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遇刺 50 周年，为什么人们依然在纪念他？我们重发了他当年的讣告 - 征集码头论坛_LOGO_广告语_名字_征文_歌曲_包装_景观_文创征集网

对公民权利和非暴力的坚定信念，让马丁·路德·金的意义超越了种族平权运动，延伸至攸关大众福祉的种种议题，启发着 50 年后的我们。

9 岁的尤兰达·蕾内·金（Yolanda Renee King）身穿白色外套，系一条橙色丝带，站在台前。面对成千上万名示威者，她说：“我有一个梦想——生活在一个没有枪支的世界。”接着，她带领人群呼喊：“告诉这个国家，我们将成为伟大的一代。”

这一幕发生在今年 3 月 24 日华盛顿举行的“为了我们的生命”（March for Our Lives）大型控枪游行。在一些媒体看来，它标志着美国社会运动的火炬从 1960 年代的社会运动家向今天的青年一代传递。50 年前的今天，尤兰达的祖父——黑人平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孟菲斯的洛林汽车旅馆遇刺身亡。

那是一个悲剧性的夜晚，而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晚，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在安抚民众的讲话中说：“我们要的不是分裂，不是仇恨，不是暴力与不法行为，而是爱、智慧、对他人的同情和与受害者站在一起的正义感——无论对方是白人还是黑人。”两个月后，罗伯特·肯尼迪也遇刺身亡。

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说激励了一代黑人平权运动；他的“非暴力”信条使他从马尔科姆·X（Malcolm X）等更为激进的黑人领袖中脱颖而出，成为整个 60 年代进步主义的旗帜；他对“三大邪恶”——种族主义、贫穷和战争——的谴责打破了就种族谈种族的话语壁垒，推进了平权运动的社会纵深。正如他的同袍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一档纪录片中所说，种族问题其实就是美国问题：整个体制都建立在对诸多群体的边缘化上。

当尤兰达·金面对镜头说出“我有一个梦想”时，她和领她上台的组织者似乎在召唤由她祖父开创的社会运动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做到了：全国性、非暴力、魅力型领袖、广场造势活动，这些元素已成为当代抗议运动的常备剧目。但正如《纽约客》指出的，当代抗议运动更善于调动大众的伤感情绪，发挥社交网络的协同力量，甚至受益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特权。随着被偶像化的运动领袖成为大众媒体的宠儿，在主流舆论场上所向披靡，抗议运动与主流建制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微妙起来。

从抗争话语上看，当代抗议者将火力集中于特定敌人——特朗普式的“品行不正”的“疯子”、卢比奥式的保守右翼、全国步枪协会式的“居心叵测”的团体。站出来挑战（确认公民持枪权的）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竟然是比马丁·路德·金还要大上 9 岁的前大法官约翰·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当针对个体的指责取代了以命相搏的政治主张——无论是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梦”还是马尔科姆·X 的普世宗教，当代抗议者就背离了让社会运动始终处于“进行时”的传统。不再有真正的紧急事态，有的只是一次次重复的情感展演以及随之而来的赋能幻觉。

从抗争主体上看，尤兰达·金的出席甚至奥巴马 2008 年的当选都无法掩盖一个令人失望的现实：黑人在主流话语权的争夺中依旧处于劣势。以女权运动为例，尽管黑人女性活动家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十年前就发起过名为 “Me Too” 的抗议行动，这一口号只有在被加上话题标签（hashtag）、由白人女星发布后才真正具备了病毒式传播和组织化的潜力。大众视野中的黑人抗争，依然与冲突、骚乱联系在一起。抗议运动本身恰恰成了种族不平等的症候所在。

与温和的社会运动相伴的，是依然严峻的种族不平等现实——金、肯尼迪们的努力没有、也并未许诺过一劳永逸的成功。

上个月，一位名叫琳达·布朗（Linda Brown）的黑人女性去世。六十多年前，她的父亲希望把她送进家附近一所全白人的小学，遭校方拒收，随即将教育委员会告上法庭。1954 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以最高法院判例的形式否定了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合宪性，此后的故事广为人知：阿肯色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总统艾森豪威尔则以 101 空降师为学生开道。

《大西洋月刊》注意到，1980 年代以后，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在一些地方变本加厉，黑人学生的录取率呈总体降低趋势，而白人学生具有更强的聚集效应。《大西洋月刊》将这一事实归咎于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机会阻隔”（opportunity hoarding）：白人家长总是自发地、以合法方式将子女与有色人种隔离开来。总的来说，取缔隔离政策并不能保证种族融合格局的自然形成，政府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以减贫的形式帮助黑人家庭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

1930 年代，政府管理部门直接或间接地建造了一些专供白人的住房项目。这些措施后来被最高法院宣告违宪，但研究者们发现，政府的一些政策在有意无意地造成新的事实隔离，比如通过种族分布地图指导贷款风险控制、在不同族裔的住宅之间兴建高速公路等等。

马丁·路德·金将政府在事实隔离中扮演的角色与国际殖民者相提并论。就在他遇刺后一个月，《公平住房法案》（Fair Housing Act）颁布，但他倡导的公平且开放的住房渐渐失去了话题热度。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它的历史责任，只是消极地遵守、而非积极地实施这项法案。今天，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又重新出现了住房隔离的趋势。

《卫报》记者 Mona Chalabi 观察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美国，白人的蔬菜、酒精和艺术消费明显高于其他族裔。她没有指出，人们是否认同这类生活方式（lifestyle）的价值、是否从中获得了优越感，但生活方式的背后显然活跃着结构性的因素：服务业的可及性、文化资源、关于“如何消费”的知识。

这构成了更隐蔽的区分技术：一个以共同兴趣、共同惯习作为通关口令的精英团体看起来大门敞开，却足以令一个在贫民窟、公立学校长大的人感到困惑与窘迫。他要么选择笨拙地模仿，要么接受自己的“无知”和“局外人”的身份。

于是，隔离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生长。在教育、居住、生活方式等领域，被历史性的隔离政策与歧视文化扭曲的权力关系依然有待纠正。

我们将和读者分享两篇纪念马丁·路德·金的文章。希望能帮助你了解马丁·路德·金的一生，还有在这个“群嘲政治正确”的时代，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的启示。

对于成千上万美国黑人来说，博士、牧师小马丁·路德·金（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是追求种族平等的先知。他为他们的痛苦发声，为他们的屈辱辩论，为他们的人格尊严而呐喊。他为他们打造出非暴力的武器，抵挡并削弱了种族隔离的残暴。

对于无数美国白人来说，当种族战争威胁着 1960 年代的美国时，他是积极维护种族沟通桥梁的黑人之一——黑人们所寻求的是一个世纪以前亚伯拉罕·林肯已经承诺给他们的完全解放。

对全世界而言，马丁·路德·金拥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声望，有着进出白宫和梵蒂冈罗马教廷的权力；在当时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统制的非洲国家，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1967 年夏天，随着种族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很多城市爆发了纵火、枪击和趁乱打劫事件，一直主张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陷入了白人和黑人极端主义者的夹击中。

激进好斗的黑人高喊着“燃烧吧宝贝”（"burn, baby burn"，1965 年洛杉矶种族骚乱事件——瓦茨暴乱后流行的一句口号，译注），认为只有通过暴力和种族隔离才能让黑人在美国获得自尊、尊严和真正的平等。

当时担任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负责人的弗洛依德·B·麦基西克（Floyd B. McKissick）在同年 8 月公开宣布，试图向贫民窟兜售非暴力手段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而那些白人极端主义者根本不想费心去分辨黑人的暴力程度有什么区别，他们把马丁·路德·金看作了主要敌人。

上周，马丁·路德·金为支持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环卫工罢工，正指引游行示威的人群穿过市中心时，一群黑人青年突然开始打破商店橱窗进行抢劫，其中有一位黑人遭到枪击死亡。

在孟菲斯市遇刺时，马丁·路德·金正着手进行他的伟大计划之一：让贫困的黑人引起更多关注，并鼓动国会帮助黑人。

他把这项计划称为“穷人运动”（Poor People's Campaign）。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它将在华盛顿或芝加哥举行一场大型的“露营示威”。

3 月 26 日，在遭遇枪击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马丁·路德·金在纽约哈莱姆（Harlem）黑人区一个教堂里对一位听众说：

他对公民权利和非暴力有着坚定信念，这让他成为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主要反对者。对他而言，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它消耗了大量原本可以用于减轻美国黑人贫困状态的资源。他称这场冲突是“史上最残酷、最愚蠢的战争之一”。去年 1 月，他曾说：

“我们需要在这个选举之年明确一点，我们不会将那些仍把杀害越南人和美国人视作推进东南亚独立自决最佳手段的人选为两党的国会议员或是美国总统。”

作为种族融合的象征，马丁·路德·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不断被攻击和诽谤的对象。他的家曾被炸弹袭击；他遭人唾弃和嘲笑；他被人拳打脚踢；他被一名疯狂的黑人女子刺伤，几乎丧命；他还经常被关进监狱。各种威胁层出不穷，以至于他的妻子已经可以做到无视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和恐吓电话。面对这一切，他仍坚持被动反抗的信条，让种族隔离主义者感到愤怒。

他受到的诸多追捧最终也激怒了民权运动中的一些黑人，他们付出很多心血却一直默默无闻。他们表示（马丁·路德·金也承认），他是一个糟糕的管理者。有时他们带着讽刺的口吻，私下里称他为“上帝（De Lawd）”。他们指出，马丁·路德·金的成功建立在众多先行者的工作基础上，那些为民权而战的军士和士兵，都曾在没有头条新闻和电视镜头的关注下默默奋斗。

被马丁·路德·金批判的那些黑人极端主义者对他不屑一顾。他们认为他对非暴力的热衷，其实是向白人卑躬屈膝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称他为“汤姆叔叔”（Uncle Tom），指责他妨碍了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

1966 年，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信念遭受了更大压力，在密西西比州的游行示威活动和北方城市的种族骚乱之后，一些黑人团体使用了“黑人力量”（black power）的口号。他对此进行了反驳，表示：

“黑人需要白人帮助他们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白人需要黑人帮助他们从罪恶感中解放出来。黑人至上主义的观点和白人至上主义一样危害无穷。”

“黑人力量”的口号很有可能分裂黑人民权运动，引起一直支持黑人独立的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敌对，马丁·路德·金建议采用“激进的非暴力”作为推进和平的准则。

他对公民权利的信念，来源对人性本善以及美国民主伟大潜能更加深刻的信仰。这些信念让他的演讲充满激情，这是任何批评都无法掩盖的。

1963 年夏天，无数美国人——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华盛顿 20 万黑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他们被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下的演讲深深震撼，他说：

“虽然我们现在面临各种困难和挫折，但我仍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实现美国信条的真正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那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他说：“我不会认为，人类仅仅是生命之河中随波逐流的一员；我不会接受，人类只能悲惨地停留在种族主义和战争的茫茫黑夜，和平与友爱的光明破晓永远无法降临。”

“我同样拒绝另一种愤世嫉俗的观点，即所有国家必须沿着军国主义方向发展，最终陷入被核战争毁灭的深渊。我坚信，没有武装的真理和无条件的爱最终会真正地开花结果。因此正义即使暂时被打败，也永远会比非正义的胜利更加强大。”

为了让穷困和未受教育的黑人同胞听懂他的演讲，马丁·路德·金会改变说话方式。他为他们学习了宗教复兴主义者和福音传道士的演讲节奏与热情。一些研究马丁·路德·金演讲术的人表示，黑人运动中还有其他人演讲得更好，但马丁·路德·金能够给人触动，就像 1962 年他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Albany）一间教堂里的演讲那样：

“听我说，孩子们：穿上你们的行军鞋；不要疲倦，尽管前路或许阴暗沉寂；我们是为了自由而前行，孩子们。”

还有 1963 年底在阿拉巴马州加得森（Gadsen）的那次集会。他在一群贫困黑人听众面前展现出了另一种能力。现场对话如下：

金：你们有些人拿着刀，我想请你们把刀放下；你们有些人拿起了武器，我请你们把武器放下。使用非暴力的武器吧，用正义做铠甲，用真理做护盾，继续去游行。

据说，他拥有大批忠实追随者。他甚至能和未受教育者平静地讨论柏拉图教义，唤起他们深深地祈祷“阿门”。

马丁·路德·金还可以将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内容。在 1965 年夏天，当黑人对于他们争取就业平等的斗争普遍感到不满的时候，他声明：

马丁·路德·金发言的巨大影响力，是他 1965 年 8 月 6 日出现在美国国会大厦总统房间的原因之一。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了《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废除了选举的文化水平测试，设置联邦登记员确保未登记的黑人获得选票——它标志着黑人作为南部一股政治势力的崛起。

自从有了组织在背后支持，马丁·路德·金的影响力更强，并且更有连续性。这个组织成立于 1960 年，总部设在亚特兰大，名为“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也被亲切地称为“SLICK”。它的同盟是另一个由马丁·路德·金发起成立的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常常被简称为“SNICK”。

虽然这两个组织的势力基本都在南部，但影响遍及全美。他们把黑人牧师、商人、专业人员和学生召集在一起，并筹集资金策划静坐示威、黑人选票登记活动以及抗议黑人受到种族隔离主义者攻击的游行活动，减少了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对黑人设置的种种障碍。

马丁·路德·金牧师是自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以来，为黑人争取权利的演说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外表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身高大约 1.76 米，有着椭圆脸型和一双杏核眼，不在演讲台上的时候看起来甚至非常安静温柔。他的脖颈和双肩十分强壮，但双手很纤细。

他的演讲几乎没有明显的煽动性。他不喜欢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或大喊口号。他的男中音虽然充满活力，但并不是非常能引人入胜的那种。偶尔，在说完某个特别生动的句子后，他会稍微侧一下头，沉默一会儿，就像在等待自己思想的回声在大厅、教堂或街道上扩散。

在私人聚会上，马丁·路德·金也缺乏那种受人欢迎的谈笑风生。有些人认为，他根本没有幽默感。他不是一个天生健谈的人。他没有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 Jr.）式的花哨和炫耀，也没有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主席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身上那种冷静的战略才华。

马丁·路德·金所拥有的是一种在正确时机展开行动的天赋。一些批评者把这看作纯粹的机会主义。不过，正是这种对时机的把握，让他在 1955 年从一个刚刚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Montgomery）的教堂上任的牧师，迅速成长为全国皆知的显赫人物。

当时，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对公交车进行了抵制。他们想要争取自己挑选座位的权利，而不是遵循南部的传统，被迫往公交车的后方走，或在公交车拥挤时把座位让给白人。

这场抵制运动持续了 381 天。当这位年轻的牧师被任命为运动的负责人时，运动已经开始了。据说，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在那个地区是新人，还没有引起任何黑人派系的反感。即使在抵制运动进行的过程中，理事会还处理了大量的行政工作。

然而，是马丁·路德·金让这场抵制运动变得更戏剧化：他决定让它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他所相信的梭罗和甘地的“公民不服从学说”的试验场。他在蒙哥马利抵制运动中被捕时说：

“即使我们每天都有可能被捕，即使我们每天都受到剥削，即使我们每天都受到践踏，也不要因任何人把你贬低至此而恨他们，我们必须使用爱的武器，我们必须有同情心，去理解那些恨我们的人。我们必须意识到，许多人是因为被教唆而仇恨我们，他们不能完全为自己的仇恨负责。但我们站在生命的午夜；我们定将迎来新的黎明。”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具戏剧性的是他对抵制运动期间他家被炸的反应。那时不在家的他为妻儿担心受怕，急忙赶了回去。虽然他们没有受伤，但当他回到这个简陋的屋子时，有一千多个情绪激动的黑人已经聚集在一起，正欲对白人实施报复。当时的局面让警察十分紧张，不过马丁·路德·金很快安抚了人群，没有造成麻烦。

1963 年 4 月伯明翰（Birmingham）的“大推进（big push）”运动期间，马丁·路德·金给人的留下印象更加深刻。司法部长被推到风口浪尖，当地黑人开始了在便餐柜台的静坐活动、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数百名参加运动的儿童被捕。

当时，警察朝抗议者放警犬的细节引起了轩然大波。马丁·路德·金则被判入狱五天。他在监狱里发布了一封 9 千字的信，在白人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原本同情马丁·路德·金的人认为他过于激进，开始疏远他。

“我几乎可以得出一个令人遗憾的结论，黑人迈向自由的巨大绊脚石不是白人公民组织或三 K 党，而是白人温和派，他们更注重秩序而不是公平；比起积极的和平公正，他们更喜欢缺乏紧张气息的消极和平环境。”

一些马丁·路德·金的批评者指出，写下这封信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回应黑人知识分子，比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等对马丁·路德·金信仰的兄弟情谊十分不耐的人。无论原因如何，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的所作所为巩固了他的地位，并表明他有大量忠心耿耿的追随者。

四名黑人女孩在教堂遭到炸弹袭击丧生后，马丁·路德·金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Albany）的紧张局势中举行了演讲。他在葬礼上说：

由于马丁·路德·金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邀请他去了白宫。一些批评者——包括黑人和白人——都指出，尽管有时候他吸引了所有媒体的注意，但他并没有借助这些曝光完成运动，或是达成自己的目标。

马丁·路德·金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1964 年，他在最激烈的民权战场之一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指出，运动会留下无形的财富。

“即使我们没有得到所有我们应得的（权利），”他说，“这样的运动也越来越倾向于给我们黑人一种自尊感。它往往会激发未参与运动的黑人的勇气，为运动发生的社区之外带来无形的财富。这种情况下，态度会愈加强硬。但其他城市看到了会说：‘我们不想成为另一个奥尔巴尼或伯明翰，’他们会做出改变。像我们这样的一些社区不得不承受苦难。”

他说：“是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如果我在这场斗争中没有尽到道义上的责任，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不仅不道德，也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表现。”

“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的肢体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不久之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让你们站在我们这一边。”

1964 年，在动荡的种族冲突中，马丁·路德·金的巨大影响力波及到了纽约。同年夏天，纽约和其他北部城市的大量黑人爆发了种族骚乱。人们普遍担心，这种混乱可能会造成前所未有的种族暴力，特别是在哈莱姆区。

这时，马丁·路德·金成为了恢复秩序的主要调解人之一。他在市长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 Wagner）和黑人领袖之间协商斡旋。他参与签署了一份声明，呼吁“总统选举之前，即使不全面停止，也要大规模暂停示威活动”。

接下来的一年里，马丁·路德·金再次成为报纸和电视的头条——他组织了亚拉巴马州塞尔玛（Selma）黑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数百名黑人在运动中被逮捕。抗议期间，马丁·路德·金被一名白人拳打脚踢，并成为了第一位在塞尔玛一家百年旅馆登记的黑人。

1929 年 1 月 15 日，马丁·路德·金出生于亚特兰大（Atlanta）的奥本大街（Auburn Avenue）。儿时他的名字是迈克尔·路德金（Michael Luther King），和他的父亲同名。为了纪念新教改革家，父亲将他们的名字在法律上都改为了马丁‧路德·金。

奥本大街是美国最有名的黑人区之一，居住着许多成功的黑人商人和专业人士。老马丁‧路德‧金是杰克逊街（Jackson Street）和奥本大道埃比尼泽浸信会（Ebenezer Baptist Church）的牧师。

年轻的马丁·路德·金去了亚特兰大的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这是一所黑人学校，学生们有时被称为带有“莫尔豪斯式的炫耀”（Morehouse swank）。他在大三时就决定要当一名牧师，莫尔豪斯的校长 B·E·梅斯博士（Dr. B. E. Mays）对他特别感兴趣。

“美国，你迷路了。你践踏了 1900 万个兄弟的生命。人人生而平等。平等不仅属于某些人、不仅属于白人，而是属于所有人。美国人民，觉醒并反抗吧。”

在马丁·路德·金拥有自己的教会之前，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Chester）的克劳泽神学院（Crozier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读学位。大约一百名学生中有六个黑人，他是其中之一。他成为了第一位黑人班长，获得优秀学生称号，并赢得了他选择攻读博士学位的学校的奖学金。1951 年，这位年轻人进入波士顿大学（Boston College）学习。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试图解决哈佛大学神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和新自然主义哲学家亨利·纳尔逊·威曼（Henry Nelson Wieman）之间的分歧。在此期间，他也在哈佛上过课。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他遇到了柯瑞塔·斯科特（Coretta Scott），她是安提亚克学院（Antioch College）的研究生，正在从事音乐方面的研究工作。1953 年，他与这位歌手结婚。他们有四个孩子：尤兰达（Yolanda）、马丁·路德·金三世（Martin Luther King 3d）、德克斯特·斯科特（Dexter Scott）和伯尼斯（Bernice）。

1954 年，马丁·路德·金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Montgomery）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Dexter Avenue Baptist Church）成为了一名牧师。当时，蒙哥马利几乎没有白人居民了解白人与该市 5 万名黑人发生严重纠纷的原因。例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黑人对公共汽车上的座位隔离有多么反感。

1955 年 12 月 1 日，他们几乎是偶然得知：一位黑人女裁缝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拒绝服从公交车司机的命令，给一位白人乘客让座。她表示自己很累，一天的购物后她的脚很痛。

帕克斯曾担任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支部秘书。她被逮捕的罪名是拒绝服从公交司机的命令，并被处以10 美元的罚款和法庭审判费，共计 14 美元。就像帕克斯自发的抗议行为一样，许多该市的黑人领袖主动团结起来帮助她。

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公众对他的信仰的兴趣促使他开始写书。在哈莱姆一家百货商店举行其中一本书《大步走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的签售活动时，他被一个黑人妇女刺伤了。

“黑人知道自己是对的。黑人组织不是为了征服、获得战利品或奴役那些伤害他的人。他的目的不是占有属于别人的东西。他只想光明磊落地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

1964 年 6 月 5 日，马丁·路德·金在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报告中表示，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认为，自己有朝一日可能被暗杀。他说：

“好吧，如果肉体的死亡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这样才能将我的白人兄弟姐妹们从精神的永恒死亡中解放出来，那么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赎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