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谈短篇小说讨论课
蒋一谈短篇小说讨论课 主持人：房伟 （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 参与者： 洪晓萌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蒋一谈短篇小说讨论课
主持人：房伟 （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
参与者：
洪晓萌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郭 帅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乔宏智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计 昀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地点：山东师范大学教学3楼3311教室
房伟：作家蒋一谈，祖籍浙江嘉兴，1969年出生于河南商丘，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九十年代中期出版过三部长篇小说。后辞职下海从事出版，2002年创办北京读图时代公司。2009年年初，四十岁的蒋一谈突然返回文坛，专注于写作短篇小说。蒋一谈的短篇小说非常独特，他写现实生活，写城市情感，作品风格轻逸、多变、隐秘，其叙事方法、文本趣味和美学取向引人注目；同时，蒋一谈几本短篇小说集的写作和出版，都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几乎无法被模仿。今天，我们在这堂课讨论一下蒋一谈的短篇小说。
计昀：蒋一谈的作品符合我的阅读口味。他的小说特别丰富，不像很多作家的小说主题很单一。蒋一谈将城市人性、文化冲突、族群和移民等很多层面“融汇一体”，很巧妙地实现了多个主题的融合。
房伟：蒋一谈的作品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主题？
计昀：蒋一谈的作品对普世人性、对人的生存状态关注很多。他的小说主题除了“往宽里写”外，还有“往深里写”的特征，他对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的描写，对人物心理尤其对女性心理的把握非常精准，比如在《林荫大道》里对女主人公夏慧在豪华别墅里复杂多变的心理感受把握得真切至极。除此之外，他的小说还有“宿命”的情绪，如《夏末秋初》里的母女关系，母女间的性格矛盾导致的家庭命运。母女矛盾虽然暂时化解了，但是以一个人的生命逝去为代价。
洪晓萌：蒋一谈的小说主题有“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比如《夏末秋初》的母女性格矛盾，《随河漂流》里面两个主人公在野外冒险时意外相遇、相爱和无法回避的内心障碍，充满了人生的无常和无力感。他的小说可阐释性特别强，一个文本包含很多主题。如《林荫大道》的女博士，学历很高，又爱她的男朋友，但面对物质冲击，她不是不爱了，而是被慢慢“压垮”了。她的母亲是典型的乡村妇女，但她到城市后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城乡差距”这类陈旧主题，而是写出了奢华城市对“乡土情感”的有力侵蚀。母亲在城市安逸、舒适，不仅遗忘了乡村，且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情感，“几乎”就是城里人了。这也反应了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间既联系又割裂的复杂关系。再比如蒋一谈的《故乡》，不同于鲁迅先生的《故乡》。蒋一谈将故事的发生地设在美国纽约，老知识分子去美国探望女儿和孙女。但是，这篇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亲情”主题，还涉及到跨国婚姻、族群疏离、文化代沟、老男人的内心衰败、子女与长辈的思维差异，甚至还有国家民族意识形态下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以及更为普世的人类情感思考。在体量和空间有限的短篇小说内，蒋一谈却反映出如此多的阐释主题，这是难能可贵的地方。
房伟：题材并不决定主题。对大作家来说，写捡垃圾的老太太和写历史伟人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能否挖掘出震撼人心的东西。
乔宏智：从《鲁迅的胡子》、《故乡》到《在酒楼上》，蒋一谈的写作令人不自觉地想到鲁迅的作品。但是，蒋一谈的写作思路和鲁迅先生是不同的。鲁迅欲用小说中某一个形象来指向群体，如用阿Q来隐喻“病中国儿女”。读鲁迅的小说需要“往宽广处走”。而蒋一谈的人物则没有“明显”的指代性，蒋一谈的小说需要往“个体存在”上思考。不是说蒋一谈没内涵没深度，而是他更多关注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读《阿Q正传》，旧中国民众会感到写的就是他自己；读蒋一谈，则引起读者的内心情感共鸣。《故乡》中对割断故土情结的悲伤、《在酒楼上》历史教师对财富与亲情、责任间的取舍，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经历，但读者都会引起共鸣与思考。尽管蒋一谈和鲁迅的小说创作套路相反，但鲁迅沉痛的讽刺、真挚的情感和对小说人物的深度挖掘等特点，我们都在蒋一谈的小说中再次找到了共鸣。蒋一谈的小说主题丰富，题材多样，在同一篇作品常采用“多主题共存”的写法，主题思想多样而又充满张力。除了《故乡》，还比如《中国鲤》，借助少年的视角，从普通人的情感出发，通过鲤鱼从中国到美国的命运变化，表面上讨论物种入侵，其深层内涵则揭示了移民、文化差异等跨文化主题。叙述上，该小说是“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嵌套结构。尽管小说故事内核是展现移民文化冲突，然而叙述者“我”此刻却正坐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去探望在美国读书的女儿，而他的女儿将来很可能是移民美国的一份子。蒋一谈的作品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即关注情感。这种情感是生活中都会有的，因而其小说主题更易被读者接受。
房伟：很多作家写作时，头脑中先有概念，蒋一谈则是从人物和故事里“蔓延”出作品主题。
郭帅：蒋一谈的小说有种“漂浮感”，他喜欢采取俯视和平视角度，处于人群中间，而又跳出人群。杨庆祥这样评价他的作品：“蒋一谈在短小的篇幅里呈现了广阔的社会视域，但是他会做奇怪的逆转，好像游子归乡一样回头自视，把刚刚领入人群中的个体角度再拉回蒋一谈式的文体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善于用一个个创意将日常的素材转化为具有纵越性的故事。”蒋一谈的小说有漂浮感，不是说没主题，而是主题同时非常丰富，如爱情、婚恋、伦理、个体和世界等等。比如《china story》，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父子主题”，还暗含着更大的主题，即当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认知关系，作品名字是《China Story》，为什么不取《中国故事》这个名字呢？
房伟：所以，这是一种“轻的写作”。“轻”并不代表没有力量，而是不愿在概念和情感的表达上，做更为直露的、明晰的阐释。“漂浮并不等于轻浮”。蒋一谈的“轻的写作”，恰洞悉了当代短篇艺术的精华所在，即“写出存在本身的混沌复杂”。当代中国社会，旧的宏大叙事已破碎、而概念残留物却试图暧昧地整合为“新的概念”，强制地植入的我们的生活。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非常混乱暧昧的“悬空形态”。最奢华的盛世想象，有可能与最残酷的底层挣扎，并存于我们的信息视野中，而蒋一谈的这种“漂浮”的轻的写作，恰写出了当代中国那些“难以言明”的悬空状态。《china story》无可交流的亲情焦虑，《林荫大道》爱情在物质面前的无处着落，《在酒楼上》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虚空感，都非常准确地击中了这个时代的真相。同时，蒋一谈的“轻”，也不完全等同于卡尔维诺所说的“轻”，他有非常好看的故事外壳，鲜活的人物，而不是抽象的语言迷宫探险和文本实验，如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看不见的城市》。对蒋一谈而言，所有“轻”的特质，恰来自他对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本身的热爱。从这点上看，蒋一谈又是现实主义的，他的表述方式也是非常“中国化”的--因为这更符合中国人阅读短篇的习惯。
郭帅：他的写作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一种“游刃有余”、“无招胜有招”的写作。作品的开始，他并没有刻意表现“先入为主”的主题，而是在“探索性”的写作中将这些东西“自然呈现”出来。
房伟：概念性的东西未必坏，如果要在小说中表现概念，必须有很强的“情感可信度”，如托尔斯泰的《复活》，贵族涅赫留多夫为了妓女马洛斯娃，甘愿陪着她流放赎罪。这类故事今天读来可信度差，但当读者真正进入作者构建的强大文本世界，会发现作者的情感逻辑是自足的。蒋一谈的小说超越概念之上，主题隐藏在小说文字背后深处，是“隐含主题”，或者说，是写“存在”的小说。我发现，蒋一谈的很多短篇从构思和容量上都可以写成中篇小说，但都被他压缩成短篇来写，小说的浓度、含量、技巧非常强，但技巧又不着痕迹。《China Story》的题目很大，却以小事揭露大主题，且有多角度的阐释性。作者想启发我们思考的内容包含在人物命运中，用“存在本身”来表现主题。当然，我们总强调作家不应从新闻找题材，但《红与黑》、《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经典名著都来源于新闻事件。新闻本身是有价值的，关键是作家能不能超越题材，呈现出作家应有的状态，不能仅阐释新闻所表现出来的主题，而应表现出丰富的“存在可能性”，及主题的复杂性。从这一点来说，蒋一谈的探索非常可贵。传统的短篇小说，通常是一个生活横截面，瞬间的“内爆点”。但当代优秀短篇小说，常能通过生存状态，呈现出混沌、真实又广阔的文学世界。第二个问题，蒋一谈的小说能否进行代际归类？蒋一谈出生于1969年，年龄上属于六零后，但他与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李洱等同代作家的写作差别非常大，与七零后、八零后作家的写作完全不一样。他能被归类吗？归在哪一类别？有什么依据？
郭帅：蒋一谈生于六十年代末。按年龄界定，属于六零后作家，但又很难将其归于新生代小说家。批评家吴义勤、张清华等在探讨蒋一谈的作品时，也没有将其作为新生代作家来看。蒋一谈和余华、苏童的写作有相似之处。首先，他们的短篇小说都非常精彩。同时，他们都有鲜明的现代派色彩。国内很多作家的短篇小说虽然也会让人感到忧伤，但还是太重、太俗。而他们的作品却能给人轻盈的感觉。
房伟：蒋一谈和先锋派作家有所不同。先锋小说有鲜明的姿态，如余华有明显的暴力创伤体验，像《十八岁出门远行》、《1986年》，可追溯到文革创伤体验，他有“先入为主”的痕迹。而蒋一谈很少通过语言来直接表现思想和创作意图。蒋一谈的小说写世俗内容，但又能超越世俗，人性的微妙和复杂的情感都细腻地被呈现，从而揭示出更高的精神层面主题，这就使其作品能够超越传统意识形态，获得飞翔的力量。蒋一谈短篇小说的贡献首先在故事独特的艺术视角，第二是语言，第三是作品的时间感和空间感。
洪晓萌：很难对蒋一谈的作品进行代际归类。他的作品没有宏大视角和历史痕迹，他善于书写个人的、隐秘的、无法言说的冲动和隐秘情绪，例如他的作品《跑步》，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在现代生活中不能言说的情绪，被蒋一谈敏锐地抓到了。
房伟：蒋一谈的这种“轻的写作”，作品不乏“大意思”，他将其隐藏在生活常态的内在肌理中，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如《林荫大道》，描写当代女知识分子的内心挣扎，她也很想通过做爱来舒缓男友的情绪，以及自己在物质面前的自卑与恐惧感，可是他们的做爱也失效了。很真实、很深刻。
乔宏智：如果以作家年龄划分，蒋一谈无疑属于六零后作家，但其创作风格与六零后作家明显不同，我将蒋一谈的写作看成是对六零后作家写作的新发展，他提供了新的写作经验，是一种新的延伸和拓展。蒋一谈在2009年登上文坛，比一些七零后、八零后作家登上文坛还晚一些，但是中年的蒋一谈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更为成熟，对现实社会的切入更有力度。他的作品带有传统性，却能深入到人性深处，具有灵魂塑造的力量。蒋一谈的《透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印证“跨代际写作”的优势，其他六零后作家没有写出这样的作品，七零后、八零后作家又写不出这种类型的情感作品。蒋一谈用“过来人”的体悟和思考描写了当下社会家庭和情感的复杂问题和感受，呈现出现代城市人灵魂深处难以言说的情感纠结。通过蒋一谈的写作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创作时间早或晚，没有决定意义，关键是看写出来的作品。
房伟：一个作家能否成为大作家，除了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对故事的把握能力，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对人性的独特关照，且以独特而深刻的方式呈现。蒋一谈的“漂浮感”和他的写作姿态有关，也显现了他的独特性和写作野心。下一个问题，他的小说语言的美学特质是什么？
计昀：他的文字简洁中蕴含丰富内涵。如《china story》，标题本身就是一双眼睛，观察着整个故事，构造着整个故事。再比如《鲁迅的胡子》、《随波漂流》等，也有这个特点。
房伟：《鲁迅的胡子》有什么美学特质？
计昀：作者将鲁迅的精神特质与“鲁迅的胡子”的故事，还有人物对鲁迅的理解，通过历史时空“融合”在一起，呈现出当下知识分子对人生道路的思考。他通过鲁迅的“胡子”透视社会状貌，取得了妙不可言的效果。蒋一谈善运用“简笔”塑造人物。
他能将众多技巧不露声色地融合在一起，且作品的抒情色彩浓厚，结构巧妙，很多作品故事结局都是开放式的，想象空间很大。
郭帅：蒋一谈还有一点和许多作家不同，那就是他对自己童年经验的摒弃。其次，他对各种人物的心理写法很独特。真正好的作品是让小说中的人物脱离于作家，独立地存在。
房伟：蒋一谈的作品对读者的要求比较高，其小说受众群体绝大多数是大学和大学以上的学历。一个民工也会看蒋一谈的小说，但他会认为蒋一谈的作品里没有爱恨情仇和暴力杀戮，感觉会很无趣，看了《平凡的世界》，会有更多的共鸣和认同感。小说家的目标读者群还真是不一样。
郭帅：我曾将蒋一谈和毕飞宇的短篇小说作过比较。毕飞宇的描写细腻、准确，很有冲击力，而蒋一谈则追求“隐隐约约”的缓和叙事或者说“模棱两可”的阅读效果。他避免直接描写。比如《温暖的南极》，女子渴望一次出轨，她开着车，想象着英格兰女作家吉根的小说《南极》，但在小说中没有出现过她的家庭和丈夫，而是描写她在想象小说《南极》中的情节和细节。这种“隔了一层”的心理暗示很高明。蒋一谈对人物内心隐秘部分的写作很精妙。
房伟：很多作家都在写内心隐秘，蒋一谈有什么不同之处？
郭帅：蒋一谈通过“巨大的细节”来表现内心隐秘。如《china story》结尾，“china story”重复了52次，这是一个巨大的细节。除此之外，蒋一谈对高潮、结尾的处理很好，即高潮之后的“延宕”。如《鲁迅的胡子》叙事有弹性，重要的部分放在最后，前面都为最后做铺垫，他的意义捆绑在“去见副教授”这个事件上。再者，蒋一谈的短篇小说经常借助独特意象营造哲思气氛。如《透明》，把目光转向了都市男人的婚姻生活。“我”与妻子离婚了，但“我”舍不得女儿。“我”成为杜若的情人，并安稳于此，但还没有真正爱上她。小说写出了城市中年男人彷徨无定的内心挣扎。小说里的“黑暗餐厅”是隐喻性的存在，暗指现代都市男女无法直面的内心真实，虽然无法直面，但仍然能够共存，这是作者留给读者的延伸思考。
房伟：对，很准确，除了“巨大的细节”，还有看似“小”，却极具隐秘象征性的意象。比如，《鲁迅的胡子》的题目和构思都非常好。鲁迅作为意识形态的形象符号，最鲜明的意象特征就是“胡子”。胡子虽“小”，却反映了“大鲁迅”的一种思想表征。想象一下，“没有了胡子”的鲁迅会是什么形象？没有了胡子，鲁迅也就失去了我们一直塑造的庄严、深刻、严肃、深沉的形象。但这部小说中，“鲁迅的胡子”恰与鲁迅没有任何关系，它不过是主人公用来“扮演鲁迅”为足底保健店招揽生意的道具。如果让某些当代作家来写，可能会把这个故事写得非常暴力，甚至会把鲁迅写得非常不堪。但蒋一谈的处理，是在探寻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生存困境。鲁迅成了副教授心里最光亮的形象，一个能给他慰藉的人。此时的“鲁迅的胡子”，已经被转喻化了，不是意识形态的符号了，而具有了真正的悲悯情怀。
乔宏智：蒋一谈的故事创意非常巧妙，作品的开头非常吸引人，结尾也很有特点。
房伟：蒋一谈的作品存在“最后一笔”的策略，像一种拯救、治愈、说明、解脱，给人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如《鲁迅的胡子》，还有《林荫大道》、《china story》、《透明》等作品的结尾，小说并没有戛然而止，《china story》通过鹦鹉52次的叫声宣泄了某种情绪。《鲁迅的胡子》主人公梦见一个老先生来洗脚；《林荫大道》以男女主人公发生性关系结束。再者，他对文体独创性的贡献还在于语言。他的语言追求“素”，不是荤或俗，“素”不是平淡，而是“素中带雅”。
乔宏智：关于蒋一谈小说结尾的“最后一笔”，我认为他还是想传达给读者温暖的感觉，毕竟他的创作目的不是颠覆，也不是讽刺。这种温暖是缓和、和解、平衡的，但不是让读者单纯感觉到温暖，而是为削弱文本里的种种颠覆。蒋一谈最新的小说，依然体现了这种结尾处“峰回路转”的方式。如《透明》男主人公对前妻和亲生女儿的回归，又如《在酒楼上》中学历史教师对残疾表哥“阿明”承担起照顾的责任。文学的使命不仅是暴露批判，更应教人以“真善美”。蒋一谈以这种方式结尾，看上去好像不够残忍、不够刺痛，但反而体现了作家的济世情怀。此外，蒋一谈的小说结尾也出现了“无结尾的结尾”的方式，即不明确交代主人公的命运或将故事彻底讲完，而是在某一阶段处停止。如《透明》，男主人公的情感之路该如何走下去？作家没有交代，或仅给出倾向性暗示。从小说技法上，这样能给读者留白，充分发挥阅读想象。而这种结尾也与蒋一谈创作的题材相关。人类情感本就是难以捉摸、飘忽不定，爱与不爱往往不是永恒的，关注某一种情感，或关注人生某一阶段的情感，恰需要表现出复杂、纠结，这才符合心理真实。
房伟：蒋一谈对作品精益求精。很多作家把写短篇小说当做创作的边角料，但蒋一谈对每一篇短篇小说都很认真。
洪晓萌：蒋一谈对短篇小说写作提出“三个加号”的要求，即“故事创意+语感+叙事节奏+阅读后的空间想象”，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按照设定的要求来写。如《随河漂流》的故事创意巧妙。两对情侣在郊外游玩，各自与对方的男女朋友暧昧，然后男女主人公在一起。如果按照常规写作思路，可能暧昧期会写很长、很细腻。但是蒋一谈更多地是写精神、道德上的思考。其次，他的语言简约、平静，但不是日常琐碎式地诉说，有一种跳脱于文本外的“间隔感”。再者，叙事结构上，就《随和漂流》而言，男女主人公之所以在一起，是因为另一半首先背叛，他们本是站在正义的一面，甚至有报复的快感。但意想不到的死亡，使男女主人公正当的理由成了负罪。这个矛盾成为阻隔两人的致命一击。蒋一谈对叙事节奏拿捏精准到位。最后，阅读后的空间想象。小说结尾，他们是否会在一起？如果没在一起，会不会产生心理阴影？如果在一起，又该如何化解矛盾？结尾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
房伟：短篇在八十年代是非常重要的文体，很多作家都是写短篇出身，如刘心武以《班主任》而闻名。当时很多作家还不具备把握长篇的能力，他们经过文革的摧残，需要短篇的形式来恢复文学感觉。那时短篇文体也可快速地通过社会生活横截面来反映某些问题，如《班主任》的“救救孩子”的问题，《伤痕》的青年“心理创伤”问题。但随着社会发展，“寻根小说”出现后，“问题小说”就衰落了。90年代是长篇的年代，虽然也有很多优秀的短篇，但受到重视的是长篇，《白鹿原》、《长恨歌》、《尘埃落定》、《活着》等，决定作家地位的是长篇，不是中短篇。国外与我们有很大区别，如奥康纳、海明威、耶茨、卡佛、门罗等，他们的短篇小说往往容量非常大。契诃夫是短篇小说大师，通过横截面来展现生活。海明威后，短篇小说发生了改变，试图通过短篇来展现长篇小说的含量。蒋一谈在当代文坛存在的价值，是他追述、接续了西方的短篇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当代文坛是被忽视的。蒋一谈切入的故事点特别小，但反映的主题内容丰富，可阐释性远超90年代的短篇小说，《鲁迅的胡子》就可从不同角度阐释，如知识分子价值，理想与道德的问题，当下生存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但90年代的短篇小说就没有如此丰富的可阐释性。
郭帅：蒋一谈的作品是严肃文学，所以现在的读者群还不大，但有可能被经典化。作品经典话的的权力在谁手里？在读者手里，还是在批评家手里？1920年代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很兴盛，鲁迅是小众化阅读，但为什么鲁迅被经典化了？因为经典化的权力不掌握在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手中。我认为作品经典化的天平，会越来越向蒋一谈这一类的作家倾斜。
房伟：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喜欢严肃文学的读者会越来越多？
郭帅：我认为这是必然趋势。批评家杨庆祥认为，虽然严肃文学这种写作传播很难，但它代表了方向性的写作。蒋一谈如果继续坚持，终究会被经典化。我同时有一个疑问。余华在1984年写出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紧接着又创作了几十个短篇小说，初现文坛时也被当做异端看待，但经过二十年沉淀，回看他以前的作品，很容易就将它们类型化。现在蒋一谈出现短短几年，还缺乏对蒋一谈小说的整体阐释，他会是一个例外吗？
房伟：蒋一谈的小说是纯文学，但我们不能忽略其资深出版人的身份，他的写作出版选择具有明晰的指向性，这是他的独特气质；另一方面，他觉察到了短篇小说在当代中国巨大的阅读空缺。同时，他选择这种写作方式，女性读者会比男性读者多，而女性读者对情感的关注更多一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的小说也具有很大消费性。比如LV不是每个人都能消费起，它非常雅，同时又是俗的。蒋一谈的小说是否也有这种“文学奢侈品”的符号特征？蒋一谈的作品对读者的筛选标准很高。他很讲小说品位，小说集的封面设计比众多作家讲究。
郭帅：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有消费性。您刚才说的“文学奢侈品”的概念给我很大启发，买LV的人少，买普通品牌的人多，同样，消费郭敬明作品的人比蒋一谈的多，但我们不能说郭敬明的作品就是文学经典。蒋一谈的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取决于作品的优秀品质，及读者阅读水平的提高。
房伟：用短篇小说构建世界的难度，要比用长篇小说构建世界的难度大得多。但是，精心打造的短篇小说，往往在意想不到的角度，给我们以惊喜与感悟。比如，蒋一谈最新的短篇小说集《透明》的开篇《发生》。小说在春雨中豆瓣胡同的拆迁写起，缓慢细致，却别有意味地讲述了一位空巢老人和一个叫“夏天”的年轻女艺术家之间温暖感人的故事。这里也包容了很多东西，比如，空巢老人的孤独、城市现代化改造、当代艺术的精神指向等等。然而，当我们读到最后，一个从未接触过艺术的老退休工人，一个孤独的老人，居然在夏天的帮助下，在胡同口布置了很多小灯，完成了他的首次“处女艺术秀”，我们才明白，蒋一谈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有关“发生”的故事--生命的感悟与艺术的灵光，灵魂的拯救与精神的慰藉，都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可能性”。它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它照亮庸常的现实，赋予平淡的生活以诗意的偶然性。
计昀：蒋一谈常有宿命的忧伤之感，最终作者都会赋予一种解决方法，大多数是自省方式，但这种处理可能会减轻作品的力度。
房伟：会显得不是很锋利，这也是“轻的写作”的难度，写人生黑暗缺乏另一种穿透力，比如对生活中那些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很难处理。
计昀：我还想着重谈谈《透明》。首先，蒋一谈凭借着敏锐的感悟力，能寻找到一片富有张力的磁场，这片磁场包容多元主题，使文本具有多层解释的可能性。其次，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片磁场的特殊性，它始终来自于生活，它甚至与日常生活语境融为了一体（较典型的如《china story》。再次，融合性为蒋一谈小说创作提供了成功起点，但更显现蒋一谈创作将要面对的困难：这样的融合需要强大的叙事张力，如对话的张力，在对话中显现人物复杂情感；节奏的张力，节奏随情感的起伏时快时慢，时紧张时松弛。这两者结合得最好的是《透明》。这篇小说写得很慢，虽没离开家庭婚姻题材，但实现了对它的超越。小说主人公从社会退居家庭，显现出他对现实拒绝的态度，可是，正当他露出决绝的姿态时，女儿却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这里，女儿既是现实生活中丰富的生命，又是现实世界的隐喻，放弃女儿（放弃现实），他只能痛苦。事实上，他对现实世界依然有难以割舍的感情，这种感情发展到高潮，就是黑暗酒吧的那一幕。所以与现实隔绝是一条彻底失败的道路。结局是开放的，主人公虽茫然，但依然在精神探求的路上。这篇小说“黑暗酒吧”的磁场选择非常巧妙，它的隐喻力不仅承载着主人公的心境，更承载着时代的心理，黑暗本身就构成时代“寓言”，它和城市明亮的灯火，创造出了完整的“城市风景”。
洪晓萌：蒋一谈对小说有自己的期许和规划，他有十几年没创作，他说将来会为孔子、孙悟空等他喜欢的人物写书，明显是有计划的。从蒋一谈的新作来看，他的作品很结合当下时事热点，如《透明》、《故乡》当下婚姻危机；《发生》空巢老人的精神空虚；《二泉不映月》文化“娱乐至死”的畸形现象；以及《跑步》《故乡》的雾霾、钓鱼岛等现实问题等，但蒋一谈不是“非虚构写作”，将这些问题作为主题予以评说，而是将这些严肃的、甚至是政治性问题“轻描淡写”，以跳脱于外的视点，从更高层次呈现更广博的、普适的关切，同时也给读者更多自我思考和反思的空间。
房伟：为什么九十年代中国没有出现类似的写作？我们的生活的确在变化。蒋一谈在2010年才被关注，这几年我们的短篇小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批评家。你们觉得，现在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郭帅：现在的读者正在分层，口味差别很大。白领群体，可能会喜欢卡尔维诺、卡夫卡等作家，但他们目前对中国作家还缺乏足够的阅读体验和认同。感觉现在的大学生群体，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少了。
乔宏智：最伟大的艺术都是自我风格的最大化呈现。我想，蒋一谈的未来写作，可能取决于他能否更好地坚持并深化自己的写作风格。我觉得，如果他能将“轻的写作”继续发扬光大，为之赋予“飞翔的翅膀”，他的短篇小说之路还会有更大提升。
房伟：最后，还想说说蒋一谈的新作《在酒楼上》。蒋一谈的短篇总出现鲁迅的影子，但也只是影子。而且，“鲁迅”不是小说主题理念或写作技巧，而是一种致敬，对逝去表达非常复杂的情感。鲁迅是作为“标本”存在的。小说中青年知识分子在生存、现实、希望、金钱、亲情、爱情以及自由之间的挣扎与选择，与鲁迅当年揭示的知识分子的时代苦闷，形成了某种深刻的“互文”。时代变化了，但知识分子寻找心灵价值的呼唤依然还在。希望蒋一谈不断掘进，今后的短篇小说写作之路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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