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中的华人空间
一、引言唐人街本身就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综合体，从时间的角度看，它带有历史的烙印；从空间的角度看，它是华人聚居的地方，是一个独立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世界。唐人街的物理空间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当然，唐人街之于文学的意义不只在于它作为空间场景对于小说情节要素的建构，更在于它作为一个具有民族身份内涵的标记带给作家的想象和灵感。正是这些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和灵感把唐人街表层之外的实质挖掘出来，展示在读者眼前。
综观国内外华裔文学的研究，至今已取得丰硕成果。美国学术界基本完成华裔文学史的建构，并且看到华裔文学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许多学者从伦理学、文化学、历史学与社会学角度对华裔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剖析。相比而言，国内对华裔文学的关注稍晚，但也有不少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于2003年元月建立的华裔文学研究中心，为国内学者研究这一领域搭建了平台。国内研究主要可以分为文化研究与文本研究：前者关注文化身份的确定、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以及华裔家族史的根源；后者用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视角对文本进行分析。这些研究虽然对揭示华人生存状态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有很大作用，但是都忽略了华人寄居的空间——唐人街本身在华裔作品中的不同展示，而唐人街的空间产生发展与中美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同时也引起作家不同的情感反应。对唐人街空间意义的关注，不仅会加深对华裔作家心态的认识，而且为研究华裔文学打开又一扇窗子。
本文分析20世纪60年代后第二代华裔女作家伍慧明的《骨》和最具实力的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对唐人街空间的再现，阐释不同时期华裔作家对这个华人空间做出不同情感反应的原因，特别强调了在“第三空间”语境下新一代移民作家对唐人街的空间建构。
二、第二代华裔作家
根据美国国家人口调查统计局的规定，第二代移民指的是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子女，其父母至少一人来自国外。第二代的华裔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作家就是美国的第二代移民，他们生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文化教育，注重自我和个性。正如尹晓煌所说，他们一方面接受美国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又深受其父母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从一出生就开始在文化冲突中成长的经历使得他们对自身、对唐人街的认识更加深刻。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阔（尹晓煌，271）。60年代的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特别是1965年通过的新移民法案，对华裔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的第二代移民的华裔作家往往不同于以黄玉雪为代表的华裔先驱作家，他们不再竭力展示唐人街的异国风貌，也不再抒发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向往。相反，他们试图真实再现华裔美国人的生存状态和身份困境，从而为读者建构一个存在于异域又保持些许本色，充满矛盾的唐人街。而作家贯穿作品始终的情感和态度也不同于早期华裔作家，他们不再以一种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唐人街，他们的思想是灵活的、多面的、深刻的，一种更为包容开放积极发展的观念在他们脑中形成。
三、第二代华裔作家对唐人街的空间再现与空间建构
第二代华裔移民作家虽然继承了早期华裔作家所关切的中美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但是他们对待中国印象、中国文化的情感和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情感变化体现在对唐人街的空间再现中，他们在刻画唐人街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第三空间”，试图通过这个空间来缓和中西文化的冲突，找到一个适合华裔族群定位民族身份的平衡点。这样，唐人街因其强烈的政治历史内涵而成为“第三空间”。它绝非是简简单单的曼哈顿或者其他街区的一角，它也不仅是美国华人成长奋斗的地方，它既见证了中美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融合，又包含了华人在异国他乡探索身份的历程。
爱德华·索雅是最广泛使用第三空间概念的后现代地理学家，他提出的第三空间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均包括在内的同时，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而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向一切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敞开了大门（陆扬，31）。唐人街不仅是华人聚居生活的社区和华人在美国社会中求存的空间，它还是一个开放的新的空间。在这个新的空间里，学者们可以研究文本中的空间及空间隐喻背后的文化、历史、民族身份和权力等多层次逻辑关系。从《骨》、《女勇士》，不难发现，唐人街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华人远渡重洋追求美国梦过上新生活的跳板。虽然多数华裔作家主张淡化华人的文化身份，试图消解中美文化的冲突和对立，但是在华人奋斗的过程中，身份的界定时刻困扰着他们。他们的小说反复展示了两种文化的斗争与融合的过程：从一开始的盲目崇拜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彻底抛弃民族文化的极端行为到后来对民族身份的思考和文化多样性的肯定的理智态度。
伍慧明的处女作《骨》正是这样一部小说。作者通过小说叙述者莱拉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唐人街的空间特征。莱拉三次穿越唐人街的经历实际上也是作者认识唐人街的过程。第一次再到唐人街，是为了告诉继父利昂她结婚的消息。在三藩公寓等待他的时候，莱拉看到这个所谓的“我们新的中国”狭窄、破落、寂寥；在唐人街中心广场等利昂的时候，莱拉看到依旧是肮脏、懒散和不修边幅的人群（王哲，116）。显然，这时的莱拉是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唐人街的，她像大多数的白人一样把这个华人聚居的地方视为落后的代表，她的鄙夷之情是掩饰不了的。莱拉第二次驾车回唐人街是在安娜跳楼后不久的一个清晨。家庭的变故让莱拉开始仔细审视自己亲人生活的街区。这一次莱拉没有看到唐人街破旧不堪的一面，她眼中的唐人街是清新、活泼、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第三次经过唐人街时，莱拉坐在梅森的车回鲑鱼巷以观光者的身份看着这个美国化了的街区，这时莱拉的心情是复杂的，眼前繁华的景象掩盖不了唐人街百余年来被改变的被挤压的事实，她不再去想那些关于根的问题，她只想回避这个问题，去迎接更好的生活，但心里始终没有忘记它离开它。莱拉对唐人街的情感从一开始的鄙夷到后来的认同再到最后的回避，是一个彷徨者渐渐成熟的过程，这也体现了作者对唐人街认识的深入，情感的变化：从最初把它当做一个需要逃离的破旧的牢笼到后来把它视为寻根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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