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报告文学的价值与尊严——评黄传会报告文学《中国新生代农民工》

方舟

　　近年来，报告文学这一文体遭受到很多质疑，有人对其文体价值予以鄙薄，也有人对其未来前景表示忧虑。这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报告文学自身的问题。在商业化等因素的侵蚀下，真正严肃而有深度的报告文学作品越来越少，为金钱等权力利益写作的现象却很普遍，不少报告文学沦落为“报功文学”、“报金文学”，报告文学曾经拥有的良好声誉和文体尊严受到了严重损害；二是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等概念的出现，它们以更丰富灵活的面貌对传统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提出了挑战，也让报告文学的概念外延显得模糊，对其生存处境产生了一定的刺激和影响。

　　但其实，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并没有失去意义，其文体特征和独特价值是无可置疑的。简洁地说，报告文学的最根本特点是面向现实，特别是关注现实中的重要问题、人物和社会现象，以切实的事实和数据，将它(他)们真实、全面而深刻地展示出来，“报告”给社会大众。这一特点，可以概括为现实性、真实性、深刻性——这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原则，也是其核心价值之所在，使它显著地区别于一般纪实文学或非虚构文学。当然，报告文学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并非易事。它既需要作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直面现实的勇气，需要作者深入生活的实践和艰苦精神，还要求作者有较高的思想素养和文学表达能力。这是一篇优秀报告文学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正是近年来许多报告文学作品的普遍匮乏之处。可喜的是，当前报告文学中依然存在坚持报告文学基本原则、维护和捍卫报告文学价值尊严的作品。黄传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作品书写的是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三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不只是因为这一群体数量庞大，更因为独特的成长环境和年龄身份，他们与城市、与社会的关系非常复杂而密切。新生代农民工既与当前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息息相关，他们本身的生存状况也直接构成着整个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部分，关联着我们社会的幸福、正义和公平问题。《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对此进行深切关注，既显示了一名作家的职业敏感，也说明作者有很强的现实意识和责任精神。

　　这种意识和精神更体现在作品的写作方法上。首先，作品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实践精神。作品中有大量的调查数据，特别是涉及到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工种的多个农民工生活故事。这些方面，都是建立在作者亲历调查和采访基础之上，是作者对报告文学现实精神身体力行的结果。作者并没有特别言明其艰辛，但读者自可体会这众多人物和故事背后作者付出的艰难努力。其次，作品表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也蕴含着作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峻切思考。作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是全景式的，从生存环境、教育就业等社会问题，到情感、文化和精神世界，作品都投入了深切关注，表达了对农民工们不幸遭遇的同情和理解，对滥用权力者的无情鞭挞，以及对社会制度不健全的明确批判。而且，作品还从整体上关注了农民工问题，展示了数代农民工多年来的艰辛生存历史和艰难命运，代表他们发出了维护生存权益、渴望社会关注的积极呼吁。在此基础上，作品将农民工问题与整个社会发展因素相联系，思考和探讨了乡村未来、粮食和土地，以及城市文化、社会治安等重要问题。其中既有关切，亦有忧患，其背后隐藏的是作者强烈的现实和责任意识。　以如此的态度去写作，作品也必然会获得可喜的成就。作品关注面的宽广不用说，更重要的是，作品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有相当深刻的独立思考，许多方面足以改变我们以往的观念，对我们的思想构成有益的启迪。典型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世界的分析。作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不只是针对他们的现实生活和物质需求，而是深入到他们的心灵深处，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揭示他们在城乡之间飘浮、无枝可依的尴尬状态，表达了他们心灵上的诸多无奈和痛楚——这些方面的关注往往为我们所忽略，却也许是更重要的。因为这才是真正深层的本体关怀，才能体现对人的真正尊重。再如，“农民工”这一概念一直引人争议，很多人指称其中包含着某种歧视意味，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则将那些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纳入其中，因而引人注目——按照传统概念，“农民工”指的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打工群体，但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化，大学毕业生当工人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这些知识群体加入到“农民工”当中，既丰富了这一群体的内涵，使其精神向度呈现出更复杂多元的状态。这应该是农民工研究中一个值得深度发掘的现象。

　　能够让读者关注、思考和受到启迪，作为报告文学的基本目标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然，作为文学作品，报告文学还应该尽量呈现美学效果，以美的方式感染和吸引读者。《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表现。就我个人的感受，作品的“皮村文化”和“‘罗炼出走’与‘富士康之跳’”两部分最具艺术感染力。前者关注的是一些拥有艺术梦想的打工青年。他们尽管身处社会底层，却始终怀有对艺术的热爱和梦想，追求表现美、传播美和创造美。他们是农民工中有些特殊的群体，却代表了农民工在现实之外的另一重世界。也许源于对艺术的共同喜爱，作者对这些青年人寄予了更多的关切，表达了更深挚的感情，艺术表现也更真切动人。后者以典型个案的方式关注青年农民工的心灵世界，揭示残酷社会现实与他们美好梦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对社会现实表达了无声的质问和批判。作品的笔端满含理解、同情和无奈，将弱小者的心灵渴求与现实世界的残酷做了鲜明对比，让人陡生叹惋之声，也对世界更多默然之思。

　　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涉及社会多方面的庞大问题，在一本书里面，当然不可能阐释、思考得全面完备，但能够呈现如此切实而丰富的事实和数据，进行如此深入而富有启示的思考，以及具备如此的心灵震撼和艺术感染力，已经实现了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所能够实现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作品所呈现出的强烈的现实精神以及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意识，充分彰显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和存在意义，体现和捍卫了报告文学的尊严。它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报告文学的处境和反思其存在的问题，以及讨论报告文学的文体价值，都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的作家都能以同样的责任意识和现实精神来看待和写作报告文学，我相信，人们对报告文学的质疑自然会烟消云散，重新创立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也不再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