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行徽设计者，曾为毛主席设计水晶棺
http://mmbiz.qpic.cn/mmbiz/oKgQByKm61gR4rpmTnv8MoI5PjK3yhnOSR68M9hZry5DnNKhfiaqCYnCdGVxhrKHCTPe7hdicMeRribI99xiazKnxw/0?wx_fmt=jpeg&wxfrom=51931年，陈汉民先生出生在上海，他上面有6个姐姐。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陈汉民没有因此得到过多的溺爱，而是自幼受到了母亲的严格管教。陈母目不识丁，却看重教育，陈老犹记得无数个童年夜晚，母亲一边坐在煤油灯旁做手工活，一边督促他读书。幼时的陈汉民对画画有着特别的喜好，上算术课时也偷着画小人。那些栩栩如生的月份牌和广告画，引导他走上了学习美术的道路。
踏上艺术之路
1950年，陈汉民先生如愿以偿地考入了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踏进校门那一刻，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人生。幸运的是，时逢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汉民先生随着学校被合并到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对于杭州的日子，陈老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他说，“学校地处西湖旁边，离着‘平湖秋月’仅百步之遥，时值夏秋，坐在湖边的小船上，吃着5分钱买的杭州小核桃，别提有多惬意了。”半年后学校又合并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陈汉民先生被分在实用美术系学习染织专业，他评价两次并校，让他的学习经历“步步高升”。在国家最高的艺术学府学习，为陈汉民先生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艺术环境和氛围，而他所学的染织专业，又使其具备了扎实的图案功底。
1955年7月，陈汉民先生毕业留校攻读研究生。研究生第二年，即将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想要培养师资，陈汉民先生被派往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实习。这次实习，对于陈汉民先生的艺术生涯来说是一个关键阶段，甚至影响了他一生的艺术设计理念。8个月的实习，进一步强化了陈汉民先生的设计思想，他开始树立了“设计要解决问题、不做纸面文章”的设计思路。同时，陈汉民先生也学会了在做设计之前摸清市场情况，对客户需求、设计要求、材料和制作工艺条件等情况了解透彻后才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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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计划一年的实习因1957年秋季的“反右”提前中止，陈汉民先生没有参与其中，当年12月，被下放到北京昌平劳动。和陈汉民先生一起下放的18位年轻人都来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大家生活阅历很浅，很多人都没上过灶台。一次，两位同学错把煤油当食用油，糟蹋了一大锅白菜。陈老说：“当时确实天真纯朴，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通过思想改造，不通过磨炼，是不能脱胎换骨的。”这些曾经手持画笔的年轻人拿起铁锨，披星戴月地在田间劳作，大冬天，摸着黑，泡在水里挖泥捞石，疏通河道，河水随着挽起的棉裤向上渗透，“冻僵了，就上岸喝口白酒，烤会儿火，再跳下去干”。1961年，陈汉民先生与情投意合的本校染织系同学孙淑娣结婚了，他把房间贴满了剪碎的皱纹彩色纸花，戴了三天母亲送给他的婚戒。陈老的浪漫情怀在当时十分扎眼，也因为这样的“小资情调”，当时学校没有批准陈老的入党申请。
下放劳动的这段时间，陈汉民先生体验到劳动的价值，田地里摸爬滚打的日子与他从小生活的大都市上海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这种经历是一代人的历史磨难，但也培养了陈汉民先生坚毅的性格。陈老感慨生命和时间的可贵，更多地将这些情绪转化为对设计事业的热爱和忠诚。
共和国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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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陈汉民先生参与了建国10周年国庆群众游行队伍总指挥部的工作，担任美工，负责设计横幅标语、彩车，画游行队伍示意图。犹记得，那年10月1日上午10点，游行准时开始，《歌唱祖国》的音乐响起，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陈老说：“我当时在天安门东侧的最高观礼台上看游行，看着50万群众从天安门通过，阅兵式、仪仗大队、工人大队、体育大队、城市大队、农村大队、少先大队，他们手拿鲜花，高呼口号，情绪激昂，我深深地被感染了。”此后，几乎每年他都承担劳动节和国庆节游行队伍的美术设计工作。一直到1999年建国50年大庆，68岁高龄的陈汉民先生仍担任90辆游行彩车艺术的专家委员会主任。
十年文革，对任何一位艺术家来讲都是痛苦的历程。被称为“逍遥派”的陈汉民先生，在早请示、晚汇报、天天学习“老三篇”之余，以做毛主席像章、画毛主席像打发时间，在表“衷心”的同时，也没有丢下手上功夫。当时，陈汉民收集了很多毛主席像章，而且自己学着做。土法上马，把家里变成小作坊：选材、加热、压制、黏合、砂磨、抛光。每制得一枚小小的主席像章，他都乐在其中。而画主席像也成了他在文革中的一项学习内容，“说是写生也好，临摹也好，反正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画得像、画得真。其实，画小画最难，难在把准造型，难在表现神情。”陈老如是说。
1976年毛主席逝世，中央于10月8日作出了《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组织上安排陈汉民先生参与毛主席水晶棺的设计工作。
当时，面对这一艰巨任务，既无任何资料，又无一点经验，只能集思广益。全国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送了水晶棺的模型，每一个模型都十分精致。具有代表性的是四川选送的圆形水晶棺模型，内铺红毯，以示“红太阳”之意，中央领导认为这个模型有新意，建议采纳。但因圆形水晶棺很难加工，2.2米直径太大，只好放弃了这个方案。最后，陈汉民先生集中各个模型的优点，设计出水晶棺和棺座的几个方案，请中央领导审定。中央领导选定的是“四个面向里倾斜，与人的视线相垂直，黑色大理石底座”的方案，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棺型和棺座。这在当时是一件极为保密的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些工作让陈汉民先生在思想上、业务上、工作能力上都得到了全面的锻炼。
不了金融情缘
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对于陈汉民先生来说，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作春天，他的大部分经典传世之作都诞生在这个时期，其中就包括“85版”人民币硬币。
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司委托陈汉民先生设计一套新版流通硬币，并要求新币除了“国徽和文字”要素外，要融入花卉图案。一元币用牡丹，五角币用梅花，一角币用菊花。陈汉民先生意识到，一国货币最能体现出发行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工艺制作水平和文化价值观取向，一定认真对待，精益求精。他几次去造币厂参观请教，回来后仔细构图，在元素既定的情况下，做到大小有序，主次分明。最终形成了这套经典人民币硬币，至今我们仍能在市面流通中一睹其设计风采。
陈汉民先生与金融设计的缘分不仅于此，他还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设计了行徽。陈老说：“每当我走在大街上，或在银行里排号坐等办理业务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欣赏一下自己的‘杰作’。这是我设计历史的印记，是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产品。如今这些行徽都已经成了知名品牌，希望它们随着时间推移，能够发挥更好的品牌效应。”
陈汉民先生十分在意标识使用的规范性。他告诉记者：“90年代初，我在学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财务科看到一本支票，那个行的行徽居然用倒了，以前是手工排版，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出现，我赶紧打电话给银行，让他们更正，他们听到也吓坏了。”
农行的行徽在诞生初期也有过使用不规范的情况，被眼尖的陈老逮个正着。陈老说：“我给农行做完行徽设计后，农行据此做了一本VI标准手册，他们拿给我，我一看标准手册不标准啊，第一页上一大一小两个行徽的规格竟然不一样，一个麦芒粗，一个麦芒细。银行的标识弄错了可不得了，那就成了假银行。”
农业银行行徽的诞生，得从农业银行恢复成立后说起。早在1980年底，农业银行就有过统一标志的想法。查阅农行档案资料可以看到，农总行曾在《农村金融》杂志上发出通知，在全行范围内征集行徽。虽然当时农总行办公厅宣传处陆续收到一些应征稿件，可惜都不尽人意。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这件事被搁置下来。
行徽设计方案的重启是在1987年3月份，当时农总行办公室秘书二处的谢元晖经办此事。据悉，为适应农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需要、庆祝农业银行成立十周年，农总行决定设计一枚规范的行徽。客观上，农业银行在改革中走向企业化，并开始涉足国际市场，也迫切需要拥有全行统一的标志。
1987年6月14日，农总行下发了《关于征集、评定农业银行行徽、行歌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对行徽基本要求、主要设计群体、具体实施办法都有详细的安排。通知下发后，农行系统内有设计专长的员工纷纷积极响应，截至当年12月份，总行收到投稿百余份，这些行徽最后都没有被选用，但每一份稿件背后都蕴藏了创作者对农业银行事业的期待与祝福。
从当时办公室写给时任副行长王景师的一份签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农业银行也调动了系统外的专家设计力量。签报中写道：1988年3月初，我们委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主任、我国著名标志专家陈汉民教授为我行设计行徽，并向他提供了各地向总行报送的行徽图案及其他资料。
陈老也记得此事，“当时农行在系统内外征集了很多方案，后来农行来人找我，给我看了几十个黑白稿。这些稿大多是农行英文字头、汉语拼音字头的变型，也有个别是中文字变型或象形图案。我认为中国的银行行徽还是要有民族特点，不赞成字母式的。”
为了设计好农行的行徽，陈老下了一番工夫，他认为农行行徽一定要表达出三个概念：第一是“中国的”，所以方案中有“中”字；第二是“农业的”，要有麦穗，麦穗代表大农业，国徽里就有麦穗；第三是“银行的”，要有钱币。这也符合陈先生一贯的“好懂、好记、好看、好用”八字原则。陈老说：“好懂，一看就像银行，不是俱乐部或游乐场；好记，麦穗，钱币；好看，样式很美，空间比例虚实讲究；好用，缩小不瞎，放大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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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9日，陈汉民先生向农行提交了两个方案，在构思和手法上均属上乘——一个直观、通俗，民族特色跃然纸上；一个把麦穗、古钱这样最通俗的素材加以提炼抽象，各部分组成也恰到好处，形成了完整的概念。
最后，农行将陈老的两个方案连同各行选拔上来的方案一起，圈定了5个进入“决赛”。1988年7月7日，农行召开了专家审定会，请业内专家帮着把关。当时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姜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王晓非、北京装潢设计研究所副所长王培元和北京广告公司房小洁等人，众人投票一致指向了陈老的一个方案。
其中，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王晓非恰巧是陈老的学生。陈老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王晓非的那通电话：“当时他（王晓非）告诉我他参加农行行徽的审稿会议，我制作的标志入选了，但有一点修改意见，让我修改一下。”专家组给出的修改意见是，将行徽上下出头部分去掉，整体变成不封闭的圆，陈老表示认可并作出相应修改。农行行徽就此诞生，一直沿用至今。
采访快要结束时，陈老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都是他手写的文章，这是为将要出版的《陈汉民文集》做的资料准备。笔记本的第一页就是农行的行徽，下面有他亲笔写的一段话，陈老用铿锵有力的声音把这段话念了出来：“农业银行行徽所用的基本形象是麦穗，它直接表达出这一商业银行的品牌，这有利于受众对行徽的识别。全部四颗麦粒，三根麦芒，构成了麦穗的基本形象，高度的概括提炼和装饰性效果，都是基于作为标志应该要有简洁性和形象性的审美要求。在形式处理上，麦穗造型在圆形中并没有做布满式填充，而是特意空出两边的空白，大面积的黑白虚实反差，提高了远视的视觉清晰度。经验告诉我们，布满式处理的远视一片模糊，这样可使麦穗更加挺拔有力，上边开口更使麦穗修长而富有美感，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企业开放式经营理念，恰当的内涵体现，美的形式法则的处理，使农业银行有了形意并举的审美价值。”
声音内外，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代设计宗师的用心和自豪，更能够感受到行徽于农行而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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