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创作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长篇小说创作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即使不从传统的、学理的角度谈问题，也暂不把长篇小说提高到民族精神的史诗的层面上来认识，单就图书出版量和读者消费所形成的效应来考察，长长篇小说创作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即使不从传统的、学理的角度谈问题，也暂不把长篇小说提高到“民族精神的史诗”的层面上来认识，单就图书出版量和读者消费所形成的效应来考察，长篇小说也很值得重视。况且，这个文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承担的丰富人类精神世界、提升民族素质的使命，也是无可回避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篇小说不单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主餐，而且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杆。在社会生活日趋繁复生动，精神需求供给渠道日益多种多样的今天和未来，长篇小说应承载与附着的价值也会越来越多，人们有理由对她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期待，如此，现在谈论长篇小说创作如何发展等问题，难度应当说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先不预设终点，只立足于从涉及这个文体发展的所有角度谈问题，也势必牵扯到一些外部条件、契机等层面上去，而忽略了对本体品质的关注，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们莫不如单刀直入，直接就照着长篇小说问题本身的“七寸”劈下去。
长篇小说的表现领域能否得到拓展
题材从某种角度讲不具决定意义，这是被小说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但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作家在作品尚未孕育的时候，恐怕就已经与题材问题狭路相逢了，在动笔前的所有考证、探访、积累、筛选，都与“题材”相关，为此作家还要进行一番调查——以避免撞车、重复造成的浪费。有时题材成为写作冲动的首要元素，甚至成为必要的前提。正如人类的生活与精神发展无边无涯一样，人类精神世界的疆域，也是没有限度的，因此，人们拥有了对长篇小说题材生长无限丰富、无限延伸的绝对需求，但就目前我国长篇小说所涉及的领域而言，我认为缺憾与空白还比较多，读者及文体自身期待长篇小说在题材上有更开阔的视野，理由是较为充分的，事实上，题材的狭窄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我们长篇小说艺术的进展和影响力。下面只举几端，让我们看看题材拓展之势在必行。
应该承认，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对科技发展的表现明显不足。人类社会早已进入以科技为重要支撑的阶段，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人们几乎每时每刻都能聆听到科技大踏步行进的步履。并且，科技也在一天天地更新和推动着文学——也包括长篇小说的潜在变革，目前至少看得到的就是科技对长篇小说书写手段、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更新，绝大部分作家由“笔耕”变“电脑耕”，作家吸收信息、积累素材有了“互联网”这个快捷、方便万倍的途径。事实上，长篇小说的艺术构建不单无法回避科技，而且还应在与科技的互动、结合中生长。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首先要将题材领域更多地伸向现代高科技的世界，反映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发明、科技创造与科技进步的潮流，举凡生物技术、电子信息、航天航空、新型材料，任何领域均可成为长篇小说驰骋的疆域，都可更多地得到展现，以充分反映科技进步的前沿状态。同时，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也能更多地反映各个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科技英才、科技领头人，这不应该只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专擅的领域。在《哥德巴赫猜想》这个纪念碑之外，我们应树立新的标高，而且长篇小说凭借自身优势，更宜大胆进行科学幻想的实践，大力鼓荡科学面向未来的风帆，就点燃全民族幻想力而言，长篇小说进一步开发的空间不可限量，这方面我们历来是薄弱的，读者期待在高士其之后新的建树——科幻文学式微，连带着我国科幻电影几乎绝迹，观众不满久矣。
再如，生命与疾病相生相伴，人的成长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成就了一个个奇迹。不但人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在与疾病进行着不懈的抗争，生、老、病、死是人类最重要的人生体验之一，而且，疾病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阶级、种族等方面的话题，疾病对人的肉体、心理、人格造成的巨大影响，其间所蕴含的戏剧性、文学性，实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癌症、艾滋病、SARS，到今天的甲型流感H1N1,我们看到，这些疾病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人类肉体上受到的伤害越来越烈，这些难道不最可以化为叙事文学内容、也最应该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得到表现吗？而我们的作家对这些新的挑战尚缺乏应对的准备。至于疾病的战利品——死亡的世界——除去诗歌散文之外，难道不应成为我们长篇小说的武库吗？从物种上说，人当为以心理活动见长的种类，人的心理世界之丰富、幽深，堪称具有艺术表现无限可能性的所在，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人物心理探询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做法，但从题材角度讲，更多地从心理学角度认识人物、表现人物，对隐在“冰山下”的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文学的挖掘，在我国的长篇叙事文学创作中还是亟待开拓的新领域。好在，毕淑敏的《女心理师》从心理分析医生的角度看他人的心理世界和自我的心理世界，李兰妮的《旷野无人》着眼作者个体疾病与心理的变化，力图对两个领域进行深入的挖掘，开了很好的头，但“心理叙事文学”总体上说有待充分发展。
灾难与人类如影随形，是人类无法规避的现实经验，而且灾难的庞大子系也日益与现代科技发展密切相连，人类文明成于科技毁于灾难，正如人类社会常常惠于气候毁于气候灾难一样。苦难是文学的重要主题，对灾难的表达、思考、升华也理应成为文学中更加突出的课题，同样不能让位于报告文学。我国远的不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七十年代的唐山大地震，从1998年抗洪、SARS危机，到低温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一次次的灾难为文学表达提供了诸多机遇，我们的文学为表现这个领域做了多方面探索，但在长篇小说领域引人注目的力作显然还不够多。
体育作为挑战人类体力——某些门类也是挑战人类智力极限的最伟大的游戏，对全人类的动员、影响非同小可，甚至对一个国家和民族人格的成长也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体育往往既作为一种国民体力的标高，也作为精神的标高而存在，体育精神不仅关乎民族肌体之强壮，也关乎民族胸怀、精神气质的涵养，培育诸如规则、勇气、竞争、公平等人性因素，张扬诸如耐力、坚韧、拼搏等精神，鼓励热烈、向上、积极、服气与不服输的理念，对于民族与种族的进步极具意义。再如，奥运会将不同国家、种族的健将精英聚在一起，进行一次全球村民的狂欢。到目前为止，我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在体育竞技领域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在朝着世界体育大国迈进的道路上，付出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努力，但与世界其他体育大国、强国或者非强国相比较，说到以长篇叙事文学的形式弘扬体育精神还需要走很长一段道路。
当然，除这几端之外，关于法律法制、财经金融、海洋外空，等等，我们的长篇小说涉及比较少，这本身不具备说明阻碍文体艺术进展的任何含义，但确定的是，题材拓展不够，会制约我们丰富艺术表达的可能性，当然，也但愿只是可能性而已。
长篇小说的思想力是否需要提升
长篇小说不一定是生活的教科书，现在更是如此。励志、讽谏、取喻、劝导，也是高度发达的电视、网络、动漫甚至网游等的重要价值指向——有时还是定位。但人们也看到，能够留存在人们记忆中的厚重之作，必定承载着足以让人们振奋、深思的富于理性内涵的元素。社会生活的变化源源不断地为长篇小说的进步提供最充分的前提与动力，只要世界上有战争、疾病、饥饿、灾害、恐怖、仇恨，长篇小说作家就不会放弃呐喊，人类不停止对公平、正义、真理、幸福、理想的追求，这个文体就应该倾心去给予表达。遵循文学亘古不变的公理，沿着文学的常道走下去，“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也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也罢，长篇小说应振起艺术想象的翅膀，描绘人们更加憧憬的未来图景，尽情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和人性的光辉，完成这些使命或责任，精神价值或思想力是极必要的因素。
增强长篇小说思想力重要的是要重树和标举人文精神。文学是人类的精神现象，“肉体可以复制，精神不可复制”。当今，文学与宽泛的社会意识形态被笼统地捆绑在一起的时代结束了，长篇小说不承担改天换地的任务，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长篇叙事文体的认识社会、提供思想养分功能应该被消解。关于人类生于斯世的使命，关于深藏于人们内心的人文的情愫、对宇宙奥秘的探求，关于人类对文化传统的承继等，一刻都不能被稀释、剥离和摈弃。经典作品往往把人往何处去、人类的生存困境作为重要表现对象，那些借助长篇小说这个文体，致力于表达对人的充分尊重、对人性光辉的深情礼赞、对人类美好未来坚定信念的作家，总是能够赢得长久的尊敬。在长篇小说构筑的世界里，崇高、神圣应享有被膜拜与尊崇的地位，残忍、罪恶、冷酷应该得到鄙夷和鞭挞。正如人们反对津津乐道于人性的黑暗、生存的罪恶、宿命的灾难，长篇小说更不应以否定人作为万物之灵的伟大来贬低这个文体。
托举长篇小说的思想力应表现为努力彰显民族与时代的主流价值、核心理念。任何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疑都有赖于引领整个民族前行的核心价值的有力支撑。勤劳自强、公正民主、以人为本、团结互助、和谐共进等理念，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已成为我们本民族奋发精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这些精神和思想，对我们民族成长的影响是久远的、有效的、可见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是我们自己塑造、培育和养成的，长篇小说不放弃促进民族人性光彩升华的使命，就应该通过创作，多表现和传达那些在素朴的外表下闪光的思想，实际上，人们对作家如何看待劳动、科学、创造、和谐等一些最基本的观念，实际上比借小说谈论各种主义更感兴趣。劳动光荣、天道酬勤，相信科学、尊重智慧,反对守旧、呵护创造，以及崇尚乐观、宽容他人等观念都需要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给予弘扬，如是，我们的文学宝库才能得到极大丰富。
落后思想是人类进步、成长的大敌，而且往往具有继承性、顽劣性，特别需要人类奋力剔除，文学史上的长篇佳作大多有这样的气质，罗伯特·杜弗斯评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时说：“《美国的悲剧》不是那种推荐给疲惫的生意人坐在炉火边为消遣而读的书，但是，作为对美国民族性较阴暗一面的揭露画像，它要求人们对它加以注意”（《西风吹书读哪页》，P66）,说的就是名著的批判意义。事实上，撇开批判现实主义不说，从《堂吉诃德》《悲惨世界》《复活》到《汤姆·索亚历险记》《金色笔记》，从《红楼梦》《阿Q正传》到《家》《骆驼祥子》《白鹿原》，无不透露着反落后思想的光芒，从中不难看出智者对崇拜权威、男尊女卑、因袭保守、迷信僵化、弱肉强食、文过饰非等等思想和作为的极度厌恶和痛恨。我国曾有过长时期的封建社会历史，除重男轻女、重农抑商、重君轻民等之外，单说现在，那些无限度追求权力的风气、崇拜金钱的风气、对创新和成功的嫉妒，以及“窝里斗”、庸俗人情关系、迷信活动猖獗都是十分可怕的，而消灭所有这些思想的妖孽，要靠先进的思想力，要靠文学艺术的批判、讽喻及润物无声的熏陶，长篇小说担当这样的责任，是理所应当的。
长篇小说艺术表达的亲和力之途何在
“对于艺术来说，怎么写的问题，要比写什么的问题重要。”屠格涅夫曾经这样说过。在长篇小说发展的路途中，作家采取何种姿态、如何进一步增加其艺术表达的亲和力，当是攸关巨大的课题。目前，关于长篇小说的写法及其精神意趣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关注。在长篇小说面临的多种选择面前，艺术表达显得最急迫，原因很简单，长篇小说与影视、网络文学、动漫、网游、景观歌舞等娱乐形式有不可比性，但市场和受众需求让它们狭路相逢，长篇小说要争得更多的受关注份额，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恢复、焕发其属于这个文体的本体的、独具的艺术魅力，重建长篇小说艺术表达的亲和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涉及的话题主要有：
——要不要“主义”？长篇小说艺术发展史告诉人们，在各种“主义”烟消云散之后，仍能看出，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作为技法和观念还具有引领意义。这个趋向现在随着多种文艺样式的合流，多种艺术手法的互相影响、渗透、交错，已经慢慢消弭在各种技法的背后，现实主义不再是许多文艺样式、文体风格的富于价值支撑的唯一特质。有位美国人说：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现实主义仍提醒人们技巧的极端重要性，每个写作者都不可能躲在象牙塔里进行艺术的自我完善，也不可能以贵族化的清高姿态对待小说艺术，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更多地以大众化、平民化的平视姿态面向读者大众，以更加开放的平常心对待手下的笔，把在创作实践历练中积累的技巧、观念，化为对文学创造的热忱和激情，他们不再标榜“主义”，而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调适自己的创作方向。研究过那些厚实的有质量的作品能够焕发出强大艺术魅力的原因，不难发现，现实主义仍然不可能绕开，在对艺术上的多种“主义”经过大面积移植、借鉴之后，人们发现了这个强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坚持在情节、细节、结构、描写、语言、神韵等方面下工夫的创作方法的有效性，而那些艺术性强、能够扣动普通人心弦的作品的创作过程，同样也昭告我们，作家应关注人类精神生活演进、关注文化创造脉动的，以对艺术的真诚之情，化技术热情为艺术创造，靠生命体验赋予文本丰满鲜活的血肉。同时，浪漫主义在长篇小说创作中退潮和式微危害性很大。长篇小说作家身上需要浪漫主义气质，长篇小说的血液里应该有天马行空的幻想和奇异怪诞的色彩。
——如何吸纳“新质”为我所用？长篇小说的历史发展反复表明，任何独擅的、封闭的艺术技法必将走到生存的尽头，拒绝接受外来的影响与冲撞，势必无以产生新变与飞跃。近百年来，文学与现代科技成果的不断结合，导致了许多新的文艺样式的产生，多种文化消费形式、多种新的文艺样式日甚一日地冲击和挑战长篇叙事文学。我们看好长篇小说的前景并对其保持乐观，当然应建立在她具有相当强的“吐纳”能力这个基础上的。长篇小说只有以更丰富、更饱满、更积极的姿态应对过去的传统与当下的新变，只有更加开放地迎接来自环境外部、文化内部的挑战，以更自觉、自我、自为的方式推动自身的演进，才能寻得突破。比如，网络文学在读写之间构成的十分丰富的“认知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和作为“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以及人生经验交流的平民化书写方式”的特质，也恰恰是对长篇叙事文学最有启示借鉴意义的关节点。网络导致作品文本与读者不断互动，要求长篇小说的语言表现力进一步丰富，要求长篇小说的叙事更具连续性。手机小说、手机短信则迫使文学的语言更加凝练，对长篇小说提出了新的要求，勇于吸纳新质的作家们将使长篇小说的未来更加绚丽。文学的明天将更加有赖于耕耘者的创新。
——是否更需强调“智慧”、“有趣”？长篇小说是作家精神劳动的结果，是智慧的结晶。我们是个智慧的民族，古代话本、弹词、平话，《三言》《二拍》，里面的智巧、机锋是丰盛的，但我们在阅读我国长篇小说的过程中，却往往很难体会到智慧之乐、趣味之乐，为什么？中国人的幽默感、智慧感，我们民族文化对意趣、意味的强调，难道在长篇小说中是无法复活的幽灵吗？在侯宝林、马三立、马季、侯跃文离我们远去之后，人们忽然发现智慧的笑对民族是何等的可贵。我们不奢望短期内中国会有卓别林出现，但我们都期盼文学更加智慧一些、灵动一些，至少有趣一些。是什么观念框住了我们的小说思维？从世界文学史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一个作家来讲，把一个有长度的故事讲得令人信服、好看，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福斯特、亨利·詹姆斯、纪德和康拉德之后，在长篇小说的艺术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之后，人们其实猛的回过头来，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小说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那就是在情节、故事、人物、环境、心理之外，还应有个“智”、有个“趣”的问题，直接指向我们的精神领域，直接回应我们内心的需要，应该成为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尺度。《第二十二条军规》也好，《城堡》也罢，米兰·昆德拉或是大卫·洛奇，之所以能够深深打动人心，也在于其智慧的光芒。在了解社会、认知他人、懂得历史之外，人类其实更需要得到乐趣和智慧的照射、熏陶、沐浴，这是我们的深层的需要，是关乎我们生命延伸的需要。那些从我们易于理解的角度上“拒绝深刻”，乃至趋于远离智慧的、盲目的叙事，那种乐于迎合和取悦读者低层次要求的浅薄的故事，是我们应该着力避免的。
（黄河文学2010-1-14梁鸿鹰，学者，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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