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潮流与特稿写作
特稿潮流与特稿写作 [中国特稿社]熊蕾 2001年5月31日 我们讲的特稿，主要是报纸杂志等纸质印刷新闻媒介所采用的特稿。我们来看一看国内几家比较受欢迎的报纸杂志：占据这些报刊杂特稿潮流与特稿写作 [中国特稿社] 熊蕾
2001年5月31日
我们讲的特稿，主要是报纸杂志等纸质印刷新闻媒介所采用的特稿。我们来看一看国内几家比较受欢迎的报纸杂志：占据这些报刊杂志版面的主导地位的，已经不是传统的消息了。虽然它们有的新闻性比较强，但是仍不同于消息性新闻报道，因为它们有分析，有背景，有综述，是典型的新闻特稿。有的虽然有一定的新闻性，但是不具备典型消息报道的时效性，是针对某个社会群体的趋势性的报道，也是特稿。
这些版面，可以说体现了一种潮流，我姑且称它为“特稿潮流”，就是：报纸杂志化，新闻特稿化。很多报纸增加了以特稿、专稿、通讯、特写为主的专栏或专版。很多杂志增加了封面报道的版面和分量，并增加了专题报道。就连我们新闻界领导们大力提倡的“现场短新闻”，在写法上也在向特稿靠拢。
特稿潮流是怎么出现的呢？
应该说，它是信息爆炸逼迫传统的印刷新闻媒体或者说纸质媒体变革的结果之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纸质媒体就不得不不断变革。特稿潮流，就是传统纸质媒体为了自身生存而对传统消息性新闻报道的一种变革，报纸杂志化，新闻特稿化，就是使报道深化和多样化。
首先看看报道的深化。大家都知道，新闻传播领域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是广播技术的普及。第二次是电视技术的普及。第三次是互联网的普及。每一次革命，都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信息传播的广度。每一次革命，对这一领域资格最老的纸质媒体也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国内放了一部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在当时风行一时。影片好多情节我现在都忘了，也不记得主人公叫什么了。可是电影里两个同去“未来世界” 采访的记者之间，有一段对话，我忘不了。那是来自电视台的那位女记者问那个男记者在哪儿工作，那男的说，在一家报纸。那位拥有数十万观众的女记者马上说，就给几千老头老太太看的报纸，还有什么办头？
这部电影是70年代出品的，那正是电视突飞猛进的时代。所以电视记者可以那样傲视报纸记者，你们可真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然而到今天纸质新闻媒体也没有灭。在中国，仍有大约8000种报刊杂志在出版。既没有灭，就有他存在的理由。顺便说说，如果电视真可以把纸质媒介灭了，那些电视主持人也不必纷纷出书了。他们那些话，光在电视里说不就行了？
电视也好，互联网也好，它们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信息传播的广度，互联网更促进了信息交流的互动，其意义和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但它们还是有其自身的弱点。最大的弱点，就是浅和不能持久。快是它们的优势，同时也是劣势，快得让他们难以把报道做得很深，快得让受众难以消化和细细品味。而受众之中，能一连几小时坐在屏幕前接受信息轰炸的人，目前还是不多。对某个事件在通过电视或互联网知其然之后，如果还想知其所以然，那么大多数受众会去寻找纸质媒介以求深入了解。而纸质媒介如果想吸引受众，也必须拿出比电视媒体和新闻网站更深刻的东西。
对张君犯罪集团受到法律严惩的消息，电视台、互联网的报道可以说相当详尽。但是《三联生活周刊》还是拿它做了一期封面报道。报道采用记者第一手的采访材料，通过执法者、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这个罪犯的人性本质和犯罪根源，确实比较深刻。它对另一事件也做了深化报道，就是重庆武隆县的山体滑坡。对这次山体滑坡，电视最多能闪过几个镜头，消息性新闻报道也就是何时何地发生的滑坡，死了多少人等基本情况。而《三联》的报道却写了一些更深层次的情况，包括地质学家对这个县地质情况如何分析，开发商如何在滑坡体上盖楼等情节。
电视报道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除了迅捷，镜头捕捉的画面，还给人一种真实感。但是，更多的情况是电视镜头捕捉不到的。如果对某一事件的电视报道引起了公众的兴趣，那么，捕捉到这一事件在电视画面以外的那些情况的纸质媒体的报道，对这一事件的背景和影响能作出深入分析的报道，就会拥有读者。这种报道的深度，应该说是电视和互联网取代不了的。前不久，我们同《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座谈目前美国新闻周刊的发展趋势。他说，同十年前相比，《时代》已经不注重事件性的报道，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事件的发展趋势上，放在对这种趋势所体现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影响的估计和分析上。这是纸质媒介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而出现的变化，也是电视和互联网的一个功劳：它们逼着我们屏弃浅薄，走向深入。
特稿潮流不仅体现在纸质媒体的报道走向深化，也体现在报道的多样化。
首先是特稿自身功能的多样化。十几二十年前，特稿的功能，主要是报纸特稿的功能，还仅限于使报纸不枯燥。如果一份报纸从头到尾全是消息、硬新闻，读者会看得很累，就会弃之不顾。所以特稿的功能很单纯：娱乐读者。有的报纸，如香港《南华早报》，至今还保持着特稿的这种功能，它的特稿版还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建筑、时装、影视戏剧等等娱乐性很强的栏目。那时侯，在西方国家你要自报家门说你是“特稿记者”，别人就会自然以为你是写这些软性东西的记者，当然，他仍然会很尊重你，因为“特稿记者” 的头衔表示你有非常好的写作能力。
但是，新闻性报道的深化和特稿化，加上报纸杂志自身的发展要求，不可避免地使特稿也要具有提供信息的功能。特稿的功能扩大了。它不再是软性报道的专有名词。像前边提到的《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张君、武隆滑坡的报道，都是关于“硬事件”的深度报道。特稿这种功能的扩大，体现在《南华早报》上，就是在传统的特稿版之外，又增加了“聚焦” 版，对一些具有趋向性的问题做深入报道。它们同属于报纸的社评部。
此外，特稿还具有为社会公益服务的功能。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贫困学生、危重病人境况的报道，催人泪下。记得去年《北京青年报》用一整版篇幅写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在宾馆“趴活” 时总加塞，原来是他女儿患了白血病，他要多挣钱给她治病。报道写得很感人。很多读者看了报道，就要给那位司机捐钱。这也可以说是特稿这种新闻报道形式的一个独特功能。
我们对外特稿还有一另一种服务功能，就是给中外之间搭桥。比如外国人想到中国来投资，不得其门而入。我们就要针对他们的要求加以介绍。而我们的用户各种各样，我们也要为他们提供服务。我们有一个用户，是《国际水果杂志》，在瑞士。他们有时要关于苹果的特稿，有时需要关于大蒜的特稿。我们也不大明白大蒜和水果有什么关系，但是用户有需要，又不涉及国家机密，我们就提供。
当然，我们国家所有的媒介都受党的领导，都具有宣传或者教育的功能。那些典型人物的宣传很少通过消息报道，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特稿的作用。
其次是特稿形式的多样化。有分析、综述形式的特稿，有以对某一事件做现场描述为主的特写，有人物访谈类的专访，这些专访又可分为一问一答的访谈和人物速写。有单独成篇的专稿，也有就一个专题从不同方面进行报道的组稿。有为树立典型唱颂歌的通讯，也有目的在于揭露某些阴暗面的调查性报道。它们或长或短，各具特色。
第三是特稿内容的多样化。政治、经济、国防、司法、社会、教育、科学、文艺、考古、旅游，都可以是特稿报道的内容。特稿可以写一人一事，也可以写一城一镇。单是国际问题，就有多少可写的内容！中美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大陆和台湾、中东问题，给特稿记者发挥的余地，实在是很大。
不过，特稿的功能、形式、内容再多样化，有一个功能，在到目前为止的新闻学分类中，它还不能涵盖。那就是评论的功能。在西方国家，评论、社论、言论，与新闻报道是严格区分的。评论、社论和包括读者来信在内的言论，只能出现在言论版，不能与包括特稿在内的报道混淆。这很有道理。不清楚国内的规矩如何，反正我们对外供稿必须严格遵守这一规则。记者的立场和观点，不能赤裸裸地写在报道中，任何带有结论性的话，决不能由记者直接写在稿件中。
以上可以说是特稿潮流的一般趋势。
先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讲了半天特稿，什么是特稿？特稿跟消息的区别在哪里？
请大家看两组例子。
A1
清华大学4月26日电
享誉世界的著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今天与清华大学青年学生畅谈《美与物理学》，共庆清华大学90华诞。
清华大学是杨振宁先生的母校。杨先生今天在讲话中回忆了他在这里的成长经历，勉励同学们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A2
家住清华大学西院十一号的一个淘气孩子在看到一本名叫《神秘的宇宙》的书以后，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
这个十二岁的孩子“爬过清华园里的每一棵树，甚至研究过里面的每一棵草” 。但是，这本讲物理学领域最新发现和理论的书引起了他更浓厚的兴趣。
这位60多年前发下这一宏愿的少年，后来果然成为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今天回到和他一生结下不解之缘的清大学，在母校建校90周年之际和学弟学妹们畅谈《美与物理学》。
再看美国一本教科书上的例子：
B1
B1
44岁的赫尔曼．道森于本月当选为密苏里州墨西哥市的第一位黑人市长。道森曾任一所中学的校长助理和浸礼会牧师，自60年代中开始在该市居住。
B2
赫尔曼．道森最初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公共场所的厕所都标有“白人使用”和“有色人种使用” 的标记。
那是60年代中期的事。现在这些标记早没了。密苏里州的墨西哥市这些年来变化很大，对历来自认为属于南方的这个州的腹心城市来说更是如此。
变化最大的标记可能就是道森本人。这位44岁的中学助理校长本月成为该市第一位黑人市长。
从这两组例子，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消息和特稿的区别？
消息：快，直截了当。突出的是事。
特稿：通过悬念吸引读者，有人情味，让读者感到亲切。
在这两个例子里不明显，但是消息和特稿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
消息的信息源可以是单一的。比如外交部开中外记者吹风会，消息源可以只有一个：外交部发言人。记者把他讲的主要内容记下来，就可以发消息了。
特稿就不能只有一个信息源。就这个问题，除了外交部发言人的话，你还需要专家学者的意见，乃至大街上老百姓的意见。是多源的。
希望大家注意：消息和特稿各有其功能，各有千秋。这两组例子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可以说，消息是快速反应部队，特稿是轻骑兵。
尤其在报道需要抢时效的大事和突发性新闻时，更是消息报道大显神通的时候。这时候，所有记者第一位的事都是争取最早把新闻发出去，而不是其他。这时候，你非要写特稿，就矫情了。
我自己认为，写消息是写特稿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是写不好特稿的。我主张有兴趣从事特稿报道的年轻人先干两年消息性新闻报道。因为特稿虽然不需要消息那样紧迫的时效，但是它同样需要记者的新闻敏感。
讲特稿写作，有的老同志，光是开头就可以罗列多少种。跟武侠小说似的，开门见山式、设问式、综述式，等等，等等。然后就是起承转合，如何过渡，如何结尾。很烦琐，我们没有时间那么讲，讲了也不实用。我自己写特稿，从来不去想那些套路，记不住。
那么特稿写作讲什么呢？我们写特稿，都想把它写得好看，吸引人。写得好看、吸引人固然要靠写作技巧，更要靠其他很多因素。所以我想讲讲这些因素。大家都以为特稿是写出来的。其实，一篇特稿从选题、调研、采访到最后完成，真正坐下来写的时间，最多只占全部工作量的30%。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花在写作以外的那些因素中。
一篇好的特稿，能够打动人的特稿，都需要哪些因素呢？
第一个因素：谁要写？是我要写，还是要我写？
这两者，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心态不同，结果当然会很不相同。你自己产生要写一个人、一件事的愿望，和别人安排你来写，差距是很大的。我自己写得好一些的特稿，都是我主动想写的。
在我们特稿社，对于新手，我们会帮助他们找题目写。他们当中进步快一些的，都是很快对安排给自己的题目产生了兴趣，变被动为主动。试想，如果你自己对你要写的题目都没有兴趣，你怎么可能让别人对你写的东西感兴趣？所以，写特稿的第一个因素，是你要有很强烈的兴趣，想写这个题目。即使是别人要你写的题目，你也必须尽快产生兴趣来写。我们说有些年轻记者上路很快，就是说他们很快就能对安排他们写的题目产生兴趣。说他们出道很快，就是说他们很快就能自己主动找题目来写了。而差一些的，对安排给他们的题目总也找不到感觉，自己又找不到题目来写。这就很难办了。如果一年之后还要等人安排做题目，那就没什么希望了。一个好记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好奇心。没有好奇心的人，不适合当记者。
第二个因素：给谁写？
写特稿，有两大忌讳：一是完全给自己写，一是要给普天下的人写。这可能是特稿或者说新闻作品同文学作品不一样的地方。文学作品，是作者自由抒发自己的感情，由读者或者市场来选择是否接受。特稿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则需要选择读者和市场。如果听凭特稿作者从自己的兴趣自由抒发，很可能谁也不会买他的帐。如果想写一篇让普天下的人都认可的特稿，起码在我们做对外报道的这里行不通—— 普天下的报刊杂志各不相同，谁认你？
当然，国内一些指令性的人物典型报道，是中国特色。这些报道所写的人物虽然都很优秀，但是那种报道方式和推广方式，是没有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力的。
所以，我们写特稿，一定要知道给谁写？十多年前，我们有两家对中国美术感兴趣的用户，一个是英国的《东方艺术》，一个是香港的《亚洲艺术》，格调都很不错。那时我们人也比较强，写艺术的小伙子水平很不错，在两家杂志都发表过不少特稿。可是一开始，我们却闹过笑话。他写了一篇介绍某位中国花鸟画家的特稿，写得很有文采，我们就把它投给了《东方艺术》。没有多久，稿子被退了回来—— 那时没有互联网，国际电信也不发达，我们跟用户联络还要靠邮寄。编者说，我们只介绍已故的艺术家。我们再把稿子转给《亚洲艺术》，他们很快就采用了。后来这位记者又写了一篇特稿，好象是讲唐代画家的。我们搞发行的同志觉得《亚洲艺术》上次用得不错，这次还给他们吧。没想到稿子也被退回来，编者说，我们只介绍活着的艺术家。所以，不知道给谁写，稿子再好也卖不出去。
常常有年轻人来找我，说对文艺特别感兴趣，想写这方面的特稿。我就问，对哪方面的文艺感兴趣？老实讲，像国内所谓“娱记” 写的那种东西，在海外的英文报刊根本没有市场。我们目前还没有对外国影视明星或歌星感兴趣的用户。所以，对那样的兴趣，我只能抱歉。
不要小看给谁写的问题。知道你的稿子是给谁写的，你就向成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因为每个报纸杂志都面向一个不同的读者群。对不同的读者群，当然要提供不同信息。我们有影视方面的用户，《好莱坞报道》，每年角逐奥斯卡奖的片子，必定要在这家刊物和另一家叫《综艺》的刊物上登广告，这家刊物的读者是什么层次，可见一斑。他们关心的东西，当然不同于那些小报读者。
知道给谁写，才谈得上针对性。
现在国内有些记者写稿子，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而是给领导看的。这实在是做记者的悲哀。
第三个因素：写什么？
这个问题，也就是特稿选题的问题。今天不展开讲，只分几种情况简单谈一谈。
一般来说，如果你隶属于某个报刊杂志，作为普通记者，你可能会根据编辑部的部署，去采写一个专题；也可能需要自己提出选题。作为编辑，你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读者的要求或市场的需要，策划选题。
如果你是自由撰搞人而且小有名气，可能会有报刊杂志来向你约稿，要你采访什么题目。但你还是需要不断提出选题建议，看看有没有编辑会感兴趣。如果你是刚开始干这行的自由撰搞人，那是不会有人找上门来的，你必须自己找选题，再把它推销出去。
我们的记者各有分工，对自己分工负责的刊物比较熟悉，知道他们要什么。由于多年供稿建立起来的信誉，刊物对我们也比较信赖，我们发去的稿子，命中率还是比较高的。
第四个因素：采访谁？
知道了给谁写，写什么，下一步就是采访了。采访，当然要确定采访对象。
以我1998年给美国《科学》杂志写长江三峡大坝截流为例。这是1997年10月大江截流时，我们向《科学》建议的题目。他们感兴趣的原因，在于这个项目争议很大。虽然工程已在进行，但是争议并没有停止。
这是我要写的题目。我知道曾经有科学家对这个项目有不同意见，我很有兴趣了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写这个题目，无所谓赞成还是反对这个项目，就是为后世给中国科学留下一份历史的记录：对待这个问题，中国的科学家们曾经有这样这样的态度。
这是给权威科学刊物做的报道，所以必须具有科学性。对内报道那种一边倒的做法，《科学》是不能接受的。
在确定采访对象之前，先要做些案头工作，也就是搜集和研究材料。包括媒体以往对三峡工程的报道，更要看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们发表的文章。
这里，我特别注意相关专业领域科学家的意见。我们知道一些对三峡工程有不同意见的著名科学家，如周培源，但是他们不是水利、生态方面的专家。所以他们的观点我只能参考。
看了大量的材料，发现争论的焦点就是两个：泥沙和生态。
围绕这两个问题找采访对象，就相对容易了。
根据对资料的研究，也根据一些熟悉情况的老同志的介绍，我确定采访陆钦侃。他曾任水电部规划司副总工程师，是中国最早参与三峡工程工作的人之一。早在1940年，他就去美国科罗拉多跟美国垦荒局的萨凡齐工作，帮他做三峡工程规划。我采访陆老时，他已85岁。这位老先生不反对上三峡工程，但是对现行的大坝高度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大坝蓄水位不从计划高度175米降低15到20米，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西南最大的港口重庆，就会被淤死。
他认为，坝越高，淤积也会越严重。围绕这两个问题找采访对象，就相对容易了。
根据对资料的研究，也根据一些熟悉情况的老同志的介绍，我确定采访陆钦侃。他曾任水电部规划司副总工程师，是中国最早参与三峡工程工作的人之一。早在1940年，他就去美国科罗拉多跟美国垦荒局的萨凡齐工作，帮他做三峡工程规划。我采访陆老时，他已85岁。这位老先生不反对上三峡工程，但是对现行的大坝高度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大坝蓄水位不从计划高度175米降低15到20米，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西南最大的港口重庆，就会被淤死。
他认为，坝越高，淤积也会越严重。“长江的泥沙量每年平均达5.2亿吨。为减少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提出了‘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就是在洪水期过后蓄清水（或者说含沙量较少的水），在洪水期则降低水位，以大流量排沙。但这恰恰和工程以防洪为主的目的背道而驰，因为含沙多而水量最大的时候正是在洪水期。” 他说，如果蓄水位在175米，那么最严重的淤积就会在重庆港口发生，阻塞嘉陵江到长江的入口。他认为，初水位在155到160米，就会减轻淤积，而水库也不会延伸到嘉陵江口。同时还会减少要淹没的农田，移民也减少近一半。
陆老的意见只是一面之词。只有一方面意见的报道，我们的用户不可能接受。赞成三峡方案的专家很多，可是，我不大想从水利部系统找，因为他们的赞成立场是毫无疑问的，不大容易取信于读者。经过了解，我确定采访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泥沙组专家张仁教授。他来自高等学校，身份比较合适。他不同意陆老的看法，认为降低蓄水位的方案“会使393亿立方米的库容减少100亿立方米，从而大大降低大坝的蓄洪能力。”他说，蓄水少了，发电量也会减少──至少降低13%。蓄水位降低，还会妨碍大型轮船到达重庆。他认为淤积不会阻塞港口。他历数高坝方案的好处，说，重庆港的吞吐量会因此翻两番，运输成本会减少30%。至于陆老提出的问题，张说，工程技术专家们计划将低水位排沙和高水位蓄洪的需要协调起来。从6月到9月的洪水期，以145米的水位将含有大量泥沙的水排走。他说，在这一水位，大坝可以在清淤的同时，抵御比1954年还大的洪水。他还说，一个有利的因素是，长江上游的洪水通过三峡大坝非常快。“需要大坝在高水位蓄水不会几天，因此泥沙不会淤积很多。”
在采访两位专家的同时，我还继续搜集、研究有关材料。除了新闻报道和科学家们的争论文章，还看论文，包括张仁和其他两位教授合著的教科书《河床演变学》。
围绕生态问题，根据对材料的研究，我采访了原中科院副院长、地学家孙鸿烈，他是80年代三峡工程指导小组的顾问之一。还采访了中科院资源环境科技局区域开发与环境管理处的高级工程师田二垒，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生态环境科学家陈国阶，中科院院士、鱼类学家曹文宣，中科院植物所的植物生态学家陈伟烈。对科学院方面的人采访这么多，不是为了了解他们的意见，而是了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当初对三峡工程对生态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很担心的。但现在既然工程已经上马，他们怎样了呢？他们在“对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或者对资源造成的破坏及时作出预测” ，并通过他们的研究和实验，尽力将工程可能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为这一个题目，我采访了7个人，其中曹文宣因在武汉，我对他是电话采访，其他都是面谈。研究了十几部专著，另外还有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三峡建设委员会的几十本刊物、报告，以及大量的新闻报道。
是不是给《科学》写稿，才要采访这么多人哪？那倒不是。用我们特稿社一位老同志的话说，写特稿，你不把所有可能的信息源都采访到，不能动笔。
1998年我写了一篇黄河，从断流写起，最后给了《亚洲水利》和《中国日报》。采访的人包括：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总工程师陈效国，黄委会山东河务局总工程师张明德，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吴传钧，中科院院士、大气物理学家陶诗言，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总工程师王浩，中科院院士、水资源专家刘昌明，中国农业科学院灌溉专家贾大林，中科院院士、地学家孙鸿烈，水利部总工程师、水利规划专家李国英等总共九位专家。
是不是一定要采访不同意见的人呢？写有争议的问题时，要这样。写一般题目，倒不一定。但是必须采访不同方面或者不同层次的人。比如我们写中国推行儿童计划免疫。当然要采访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可是光采访官员，他给你一堆数字，那是不够的。你必须去采访负责实施计划免疫的基层医护人员，看看他们实际是怎样操作的，还要采访免疫计划覆盖儿童的家长，了解他们是否确实受益，听听他们是怎样说的。这样，你的稿件才会立得住。
相信你们已经上过采访课。如何采访，大概不需要多讲了。我有几点体会，愿意同大家分享。
一是要有平常心，对谁都要平等。无论是国家领导还是清洁工人，哪怕是判了刑的罪犯，只要是你的采访对象，你就要平等相待。我反对记者追星。见了所谓“大人物” ，自己的骨头就酥了的人，当不好记者。而对普通老百姓屈尊俯就的人，也不可能是好记者。
二是要执着，锲而不舍。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采访的。你就要想办法。
我1989年第一次去西藏，想写一篇介绍喇嘛生活的稿子，准备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采访，那是班禅喇嘛的驻锡地。寺里最大的喇嘛当时在负责寻找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虽然在，却不愿意接受采访。我们等他开完会，把他堵在那里，说服他。我们说，我们不会很麻烦你，就请你介绍一下喇嘛的生活。他说，喇嘛生活很简单吗，谁不知道？我就说，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们几点起床，几点念经，喇嘛怎么来的，生活由谁供养啊？从这些问题入手，他竟坐住了，和我们聊了三个钟头，最后应我们的要求，他安排寺里给我们组织了两个喇嘛座谈会。
这是用问题引起采访对象的兴趣，接受采访。
还有动之以情，说服采访对象接受采访的。是我们一个年轻同事的例子。当时清华大学有个化学教授，台湾来的，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又是女性，采访她的人很多。我们有一个用户，是妇女特稿社，专门发妇女题材的稿子，我们给它的稿子，百分之百的采用。给她们写这位女教授，当然是个好题目。可是这个女教授不接受采访，怎么办呢？我们这个记者便给她打电话说：在这个世界上，女性出来做事很不容易，做得成功就更不容易。你作为一个女性，已经这么成功了，可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还远远没有成功，连采访你一次都不行，真是难啊！这么一说，那位新当选的女院士马上接受了采访。
也有用“激将法”的时候。有一次，台湾一家杂志约我们写一组专题，介绍中国的女领导。我们通过关系，先采访了当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陈慕华和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然后布置几个记者分头采访几位女部长。几位女部长通过记者做工作，都接受了采访，只有一个一推再推，临近截稿期，还没答应安排采访。我告诉那位记者说，你就跟她的秘书讲，陈慕华、钱正英和其他几位部长都接受采访了，现在只剩下她一个。如果她不接受采访，我们也不勉强，但是，台湾的杂志可能会根据他们现有的材料编出一篇东西来，那我们就掌握不了了。这个记者把电话打过去，五分钟后，那位部长的秘书就打回电话来，说当天下午接受我们采访。
三是提问。采访成功与否，提问是很重要的。好的问题，能激起被采访者的谈兴，他就可能妙语连珠。
有人喜欢事先准备一个单子，把要问的问题列出来。这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当着采访对象的面把单子拿出来，照本宣科地问。如果有人拿着一张单子，一、二、三、四地问你问题，你还能有谈话的兴趣吗？
提问时，还要注意采访对象的风俗习惯。从南方来的年轻记者，到北京胡同里采访老北京居民，张口就问：大妈，你几岁了？人家就非常不高兴。到少数民族地区，人家会有一些禁忌，如果不清楚，可以问问人家，能不能问这方面的问题。只要你表现出对被采访者的尊重，人家就会愿意跟你合作。
采访对象性格不同，有的人谈锋很健，也有的人比较“油滑”——看你值不值得同他交谈，他会试探你，考察你。你通不过他的考察，他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发了。你通过了他的考察，他才会跟你谈。
对于不善言谈的人，你需要耐心地引导。我采访过一个科学家，是国际公认的最了解青藏高原地质构造的专家。谈他的专业，他会谈得很好。可是谈他的个人生活，他就不会谈了。对这样的人，你就要问得很细：第一次去西藏，是什么时候？从北京到拉萨走了多久？使用的什么交通工具？有没有高原反应？什么感觉？对拉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结果，他讲得非常有意思，有个性。你看他说对拉萨的印象：拉萨很美，周围都是山，房子都是花岗岩建的。这是典型的地质学家的观察。
提问的目的是了解采访对象的观点而不是把你的观点强加给采访对象。更不是让采访对象来印证你的观点。有些报道为什么难看？就是因为没有一点新东西。记者的提问和得到的回答都是预先期待甚至设置的，读者看起来还能觉得有意思吗？假如记者问一个银行抢劫犯：你为什么要抢银行？那答案还不是显而易见：银行有钱呗！然后记者再写：这个抢劫犯说，他抢劫银行是因为银行有钱…… 那这稿子能有人看吗？
总之，提问是非常见记者功力的一个环节。有很多时候，你准备的问题与实际情况不相关，或者说实际情况超出了你的想象。所以，你要随机应变，根据实际情形提出问题。像同那位地质学家，问题就不可能预设，只能根据他谈的情况，不断再细问，问出一些有意思的情节来。
再有一点是，留后路。不要以为一次采访你就可以把别人的材料淘尽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你采访回来了，突然发现这也没有问，那也没有问。所以，跟采访对象道别以前，一定要说，可能还会有问题，还要请教。
最后是不要怕吃苦。
我们1996年去四川大巴山区采访“幸福工程”。在一个乡，陪同的官员指着江对岸一座山的山顶说，现在还有人住在山顶的山洞里。有五、六户人家。他们穷到什么地步呢？有一户家里有人犯了法，判了刑，到新疆去服刑。刑满释放后，他回来把全家人都搬到新疆他劳改的地方，因为那里条件要比大巴山里好得多。
我们很想上去。当地官员说，你们上不去，因为他们都从来没上去过。说山路很不好走。
我们坚持。最后我们爬了两个多钟头，真正是羊肠小道，而且山坡极陡。我们爬上去了。狼狈得不行。上去了，采访到很好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张继民参加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考察，更是艰苦。但是，有艰苦才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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