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的两个意识形态及成因
中国（仅指汉族政权）古代战争的意识形态，怕有很多。而我想说的，只是不热衷对外侵略和疏于防范外族入侵两个。最近在看百家讲坛之《两宋风云》，讲从北宋之末至南宋的历史。由于所讲为乱世，故少不了对于战争的描述谈论。看到第七集，在中国古代战争之第一个意识形态的成因问题上，意识到了一个以前不曾认识到的重要因素。
中国自古之战争多为内战，鲜有对外侵略战争。对于出现这一型态的原因，以前的认识只是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各找到一个依据。物质层面如果从源头追问，大概是因了中国地广土沃，地处赤道附近温度适宜之温带，且拥有黄河、长江两大核心水系及其它大大小小的水系，生存环境相对优越。而温度、水源以及在此基础上自然环境的繁荣和食物供给的充足，正是人类及其它生物生存和繁荣的核心要素。尽管恶劣环境下亦会出现生物，但这样环境里的生物群落很难繁荣，且进化程度较低。为什么极寒极热之环境很少存在生物且即使出现也是单细胞等低级生命形态？为什么环境恶劣的其它星球很少存在生命？原因也正在于此。基本可以肯定，生存环境的影响，足以决定物种发展的繁荣程度和高级程度。尽管不是全部因素，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地球环境对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设定，也许也正反映着宇宙的某些真相。即高级的存在形态的存在，需要怎样的条件和基础。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上下，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在北纬30°上下的地理位置上，出现了被德国存在主义大哲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伟大时代。在这一时期，欧洲的古希腊、中东的以色列和东方的古印度与中国，文明同时真正起源并到达一个高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各先知，古印度的佛陀及其各大觉弟子，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一批伟大先哲几乎同时于同一地理区间涌现，产生了文明的一个奇迹。而轴心时代出现的区域，无不是地球上生存环境相对优越的地带。看似偶然，实为必然。
古代中国在物质层面的优越生存环境，决定了其生存向度是偏向于自给自足的。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给自足的生存，于其上建立起来的精神形态和发展趋向，也必然是自给自足的（整体上，非绝对）。因为生存上的自给自足，中国不需要像古之匈奴、女真、蒙古，近代之英国、日本等那样，通过侵略以扩展其生存环境，赢得生存资源；因为精神的自给自足，中国的文明也不需要像西方宗教那样，通过凭空制造出一个直接、强烈而虚幻的信仰，通过不断的宗教战争，通过血腥消灭异教、残暴屠杀异教徒来支撑自我和群体精神世界。而东方同为宗教的佛教，与基督教相比则就要客观和温和的多，且真正倡导和践行宽容和慈悲。对中国文明发展影响最大的儒家，表现则更为明显，直接不属宗教。“不语怪力乱神”、“仁义”、“礼乐”，正出儒家。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则反映出中国文化在此追求上的彻底性。从历史经验看，尽管有欠缺，却是可靠的。
而这些反映在中国古代战争上，便呈现出不热衷侵略的意识形态。尽管漫长古代大众真正丰衣足食的时候很少，但整体上已能维持基本生存。尽管最初中国之国土并不如现在这般广大，但以同一时代而言，当时也已是大国。且当时中国所据之土地，正是生存环境最为优越的大河流域和中原地区。在精神形态上，中国历来统治者皆以文明大国自居，周边国族在其眼中皆属未开化之蛮夷，是不屑于对其侵略的。这是一种优越感。而具优越感之人，从来对居其下之人是尤其宽容的，这是一种可怜和施舍心理。而人皆是好为人师、好居人上的。这是一种低级心理，可见自给自足并不一定就是高级的，而只是一种底色和方向，仍需发展。
以上是我以前考虑到的因素，而我没考虑到另一个因素。汉武帝驾崩之前，曾言于其子嗣，你们若效仿于我（连年动兵，攻打匈奴），必步秦之后尘。这是因为汉民族为农耕定居型民族，其战争需钱需粮草需装备需物资需成本。而游牧少数民族却无此负担。因为他们的对外侵略基本是不需要成本的，因为可以随打随抢。不但不耗费成本，而且还会有很大收入。而古代中国却没有这样的觊觎，因为游牧民族皆为小族，且其居住之环境资源匮乏，无所可抢。而战争对于国力的耗费却是极为巨大的。文景之治及汉武帝多年经营的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在与匈奴的连年战争中耗费殆尽，大汉国力自此由盛转衰。可以说，农耕定居型的汉民族是承担不起太多战争的。即使是内战，每逢乱世也是民生凋敝、饿殍遍野。更何况山高水远、远离故土而使对战面临不利地理和心理局面、对于后勤物资需求尤其巨大的对外侵略战争。即使是现代，越南战争也曾使美国泥足深陷，阿富汗战场美国已投入了3万亿美元而尚未结束。美国国内反战情绪持续高涨，正因这影响到了社会发展和民生。就连美国这样存在于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也是负担不起大规模和长期战争的。更何况处于经济尚不发达时代、民生维艰的中国古代王朝。
由于这些因素，中国古代王朝在军事上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防范内乱，因为他们不会考虑对外侵略。而同时，他们也放弃了多考虑一些怎样防范外族入侵。尽管每个朝代边疆皆驻兵设哨，真正需要的时候起的作用却好像很小。而这个意识形态的出现，却是与第一个紧密相关的。从规律上，知攻方知守，从未哪怕只是考虑过对外进攻的政权，必然不会太懂得怎样防范入侵。再加上他们还会由此缺乏了解敌人的热情，而“知己知彼”早已是兵家不易之至理。不认真深入考虑布防，又不了解敌人，想有效防范入侵，简直是痴人说梦。秦长城劳民伤财以极，最终却不过形同虚设。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是根本问题。这一块有问题，在“物”与“术”上，下再大功夫也是没用，因为只会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中国历史上的汉民族，一直在面对着外族入侵的威胁，王朝数度由外族取代。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了那么多教训，而后来的统治者却好像丝毫没有吸取经验，当再次挨打时仍然是一副好像很无辜且明显准备不足的嘴脸。即使有汉武帝主动进攻匈奴等少数特例，也皆是在国仇家恨、饱受压迫之后。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广大中国土地上的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中国人用在与自己人勾心斗角上的精力也太多了。历朝历代，每有外族入侵，国家军队往往不堪一击。盛世之中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和贪图享乐，官场的腐败无能，人性的弱点、社会群体心理的弱点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等固然是其中重要因素。而古代中国在军事上很少考虑防范外族入侵的固有意识形态，必然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然不会总是溃败的那么彻底，好似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清代镇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皆有惊无险，八国联军面前却只能不断上演逃跑。
当然，还有其它的原因存在。比如唐代以前中国是没有职业军人的。所谓军队，不过都是在和平年代如常耕种谋生，只在战争发生时应征入伍临时组建出来的罢了，甚至连武器也是他们自备的。唐代及以后虽开始有了职业军人、政权开始豢养军队，但统治者的主要考虑却是创造就业机会，给生活困苦之人一份事干、一口饭吃，不使其生事以起动乱，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于是每有天灾，国家必会募兵。这招现在仍在用，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难，国家不就在鼓励大学生应征入伍吗。而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军队素质和战斗力的低下。由此，中国的内战和反侵略，能胜或即使败仍能东山再起，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人多，是由人的尸体堆起来的。一部磅礴辉煌的中国战争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耻辱悲哀的历史，或许并不值得让我们有太多的骄傲。
尽管数度被外族占据政权，最终汉民族仍能取回政权；尽管历史仍有数百年是在外族统治之下，他们仍是以汉文化治天下，并逐渐被汉文化所同化；尽管诸多苦难，汉文化仍在持续发展壮大。这大概不仅仅是汉人数量多就能解释的。即使能解释，那背后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从战争角度说，尽管农耕定居型文明在对战中存在诸多不利局面，但却只有这样的文明才能稳固和发展壮大，因为这是优越生存环境下自然出现的结果。游牧民族即使强悍，这强悍却本源于他们生存资源的匮乏。他们需要用强悍来争取生存，需要不断的游走和攻击以发现和夺取更多生存资源。他们的生存环境是相对恶劣的，所以尽管他们取得了生存，他们的群落规模也会是偏小的，他们的文明往往也是相对低级的。这从他们对外侵略时烧杀掳掠的行径可见一斑。这样的民族即使取得政权也是不得人心的，不得人心政权则就不会是长久的，失道寡助。这又回到了文章刚开始说到的生存环境对于人类族群的繁盛程度和高级程度的决定作用上。所以即使政权会短暂旁落，最终生存和文明发展的主流，仍会回到汉民族这样的形态上。又或者说其实从未旁落过，只不过是在不同状况下表现程度不同、不同时代表现方式不同罢了。而对于汉民族农耕定居型文明在古代战争中的种种劣势，当时所应当的不能是改变，而是改善。因在根本层面上，这种存在形态是更根本的。而对外侵略仍是不可取的，应改善的是充分考虑和重视如何有效防范外族入侵。因为这样的文明形态，更适合的对战角色是“守”，而不是“攻”。能否有效防守，是成败之关键。正确的策略，应是坚守为主，以守为攻，并在适当时候辅以主动进攻。
看百家讲坛之《两宋风云》至靖康之变，想起一幅记忆深刻的中学历史课本上的插图：南宋抗金名将、花甲之年的老将宗泽，抵黄河南岸欲渡河北上抗金，却重病将死。死前于帐中手指黄河之北，大喊三声“过河！过河！过河！”，溘然长逝，抱恨而终。
所谓亲者痛，仇者快。
黑格尔说：历史会重演。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押韵。当以史为鉴。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