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汤一介先生写传记
(李娟娟)9月10日清晨，我正在湖北黄梅，准备参加当日的汤用彤纪念馆开馆仪式暨汤用彤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突闻汤一介先生已于9日晚8时56分仙逝，顿感惊愕悲痛！
汤用彤先生是中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留学美国并获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汤用彤先生一生从事研究、教学，是中国近代少数几位能够熔铸今古、融汇中西、接通华梵的学术大师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首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
为建成汤用彤纪念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汤一介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却在纪念馆开馆前夜溘然长逝！那个时刻，黄梅的天空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与大地同为先生哀痛！
惊痛之中，几年前结识汤先生时的情景一幕幕呈现在眼前，心中更充满了敬佩和深深的怀念。
2010年4月，新华出版社编辑刘志宏先生对我说，经过两年多的酝酿，终于定下为汤一介先生出一本传记之事，并决定由汤先生口述和提供资料，由我做整理来完成。
我欣然答允之后，心中却又充满了忐忑。久闻汤先生一代国学大师之盛名，而且深知汤先生学养深厚，对国学、儒家理论的研究更是造诣高深。我虽已书写过不少名家，但为著名国学家整理篇幅厚重的人生传记，却还是第一次。因此深深感到，自己面临的将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采访汤先生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怀着一份兴奋和紧张，我和编辑刘志宏如约叩开了北大朗润园汤先生的家门。
汤先生已在客厅等候，他立刻招呼我们坐下，礼貌的口气中又充满了亲切，我刚才还提着的心立刻放下了许多。
我开始把采访内容及我的想法等逐一对汤先生说出，看到汤先生听得很认真，而且还不时地点点头，我的心头不由一阵感动，为先生的儒雅，更为先生的谦虚。
我的心更放松了，随着我的提问，汤先生从家世谈到父亲，谈到童年……语调平缓，表达却清晰而流利。我手中的笔飞快地记录着，桌上录音笔的红灯一闪一闪地亮着，一切都是那样自然和谐：没有大师在指导小字辈，只有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在对一个晚辈述说着他的故事。
只记得，置身在其中的我，一边听一边记，早已没了紧张和不安，心中升起的是一阵阵激动和对先生的敬佩，因为我感受到了先生的思维敏捷和谦虚待人的一代国学大师风采。
那一天，汤先生对我谈了许多，我知道，对先生的第一次采访成功了！我更知道，采访的成功离不开先生的通力支持。在充满了敬佩和感谢的兴奋中，对先生第一次采访的一幅幅难忘画面，也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从那以后，我又对汤先生进行了多次采访。每次采访，先生都是一样的准时等候，一样的思维敏捷，一样的直言坦陈，一样的儒雅谦虚……
几个月后，我终于将汤先生的口述内容及著作等资料初步整理好。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我把厚厚的30多万字的打印稿送到汤先生跟前请他审阅时，汤先生只看了几页就对我说：“你这个稿子还是以第一人称写的，这不等于是我在写自己吗？这不行，我是不会为自己写传记的。 ”
先生的话不多，仍然是语调平稳，表达流利，但我却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是认真的，绝无客套之意。编辑刘志宏也很愕然，汤先生不同意自己写传记，也就意味着不要著作权。而在这以前，他一直认为汤先生是同意自己写传记的。
事后我才明白，汤先生始终就没想过要为自己树碑立传，更没有想过要著作权之类的事情。汤先生的著作很多，对于著作权、版权等问题他是非常清楚的，但他却坚决不同意自己写传记。
回想起来，汤先生坚决不为自己写传记的情景仍然清晰如昨。每当想起这一幕，我的心中都会油然升起一股敬佩之情，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儒学大家谦虚坦诚的高尚胸怀。
还忘不了的是完成《汤一介传》初稿后的几件小事。记得当我把《汤一介传》初稿拿给汤先生审稿时，先生接过手稿只说了一句话：“最主要的是必须真实。 ”
后来在为《汤一介传》配插页照片说明时，其中有一张是汤先生与儿子汤双、孙子Brady的合影。当时先生的孙子Brady已拿到博士学位，而他的儿子汤双早已是博士了。于是我为这张照片注上的说明是：“一代国学大师与两代博士”的汤氏祖孙三代，汤一介与儿子汤双、孙子Brady。
汤先生看到这张照片的说明后，一边拿起笔把“一代国学大师与两代博士”几个字划去，一边对我说：“不要这样写，只要后边几个字就可以了。 ”
望着一脸平静的汤先生，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想起了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的那些话：“我一向不把自己称为哲学家，而且我一向反对用大师这个称号。不管是中央电视台、凤凰台，一介绍我就说我是什么国学大师、哲学大师。一开头就讲我不是大师，现在没有大师。 ”
2011年9月，我为先生撰写的《汤一介传》终于出版，很多人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我知道，这是人们对先生的钦佩和赞美。无论是先生“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书香家世，还是先生对中国哲学事业的卓越贡献，还有先生对《儒藏》编纂工作的呕心沥血，都是一代国学大师永不磨灭的熠熠光辉！
黄梅的天空仍然布满乌云，凝聚着汤先生心血的汤用彤纪念馆终于如期开馆了。参加汤用彤纪念馆开馆仪式暨汤用彤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为汤先生集体默哀一分钟，以表示对汤先生逝世的哀悼。
汤先生走了，留下了人们对他无尽的怀念。汤先生的学生，与汤先生亲如父子般的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雷原教授说：“汤先生投入大量心血的汤用彤纪念馆终于落成开馆了，可是汤先生却走了，回到北京后，我再也不能和汤先生在朗润园交流汇报谈心了……”说到这里，雷原博士已泣不成声。
在黄梅，与汤用彤、汤一介父子有着两代师生情谊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许抗生老先生也与夫人杨亚彬教授一起回忆了汤一介先生对他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关怀与帮助。许教授回忆说：“我1963年在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就师从汤用彤先生攻读研究生，老汤先生逝世后，我又跟着小汤先生学习。汤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王弼的动静观》 ，并得到了汤老师的肯定和称赞。他们父子是我的两代恩师。能够成为两代中国著名国学大师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
“我毕业时，正是‘文革’时期，先分到河北宣化军训。结束军训后，不知怎么的，别人的档案与我的档案弄混了。结果我就成了‘有反军思想’的研究生，被‘发配’到北京大兴的一所‘戴帽’中学去教书。后来汤先生来到大兴‘北大教育基地’看到我，立刻开始为我调回北大奔走，他说不能埋没这样一个人才。当时的调动很不容易，而且汤先生自己又面临巨大的压力，但他仍然为我的调动积极奔走，历尽周折，终于将我调回北大哲学系。汤先生对我的恩情是终生难忘的。 ”
许抗生先生调回北大后，先为冯友兰先生当助手，后分别担任北大哲学系教研室主任、中国哲学史杂志副主编、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职，并于1989年组织完成了《魏晋玄学史》，为中国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杨亚彬教授回忆说：“那一年他为中国文化书院去新疆讲课不慎摔坏腿，汤先生闻知后，特意来到家中探望问候，至今记忆犹新。汤先生虽然走了，但我们始终忘不了的是，汤先生不仅在学习、生活上关心学生，更关心学生的前途，这是一代国学大师的高尚品德。 ”
从北京到黄梅，从不为自己树碑立传到拒绝称自己为大师、到对学生前途的关心……道不尽的是对汤先生的无限怀念……
谨以此篇，献给一代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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