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文学 透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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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读李勇《“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
　　於可训
　　《 人民日报 》（ 2014年08月05日 24 版）
　　《“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李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农耕文明开始受到无情冲击，中国由此开始了一段屈辱历史。这本是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个常识性的认知，但是在晚近30年，尤其是最近20余年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这种认知却有所修正，人们在确认这部屈辱历史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也肇始于兹。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无异于说，西方列强这种强力的野蛮的方式，在客观上也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结果，这就是现代化。现代化确实包含有某些对人类有用且适用的东西，所以才被广泛接受。但因为西方的现代化在先，来自内部驱动，其他地区的在后，靠外力推动，所以就有了先后内外之别。有学者把西方的现代化称作原发内生型的，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则是后发外生型的。正因此，所以也就不免事事落后，处处不如人，就得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这样一来，也就容易助长急躁情绪，滋生激进主义，在具体的言行中，有可能免不了急于事功，所以尤其需要警惕浮夸冒进。
　　以上是我读李勇专著《“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后的一点感慨。他的这本书研究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很容易让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的变动，联想到这变动背后隐含的上述历史因素。虽然中国乡村社会受现代化的冲击并非始于90年代，但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所发生的变动，却是前所未有的。此间，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为标志，中国开始重新回归或再度加入“世界市场”，并借助新的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力图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推向一个新阶段，这就是乡村在当下中国的历史情境。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不同，它不是全盘接受由西方“植入”的现代化模式和“推销”的现代化成品，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依靠自身的力量，探索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与计划经济时代苏联模式的现代化不同，它不是单一的、封闭的，靠政治和行政的手段规划的，而是多元的、开放的，借市场力量推动的。凡此种种，正因为存在这些区别，所以它是以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建立在深厚的民族传统和独特的“中国经验”基础上，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所追求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追求，影响于文学，尤其是乡村小说叙事的，自然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过去年代的中国，但却因为与西方和过去年代的中国有着紧密的历史关联，而综合了西方的现代化和过去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追求的各种因素，因而显得异常复杂。李勇这部书，用历史的比较的方法，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用丰富的实证材料，论述了这种复杂性的种种表现，以及过去年代乡村小说叙事的种种变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文学现代性观念演变的一个极好注脚。
　　当然，现代化被认为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但这个过程，伴随着极大的痛苦和牺牲，会激起情感和理智的巨大反弹。这其中所隐含的矛盾和困惑，不管包含了人们何种态度和想象，可能都有其合理性或合法性依据，而不宜用一些抽象的历史标准或道德标准妄加评判。西方现代化历史悠久，但在中国，诸多现代性因素尚在发育之中，只要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没有结束，这种复杂的现代性情感，在文学中还将反复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勇的这部专著，无疑给未来的研究者留下了一份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