辩、评价和推荐学术新人新著时的态度。他不仅会认真阅读论著，而且调阅相关资料。先生生前撰写的最后一份推荐材料，是一位青年学者经过我向他提出请求的。我曾经问先生是否先为他拟个初稿，他表示不必，要自己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居然会成为先生亲自撰写的最后一份学术文字……（童世骏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中国教育报》2014年9月1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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