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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俄罗斯文学：根植于现实的爱与怕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9-21 21:04
标题: 俄罗斯文学：根植于现实的爱与怕
作者：傅小平
　　俄罗斯文学，都去哪儿啦？这一因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谈到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巨大魅力而被激起的追问，或许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有过多么的辉煌，它同时也就给俄罗斯文学的当代带来了多大的遮蔽，以至使其显得何其暗淡；如果说，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俄苏文学在前苏联时期曾怎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几代读者，当苏联从政治版图消失之后，后苏联俄罗斯文学又在多大意义上淡出了中国人的视线。
　　但正如有论者指出，俄罗斯文学并不是属于过去的一个概念。在苏联解体的阵痛之后，在场的视角与苏醒过来的笔墨，让其更有震撼人心之处。而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来说，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言，文学不只代表着俄罗斯的辉煌历史，它在当下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从二十多年前的苏联解体，到最近俄罗斯与乌克兰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博弈，这个国家每一次的变迁和震动，都在文学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就文学之于俄罗斯的特殊重要性而言，或许文学，也只有文学，才是人们真正理解和懂得俄罗斯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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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当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结束流亡生活，在俄罗斯远东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阔别整整二十年的故土时，他或许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几年前苏联的解体，也对他心心念念的这块俄罗斯土地上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俄罗斯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文学受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突然发生了空前的转变，传统的文学生活被彻底搅乱，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其生存遭遇极大挑战……
　　种种变化最直接、最突出的体现，就在于侨民作家的衰落。在十月革命之后、二次大战之后和冷战时期，包括索尔仁尼琴，布宁和布罗茨基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大批俄罗斯作家流亡海外，他们在境外坚持创作，使得众多的文学史家们有理由指出，在20世纪同时并存着两种俄罗斯文学，自始至终都有两部文学史在平行地发展着，并由此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
　　苏联解体后，随着这些流亡作家的“回归”。出乎他们预料的是，在“凯旋”之后，他们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失去了抨击的对象和竞争的对手，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原因，侨民文学似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侨民作家也都在有意无意地淡化其创作的“流亡”性质。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出于生活方面的考虑移居国外的作家，如身在瑞士的米哈伊尔·希什金、身在法国的安德烈·马金等，也似乎更愿意被称为“境外俄语作家”。
　　而始于对抗苏联的后苏联俄罗斯文学，从苏联作协和新闻审查体系中挣脱出来后，很快就发生了非意识形态化的转向。俄罗斯文学引以为骄傲的道德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等，遭到了后起新潮作家的揶揄和调侃。与此同时，处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出现了纯文学边缘化，而以情爱、恐怖和神怪等为内容的大众读物走红市场的局面，侦探小说更是在俄罗斯文坛上风生水起。
　　当然，后苏联俄罗斯文学并非通俗文学的一统天下。事实上，它一直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进行某种调和，在思想和艺术之间做出新的抉择，在历史和“后现代”之间求得某种平衡。这一过渡形态，在后来渐成主流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在一定程度上看，索尔仁尼琴后期的创作，如《古拉格群岛》《红轮》等，就已经出现了片断性、互文性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真正开了这一写作先河的，则是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他写于1969年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被认为是一部现代的“醉酒奥德赛”。小说主人公，一位酗酒的知识分子韦涅季克特刚刚从一个通讯技术管理局安装队队长职位上被撤职。他要乘坐火车去佩图什基看望他的情人和儿子，而这个地方听来却像一个乌托邦。他费尽周折，登上了火车，却因为他酗酒而不清醒的头脑，更因为目的地的虚构性，似乎永远都不能到达梦想中的佩图什基……在评论家余一中看来，这部假托是作者为自己所做的传记长诗，抓住了俄罗斯人酗酒的一面，嬉笑怒骂间，展现出俄罗斯文化和文学传统上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宗教关怀在现实压力下的后现代式面貌。
　　事实上，苏联解体后，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迅速成为一种文学时尚，正是源于叶罗费耶夫和阿勃拉姆·捷尔茨、安德烈·比托夫和萨沙·索科洛夫等作家打下的基础。此后，俄罗斯文学似乎脱下了庄重的面纱，更多显现出讽喻和调侃的意味。而今，有“俄罗斯最神秘的作家”之称的维克多·佩列文、一直写着几乎没有情节的短篇小说的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及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文坛上最为耀眼的新星之一的塔吉娅娜·托尔斯泰娅等作家的创作，更是把这一特点推向了高潮。
　　曾经维系着俄罗斯人文理想道统的知识分子，依然是这些作家借以展开故事的最佳视角。佩列文出版于1999年的《“百事”一代》，描写了一个名叫瓦维连·塔塔尔斯基的知识分子在商业社会中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变化。佩列文开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杂糅的语言风格、不规则的心理展示和互文手法的运用。同样，托尔斯泰娅的《野猫精》也综合了社会讽刺小说、抨击性文章、戏剧、童话故事等等不同流派的创作元素，演绎出一部有关俄罗斯当代命运的独一无二的思想性艺术作品，并在后现代主义的框架下，以戏拟的形式讽刺了苏联时期及现代改革重组期间的政治制度和一些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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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相对抗而存在的后苏联俄罗斯文学，即使在创作形式上有再大的突破与创新，也不曾脱离其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在俄罗斯文学多元的当下，现实主义作家也依然是中坚力量。瓦·拉斯普京、瓦西里·别洛夫、弗·马卡宁、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等作家，即执着于从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去表现当代俄罗斯人的爱与怕。
　　被普遍认为是苏联文学中“战争文学”、“乡村散文”和“道德文学”等多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早年写出《活着，并且要记住》《告别马焦拉》　等经典名著的拉斯普京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复出后，即写出了一系列描写底层百姓生活的极具震撼力的优秀作品，他发表于2003年的中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有一定的代表性。女主人公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的未成年女儿遭到强暴，在诉诸法律的过程中，遇到种种阻力。她在绝望之际铤而走险，潜入检察院开枪打死罪犯，自己也锒铛入狱，一个四口之家几近毁灭。四年半后，伊万诺夫娜出狱。作为老伊万的女儿和小伊万的母亲的她，心中还保留着对生活的些许希望。然而虽是希望犹在，但拉斯普京并没有因此在作品中削弱其对现实的批判力度。
　　瓦西里·别洛夫同样以写作乡村题材著称，他发表于苏联解体前五年的长篇小说《一切都在前面》，却因为探讨了俄罗斯要“回归自然”及其面临的“大城市问题”等话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且因其在作品中对大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对妇女解放问题，对家庭婚姻问题所采取的否定态度，招致评论界的激烈批评。而别洛夫包括《前夜》《伟大的转折时代》《第六小时》　在内的三部曲的创作，更是贯穿了他大半个写作生涯，饱蘸了他对俄罗斯前途和命运的深刻思考。
　　有“当代果戈理”之称的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经常被评论界拿来与拉斯普京并举。但同是出生于1937年的两位作家，却有着很不相同的创作面貌。在出版于1998年的代表作《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马卡宁将现实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的手法合为一体，形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风格。在小说里，马卡宁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学中“地下人”的经典形象。不同的是，他笔下的“地下人”出现了“分化”：有坚定守护内心“自我”的彼得罗维奇；　有敢于直面压迫而被逼疯的韦涅季科特；　还有屈服社会压力而“变节”的地下人等，给读者展现了苏联解体时期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象和人物的怪诞行为。事实上，马卡宁的创作，也有其“怪诞”的一面。他是一个难以定义的作家，在不同的作品里，甚至在同一部作品里，他都会糅合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各种风格。他的创作似乎说明：一位优秀的作家不必拘泥于任何一种固定的创作方法。
　　与拉斯普京、马卡宁一道，被俄罗斯文学评论界并称当今俄罗斯文坛“三巨匠”的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则以自己的创作，解构了女性生存的实质，颠覆了俄罗斯文学中的传统女性形象。她迄今所创作的篇幅最长的作品《午夜时分》，即从不同角度全面展示了当代俄罗斯女性的生活图景。同样，被称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三杰”之一的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也以《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等长篇小说，细腻地解读俄罗斯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
　　颇有意味的是，虽然同属新现实主义文学阵营，这些主力作家却在思想倾向、政治立场上势同水火。苏联解体后，因为意识形态等问题，俄罗斯作家有很多分裂成受西方支持的自由派和认同本土的传统派作家，两派作家互不承认。比如，虽是同时代人，拉斯普京属于传统派阵营，马卡宁属于自由派阵营。而著有《鱼王》等重要作品的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正因为在苏联解体后，从传统派那里跳槽到自由派，并且为了得到当局的信任，骂苏维埃制度骂得比谁都凶，支持新政权比谁都坚决，虽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却为他曾经的作家朋友和崇拜者所不齿。与此同时，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派作家在思想上有变化，作家阿·瓦尔拉莫夫就从自由派阵营走出，走向了现实主义，走向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探寻。
　　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政治上的分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后苏联俄罗斯文学的整合还远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两个作家协会的分庭抗礼，自由派和传统派作家的对峙，不同创作方法间的竞争，境内外作家、男女作家和新老作家间的创作角力，诸如此类的对立因素都还将继续存在。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9-21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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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对文学来说，多元的碰撞并非是阻碍。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分歧和碰撞，为俄罗斯文学开启了广阔的空间，也使其多了一份幻想的维度。以白银时代的作家叶·扎米亚京的说法，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这些似乎有着某种超能力的作家，对俄罗斯的现实进行哲理透视，对其未来进行幻想和预测，拓展出一个有着更多可能的文学世界。
　　作为俄罗斯文学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亚·卡巴科夫发表于《电影艺术》1989年6月号上的小说《叛逃者》，就精确地预言了苏联的解体。
　　小说主人公是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两名秘密警察约他“写点东西”，以改善文学创作的气氛。于是，他写了1993年的“故事”。根据他的描写，这一年，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西伯利亚等地已经成为“外国”；俄国国内党派林立，政治形势很不稳定……这篇意在向曾经招募过他的克格勃进行报复，且被作者视为“政治童话”的小说，在两年后就成了政治的现实。
　　而要说幻想元素，如何在文学创作上大放异彩，就不能不提一生有大半时间在苏联时期度过的瓦西亚·阿克肖诺夫。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写了《带星星的火车票》《飞向月球的途中》等作品，形式的革新及语言上的时尚化和超时代感，让他成为一代人眼中的先锋人物。在此后的长篇小说如《滞销的桶装货》和《克里米亚岛》中，阿克肖诺夫开始注入更多的幻想、讽刺、夸张模仿的因素。他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风格引来了当局的不快，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自动”退出作协，并于次年出走美国，便很快被取消了苏联国籍，直到1990年被恢复苏联公民身份，并于不久后回国。他的后期代表作《烧伤》，同样是回忆、幻想和纪实的罕见糅合，他试图以这部作品来概括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祖国在精神上的感应。
　　眼下，俄罗斯作家不需要因为“幻想”的冒犯，而面临扎米亚京或阿克肖诺夫那样被放逐的命运。相反，幻想元素成了作家们出奇制胜的绝招。谢尔盖·卢基扬年科，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顶着“俄罗斯科幻文学之父”的光环，卢基扬年科自1988年发表科幻短篇小说《毁灭》以来，就深受读者欢迎，获得数量众多的文学奖项。“守夜人”系列，更是把他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美国大牌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给出这样的评价：“我们刚刚才从《魔戒》中回过神来，无法想象还有什么能使我们神魂颠倒，直到这部奇幻杰作出现……”
　　以俄罗斯当代实力派作家奥莉加·斯拉夫尼科娃的理解，幻想因素，之所以俄罗斯文学会有突出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舍此无法描述俄国的现实。她发表于2006年，且获该年度俄罗斯布克文学奖的《2017》就融合了现实与幻想的元素。
　　或许，只有在超现实的语境下，俄罗斯作家们才更能捕捉到那种无法察觉但又实实在在发生了变化的当代俄罗斯人的思想、情感及感受。一个可以确证的事实是，世界超级大国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乌克兰的国内战争，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等，都对俄罗斯作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直接的体现是，在近年的俄罗斯当代文学中，出现了很多的反乌托邦幻想小说。青年作家阿莉莎·加尼耶娃发表于2012年，且为其斩获在俄罗斯久负盛名的处女作奖的长篇小说《假日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说的科幻之处在于虚构了这样一个情境：俄罗斯为了与地处北高加索的达吉斯坦隔离开来，而修建一个堪为“中国长城现代版”的堡垒，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宗教动荡。讽刺的是，今年6月，乌克兰寡头克拉莫伊斯基提出了一个方案，用一道两千公里长的城墙将乌克兰俄罗斯语地区隔离开来。作家的担忧，竟如此快速地“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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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乌托邦幻想小说的盛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俄罗斯文学在创作题材上的深化与拓展，也反映了其在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白银时代作家瓦西里·罗赞诺夫近年的被发现和推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作为“旧文学的终结者，也是新的文学文体的创造者”，罗赞诺夫着力建构一种“超文学”，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语言艺术的形式，以震撼读者的心灵，改变其意识，对其心理发生强大影响”。他包括《心灵独语》和两卷《落叶集》在内的创作，正是以其文体风格的独特性，体裁的难以确定性，文字的碎片性，思想复杂性、不连贯性等特点而为当下俄罗斯作家和读者称道。
　　实际上，这种“超文学”的梦想，就像不死的血脉，在俄罗斯文学的土壤里生生不息地流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苏联文学就曾出现一种综合探索的倾向。尤·邦达列夫的《岸》，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这部涉及战争、政治、意识形态、两种文明、道德准则等各个方面，且结构和内容都颇为复杂的、多层次的作品里，邦达列夫试图从哲理的高度综合探索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写出这部突破传统冲突框架、涉猎地球广阔场景的长篇小说，这是因为今天整个地球已成为当代生活的基本症结。
　　邦达列夫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里，有着列夫·托尔斯泰包罗万象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的回响。虽然在当今俄罗斯，受网络新科技的影响，普通读者更喜欢阅读短故事，而不是人物众多的巨著。新一代作家在纷繁复杂而又多元化的社会局势下，也如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侯玮红所说，更多把文学当成他们表达自己、参与社会、探索未来的一种手段。相应地，他们更热衷于社会各个角落里的小人物平凡生活的无始无终的记录式书写，他们不再注重统一的小说情节，也不再追求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常常只是展现他们生命中的一个时段甚至只是一个瞬间，很多作品还表现出时间与地点的多重性、小说与其他种类作品的混杂性等等。但俄罗斯文学史诗性的追求始终不曾中断。诚如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所说，俄罗斯小说像是一个体裁旋涡，容纳了其他各种体裁，试图解释存在的法则。而无论全球化进程怎样推进，俄罗斯文学总会自动地保持它的民族性。“俄罗斯小说形成了这样一种辩证的特性：越是具有民族性的，就是越具有世界性的；越具有世界性的，反过来，越具有民族性。”仿若俄罗斯眼下在民族与世界之间进退的微妙局势，正是于这种对抗与融合中，俄罗斯文学在期待着，再创自己的辉煌时代。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9-21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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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对文学来说，多元的碰撞并非是阻碍。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分歧和碰撞，为俄罗斯文学开启了广阔的空间，也使其多了一份幻想的维度。以白银时代的作家叶·扎米亚京的说法，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这些似乎有着某种超能力的作家，对俄罗斯的现实进行哲理透视，对其未来进行幻想和预测，拓展出一个有着更多可能的文学世界。
　　作为俄罗斯文学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亚·卡巴科夫发表于《电影艺术》1989年6月号上的小说《叛逃者》，就精确地预言了苏联的解体。
　　小说主人公是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两名秘密警察约他“写点东西”，以改善文学创作的气氛。于是，他写了1993年的“故事”。根据他的描写，这一年，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西伯利亚等地已经成为“外国”；俄国国内党派林立，政治形势很不稳定……这篇意在向曾经招募过他的克格勃进行报复，且被作者视为“政治童话”的小说，在两年后就成了政治的现实。
　　而要说幻想元素，如何在文学创作上大放异彩，就不能不提一生有大半时间在苏联时期度过的瓦西亚·阿克肖诺夫。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写了《带星星的火车票》《飞向月球的途中》等作品，形式的革新及语言上的时尚化和超时代感，让他成为一代人眼中的先锋人物。在此后的长篇小说如《滞销的桶装货》和《克里米亚岛》中，阿克肖诺夫开始注入更多的幻想、讽刺、夸张模仿的因素。他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风格引来了当局的不快，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自动”退出作协，并于次年出走美国，便很快被取消了苏联国籍，直到1990年被恢复苏联公民身份，并于不久后回国。他的后期代表作《烧伤》，同样是回忆、幻想和纪实的罕见糅合，他试图以这部作品来概括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祖国在精神上的感应。
　　眼下，俄罗斯作家不需要因为“幻想”的冒犯，而面临扎米亚京或阿克肖诺夫那样被放逐的命运。相反，幻想元素成了作家们出奇制胜的绝招。谢尔盖·卢基扬年科，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顶着“俄罗斯科幻文学之父”的光环，卢基扬年科自1988年发表科幻短篇小说《毁灭》以来，就深受读者欢迎，获得数量众多的文学奖项。“守夜人”系列，更是把他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美国大牌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给出这样的评价：“我们刚刚才从《魔戒》中回过神来，无法想象还有什么能使我们神魂颠倒，直到这部奇幻杰作出现……”
　　以俄罗斯当代实力派作家奥莉加·斯拉夫尼科娃的理解，幻想因素，之所以俄罗斯文学会有突出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舍此无法描述俄国的现实。她发表于2006年，且获该年度俄罗斯布克文学奖的《2017》就融合了现实与幻想的元素。
　　或许，只有在超现实的语境下，俄罗斯作家们才更能捕捉到那种无法察觉但又实实在在发生了变化的当代俄罗斯人的思想、情感及感受。一个可以确证的事实是，世界超级大国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乌克兰的国内战争，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等，都对俄罗斯作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直接的体现是，在近年的俄罗斯当代文学中，出现了很多的反乌托邦幻想小说。青年作家阿莉莎·加尼耶娃发表于2012年，且为其斩获在俄罗斯久负盛名的处女作奖的长篇小说《假日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说的科幻之处在于虚构了这样一个情境：俄罗斯为了与地处北高加索的达吉斯坦隔离开来，而修建一个堪为“中国长城现代版”的堡垒，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宗教动荡。讽刺的是，今年6月，乌克兰寡头克拉莫伊斯基提出了一个方案，用一道两千公里长的城墙将乌克兰俄罗斯语地区隔离开来。作家的担忧，竟如此快速地“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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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乌托邦幻想小说的盛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俄罗斯文学在创作题材上的深化与拓展，也反映了其在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白银时代作家瓦西里·罗赞诺夫近年的被发现和推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作为“旧文学的终结者，也是新的文学文体的创造者”，罗赞诺夫着力建构一种“超文学”，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语言艺术的形式，以震撼读者的心灵，改变其意识，对其心理发生强大影响”。他包括《心灵独语》和两卷《落叶集》在内的创作，正是以其文体风格的独特性，体裁的难以确定性，文字的碎片性，思想复杂性、不连贯性等特点而为当下俄罗斯作家和读者称道。
　　实际上，这种“超文学”的梦想，就像不死的血脉，在俄罗斯文学的土壤里生生不息地流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苏联文学就曾出现一种综合探索的倾向。尤·邦达列夫的《岸》，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这部涉及战争、政治、意识形态、两种文明、道德准则等各个方面，且结构和内容都颇为复杂的、多层次的作品里，邦达列夫试图从哲理的高度综合探索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写出这部突破传统冲突框架、涉猎地球广阔场景的长篇小说，这是因为今天整个地球已成为当代生活的基本症结。
　　邦达列夫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里，有着列夫·托尔斯泰包罗万象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的回响。虽然在当今俄罗斯，受网络新科技的影响，普通读者更喜欢阅读短故事，而不是人物众多的巨著。新一代作家在纷繁复杂而又多元化的社会局势下，也如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侯玮红所说，更多把文学当成他们表达自己、参与社会、探索未来的一种手段。相应地，他们更热衷于社会各个角落里的小人物平凡生活的无始无终的记录式书写，他们不再注重统一的小说情节，也不再追求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常常只是展现他们生命中的一个时段甚至只是一个瞬间，很多作品还表现出时间与地点的多重性、小说与其他种类作品的混杂性等等。但俄罗斯文学史诗性的追求始终不曾中断。诚如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所说，俄罗斯小说像是一个体裁旋涡，容纳了其他各种体裁，试图解释存在的法则。而无论全球化进程怎样推进，俄罗斯文学总会自动地保持它的民族性。“俄罗斯小说形成了这样一种辩证的特性：越是具有民族性的，就是越具有世界性的；越具有世界性的，反过来，越具有民族性。”仿若俄罗斯眼下在民族与世界之间进退的微妙局势，正是于这种对抗与融合中，俄罗斯文学在期待着，再创自己的辉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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