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文章写好再说（黄惟群）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被要求表现这表现那。文学是人学，人学是心学。心学不表现心、不为心服务，却要“听从号令”，今天的人，恐怕不难想明白其中的悖理。这样的理论口号下，能出多少真正的作家、多少真正的文学作品？起码，沈从文出不了，周作人出不了，就连鲁迅也不可能出得了。正是从这样的理论口号开始，我们的文坛，脱离了文学的本质，出现一个愈演愈烈的严重倾向，即将文学的追求放在了作品的立意、高度、反映了什么、说明了什么、以及更为空洞虚浮的悲悯了什么、关注了什么之上。我们的作家，也开始走上了本末倒置的创作路，不是从人和人的生活出发，而是从立意、高度出发，构思、创作作品，根据既定的主题去“套制”人物、事件。
立意、高度、深度之类，太易因人因时而被随意解释。七十年代，《红楼梦》的伟大，被鉴定为：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而今天，还有人坚定地认为，《情人》的成功，就在于深刻地反映了殖民地的生活。
今天，似已没拒绝不了的力量非得将文学之外的因素强加于文学，但我们的理论体系已出了毛病，即意识不到被颠倒的文学观造成的危害，更意识不到颠倒了的观念需颠倒过来。不仅，我们的很多批评家这样看作品、很多作家这样创作作品，就连我们学校的文学课，也是这样分析作品、这样教学生的。
不错，立意、高度、深度，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的特质及所达层面，但是它们的体现，是靠实在的内容、具体的写作手段支撑起来的，离开了内容和手段，它们就是有害的非文学的空话。另外，我们的文坛，总是偏面、简单地将它们仅仅与时代、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以致一些作家可笑到了，一旦自认写了时代、历史、社会，便觉自己写了好作品、大作品。文学中的立意、高度、深度的表现是多样性的，根本来说，文学是感性的，也因此，它们更重要的，是和作家视线中的感情、感觉、感悟的联系，是作家微妙感觉、深厚情感、高明感悟的体现。
任何特定时期，作家所能达到的立意、深度、高度，都不可能随意变动、升降。它们直接体现在作家的目光、选材、在选材中看到感到了什么中。当一个作家决定了写什么时，事实上，他已将自身的所有信息，都输入了所写的对象中，这信息，包括他所有的立意、高度、深度。
立意高度深度之类，强求不了，它们“潜伏”在作家身上，与作家的感情思想同存，一个作家有多少就是多少，能达到什么层面就是什么层面。创作中，对它们的过度强调与呼唤，特别是偏面的强调和呼唤，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将文学引向评论上的夸夸其谈、上纲上线，和创作上的弄虚作假作家努力制造心中所无的感情认识的代价，一定是作品的空洞、失准、脱离实际。
文学创作，说到底，写作是个“技术活”。当一个作家固有的感情、感觉、感悟、思考与认识，在投视的人物事件上找到了合适寄托时，所需做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具难度、最具挑战的，就是怎样写好作品，怎样通过技术操作，将自己的感受认识充分地、艺术地、恰到好处地、文学化地、理想地表现出来
构思、剪裁、手法、措辞的得当与否；情理、文理、事理的通顺与否；秀与隐、工与巧、博与约的拿捏准确与否；是否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旷而不溢、奢而不玷，以及句句相衔、字字相咬，等等，还有就是所有这些如何相互作用、共同烘托出作品的整体效果。
这些，才是文学创作的重大守则，是作家必须用心努力、牢牢掌控，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这些年，我们文坛做得最错的一件事，就是唱了太多太久的高调，完全忽视了，文学创作是一门需要踏踏实实努力的“技术活”，忽视了，作家在决定了写什么后，重要的是怎样将之最好地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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