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朋诗友屡屡遭侵权 京城律师勇担著作权保护大旗

好码头

孙景伟是清华大学中文和法学的双学士，成为律师以后，对于文学的热爱依然不减，他广交文友，却发现他们虽然才华横溢，却难以摆脱清贫，很多人的作品堂而皇之地被一些网站、书商拿来盈利，自己作为创作者却分文未取。
　　于是，他开始不计报酬地为广大文学创作者维护专利权，数十名被拖欠稿费的作者讨要稿费，自费印制维权手册，在广大文艺创作者中开展版权保护的普法宣传……
　　为文友惋惜，好作品不能换来钱
　　2007年6月的一天，北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的孙景伟早早处理完当天的事务，就匆忙赶往了正在朝阳区某咖啡馆举行的一个小型文学沙龙聚会点，孙景伟从清华大学毕业的第一学位是中文，尽管毕业以后的六年时间里一直从事法律工作，孙景伟却依然坚持阅读和写作，也交了不少文字圈里的朋友，文学圈子里的一些沙龙活动，他也常常会主动参加。
　　活动结束以后，几个要好的文友邀孙景伟一起吃饭，大家找个地方坐下以后，却发现以前很要好的一群朋友少了好几个，一问才知道，有一个朋友因为生活所迫，已经改行到一家去公司做文案，无心从事创作，另一位朋友则因为写稿的收入微薄，在几个月前与妻子离婚，决意不再写作。
　　听到消息以后，大家都忍不住长吁短叹起来，这两位朋友都有着多年的创作经历，出版过不少的作品，生活境况却一直不太如意很多小型的出版公司连招呼都不打就将他们的作品出版了，有的公司倒是像模像样地找上门来签协议，等作品出版以后，稿费却是追讨几年也追讨不会来。一位做编剧的女士抱怨说，自己曾受到邀约给一个导演创作剧本，辛苦创作了半年，拍摄完成之后，剧组却以电影收益低于预期为理由，克扣了一半的报酬，编剧圈子里克扣尾款的事情时有发生，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只能自认倒霉。
　　当律师的孙景伟听了后愕然：不给稿费是侵权行为，那就应该起诉才对，怎么可以选择忍气吞声？
　　在座的文友们听了这话却都纷纷摇头，稿费本来就不多，浪费时间打一场官司下来，就算是打赢了，得到的稿费可能交诉讼费的不够，而且现在有些杂志常常随意转载、一些出版商未经许可就随意使用别人的作品，甚至恶意盗版，网络上更是随心所欲地转载，各种各样的侵权行为层出不穷，作为作者，根本无暇一一过问，权衡再三，很多人都拿不下决心去浪费这个时间，最终多是听之任之，自己继续埋头搞自己的创作。
　　原本是一个文友圈里的小型聚会，却一不小心变成了诉苦会，孙景伟一边听着大家的抱怨，一边随手打开笔记本电脑，随意搜索了在座的一位文友的名字，网上赫然出现了一大串作品，那位文友苦笑着说：“光网络上侵权的就有这么多，要管的话，怎么管得过来？”
　　孙景伟在律师事务所也接一些专利权的案子，但大多都是在软件等利润较高的科技领域，鲜少有从事文学创作的著作权人来找自己，他提醒大家，不管在经济上是不是划算，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还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大家都不维权只会助长侵权者的气焰。孙景伟郑重地向文友们承诺：“不要过多计较得失和成败，我愿意竭尽全力帮助大家！”
　　2007年10月，孙景伟接到一个撰稿人的求助电话，三年前，这位刘先生应邀给一家图书公司写一本管理类的书，之前有协议约定，销量低于三万册，按字数支付稿费，高于三万册，可以另得到8%的返点。辛苦忙碌了半年以后，刘先生终于按时提交了几十万字的书稿，可当书出来以后，署的却是别人的名字，半年后去索要酬劳，对方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一年过去了，刘先生再登门要债，就连当事人的面都见不着了，一年过去，电话费和交通费花了不少，稿费却一分钱没有拿到，他一气之下找了一家讨债公司，谁知道这一招不但没派上用场，却惹了大麻烦，讨债公司的人冲到公司打伤了一个人，有几个人被抓了起来。
　　听完事情的经过，孙景伟仔细地为他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挂掉电话以后却觉得心里有些无奈，论知识素养，这些作者的素质肯定不低，但是在要不回稿费的时候，宁愿去找讨债公司，通过不这种正当的手段来要回报酬，也不愿意找律师起诉，这样的情形，究竟什么时候能够改变？
　　不为经济利益 做著作权保护专业律师
　　2008年4月，一位姓范的自由撰稿人找到孙景伟，希望他帮忙索要一家杂志社拖欠了两年的稿费，孙景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他和这名撰稿人一起搜集好了的所有证据以后，向这家杂志社发出了一封律师函，还没等事情进入法律程序，这家杂志社就主动支付了拖欠的所有稿费，钱虽然不到一千，这位作者却感激不已，一直以来，许多单位面对前来讨要稿费的作者都缺乏诚意，有的甚至态度傲慢，这是她头一次扬眉吐气地拿回了自己应得的报酬。
　　对于这名撰稿人的酬谢，孙景伟却分文不取，在孙景伟看来，在眼下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不强的情况下，帮助他们树立维权意识远比挣一笔诉讼费重要，他告诉这位范女士，自己乐意为更多的作者维权，也希望他们能够寻求正当渠道。
　　2008年5月，希望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孙景伟离开原来的律师事务所，成为了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并打算在新的律师事务所组建以著作权为主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律师团队。
　　设想虽好，在其他人看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知识产权包含的内容虽然广泛，但大部分的案件标的额却不大，难有收益。几个同事开玩笑说，孙律师准备献身公益事业了，对于这样的调侃，孙景伟却毫不含糊地说：“做律师的本来就应该有一颗公益心，我就是想在著作权人中开展普法知识。”
　　到盈科律师事务所没多久，孙景伟就接到了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案子，原告是广西桂林的一名叫做刘毅的记者，2002年8月，广西南宁卷烟厂委托广西真龙伟业广告有限公司重奖面向全社会征集广告语，刘毅的一条“天高几许？问真龙”的广告语获得入围奖。这条广告2003年，刘毅发现自己的这句广告语被改成“天高几许问真龙”，并大量出现在报纸、电视和车身媒体上，自己却并未获知获奖情况，也没有拿到500元奖金。2004年，他以著作权被侵犯为由，将南宁卷烟厂和真龙伟业广告公司告上法庭，法院一审判决，真龙广告公司、南烟共同赔偿原告刘毅经济损失48万元，停止使用原告作品。真龙广告公司、南烟不服，上诉到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撤销了一审的判决，刘毅不服，这才找到了孙景伟，准备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接下这个号称“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典型案例”的案子以后，孙景伟在司法圈里的名气逐渐大了起来，但找上门来让自己维权的人依然不多。不是吃亏上当的人少，很多人还是老观念，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几个同事建议他说：“知识产权包含的范畴这么广，文字著作权反正也不是最挣钱的领域，你就顺其自然吧！”
　　这些建议丝毫没有影响到孙景伟，他拿出更多的休息时间参加北京的各种文学、出版交流活动，每到一处都耐心宣传著作权知识，并留下自己的电话，一个月过去，这些小范围的宣传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每天都有人来咨询他维权的问题，有时候手机铃声一整天都是此起彼伏。
　　2009年1月1日，孙景伟和妻子正在海南旅游，游兴正酣的时候，一个小说作家打来电话向他求助，称自己的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自己分文未得，孙景伟仔细问了一些细节，一聊就是20多分钟，刚挂掉电话，马上又有另一个作者打电话进来，整整一个上午，孙景伟的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快到吃午饭的时候，妻子终于忍无可忍了，一把夺过孙景伟手中的电话说：“这几天你就不能好好休息一下吗，你免费为这些人提供咨询服务也就罢了，现在还要贴上自己的休息时间！”
　　面对妻子的埋怨，孙景伟苦苦解释说：“这群从事写作的人不容易，稿费不高，还常常被侵权，很多人又没有维权的意识，我作为律师，当然应该多帮帮他们。”
　　原计划持续五天的海南游只玩了三天就结束了，孙景伟一边安抚着妻子，一边风风火火地赶回北京，顺义区的一名作者正在律师事务所等着他，外地的一家杂志社欠下她几千元稿费，多次索要都没有结果，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决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孙景伟了解情况后，第二天就给她拟了一封律师函，半个月以后，杂志社的稿费就寄到了这位作者的手中。事后，这名撰稿人感激地说：“以前总认怕打官司，怕费时费钱还没有结果，现在看来，作为撰稿人要维权，就应该拿起法律武器。”
　　这样的改变也让孙景伟感到高兴，尽管类似的事情他从来都是分文不取，但主动维权的撰稿人多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就会有所变化。很快，孙景伟的专利权律师团队也建立了起来。
　　T挑战权威，成著作权维权律师第一人
　　2009年10月，知名作家棉棉在谷歌的数字图书馆上看到自己的作品《盐酸情人》在未经自己许可的情况下被大量扫描，她找到孙景伟律师，准备对谷歌发起诉讼。接到委托以后，孙景伟马上带领团队成员采取行动，在谷歌数字图书馆的网站上进行取证并进行公证。
　　2009年10月23日，棉棉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谷歌对其行为道歉，同时删除已经扫描的内容，并支付6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这起诉讼是国内个人起诉谷歌的第一案，很快就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不久以后，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相比其他的被告，谷歌在应对官司的时候显得非常成熟，与其他被告的主动花钱来息事宁人不同，谷歌公司专门的部门已经开始全力以赴准备应诉。
　　所有人都知道谷歌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为了打好这场官司，孙景伟组织团队的所有成员，和棉棉一起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专门研究起诉谷歌一案。而在此前，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已经跟谷歌就扫描作家作品一事有过多次交涉，谷歌表现得一直很强硬。法院受理棉棉的案件之后，棉棉本人更是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许多谷歌的支持者认为，作为数字图书馆，海量免费的资源对于大众来说是有益处的，谷歌不仅为网友提供了便利，还普及了作家的作品，作为一种数字化的方式，很多人认为谷歌数字图书馆代表了未来出版业的一种发展趋势，不应该受到打压，在各种各样的质疑声中，有人认为棉棉的起诉行为纯属挑衅。而网络侵权行为本身就具有取证难、管辖争议大等特点，谷歌的版权纠纷属于涉外维权，难度又增加了几分，在谷歌版权纠纷的专题研讨会上，有几位律师感到信心不足，如此具有争议性的一个官司，如此一家具有丰富的应诉经验的国际型企业，这一仗到底能不能打赢？
　　面对重重挑战，孙景伟却显得信心十足，从道义上说，不管出版业如何向数字时代发展，著作权人的权益都应该得到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创作者的积极性，真正促进出版业的发展。而从起诉的准备工作上来说，尽管在绵绵状告谷歌的消息传出之后，谷歌就进行了证据销毁，但孙景伟的团队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并进行了“证据固定”。
　　2009年12月29日下午，谷歌版权纠纷案第一次开庭，双方首次交换证据，谷歌方并未对原告提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而是要求在正式开庭时再做答辩。被告代理律师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要求也被当庭拒绝，第一个回合，孙景伟团队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首次开庭之后，国内外的媒体纷纷找到孙景伟了解事情的动态，棉棉告谷歌的新闻出现在各种报刊和网络的醒目位置，正在孙景伟和团队的搭档们全力以赴备战的时候，网络和少数媒体上又传出新的消息，谷歌将要退出中国，谷歌在中国拥有数亿用户，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推断，棉棉的起诉是导致谷歌退出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棉棉也因此遭到一些谷歌的拥护者新一轮的讨伐。鼓舞人心的是，棉棉并没有在众人的质疑声中退却，她回应媒体和广大公众，如果谷歌只是侵犯了自己一个人的版权，她是不会告谷歌的，棉棉本人的觉悟也使得大家的信心倍增，谷歌版权纠纷的官司如果取得胜利，帮助的也许就是整个产业。
　　棉棉的维权行动也让孙景伟有了新的想法，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常常发现一些作为甲方的出版公司、影视公司等常常会在合同里设置一些陷阱，如将作者的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混淆，作家们却常常对著作权的相关知识了解不够，也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容易吃亏上当，相比国内的作家，棉棉等生活在海外的作家更加具有维权的意识，一旦作品创作完成，就会及时找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注册，以书面形式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所有的文字工作者都像棉棉一样努力捍卫自己的权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文化创意工作者的积极性受到打压，整个文化产业也有可能更加充满活力。他考虑再三，决定在著作权人中开展一些公益的普及讲座，促进整个产业向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
　　2010年2月，孙景伟拒绝了一些收费不菲的服务，利用一个月的时间，精心编写了一本保护知识产权的实用普及手册，并自费印刷了五千册，免费在一些从事文学、影视剧等文字创作的从业工作者中发放。
　　这本手册的宣传效果比他想象的还要来得快，2010年4月底，北京几个撰稿人通过这本小册子找到孙景伟，请求他代理诉讼一家叫做《现代青年》的杂志。这家杂志采用多名撰稿人的多篇文章，恶意拖欠作者的稿费，在多次索要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这群撰稿人毫不迟疑地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2011年1月10日，《现代青年》拖欠稿费的纠纷还在处理当中，又有几个撰稿人主动找到孙景伟，联名起诉北京电视台下属的《北京人物周刊》，要求这家媒体停止对于若干撰稿人的转载权、署名权、作品完整权的侵犯，并要求给予赔偿。
　　接二连三的撰稿人抱团求助行为让孙景伟感到非常欣慰，三年以前，自己还在为文友们的清贫而喟叹，如今，大家已经主动抱成一团，努力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一种进步。
　　2011年6月底，又有撰稿人找到孙景伟，他不紧不慢地整理好需要的文件，做好了上庭的准备，他知道，还会有更多人主动走上维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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