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的可贵努力

方舟

人间正道需好书。壬辰冬杪，读罢邵长缨的文学评论集《埋藏与挖掘》，感到作者至少在：破中有立的学术胆识所表现的创见、写人学的灵活运用所体现的准确、热情与理智融合所流露的真实与冷峻等三个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是值得阅读的一部好书。

创立理论体系，才是文学批评的核心。思想是灵魂，舆论是先导。哀莫大于心死，事皆成于心齐。理论及其体系，似乎就是主义，往往是行动的指南，批判的武器。理论体系不是散兵游勇的小打小闹，而是具有大规模集团军立体化作战的巨大威力。单独某一个新观点的提出，可能仅是炎夏的一支清凉散，或者威力有限的手榴弹，而理论体系的更新，倒有可能导致整个地球改变颜色。可能正是由此出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最近才说出了大话“文学大于政治”。作为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灿烂文化长达数千年之久，至少对东方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不能说与儒家思想体系的建立没有关系；两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对世界文明的严重摧残，也不能不归咎于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霸权理论体系亦即法西斯主义。因此，在某一学科领域，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才是创新的核心，当代文学批评也概莫能外。这就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高度。长缨君，仅是大学本科毕业的中学教师，没有写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通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史》，但是他在首先必须审阅批改成千上万本中学生作文的业余时间里，热情关注当代文学作品创作及其批评，夜以继日地写出了数百篇文学评论。而且，笔者所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或说关键词，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继承扬弃、总结升华且与今人的革新创造相结合，而并非是西方的、欧化的，或者苏化的话语的生吞活剥、照搬照用。在《埋藏与挖掘》中，你看不到诸如什么象征主义、直觉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马赛克主义、唯美主义、存在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柏拉图主义、文本主义云云，没有运用现象学、符号学、无意识学、法兰克福学以及xy学之类舶来学术用语。而是在破中有立的基础上，通过驳论、否定而得出自己的一得之见。譬如全书第一部分“歌哭文学”中，通过对当今某些“朦胧诗”“梨花体”的不能雅俗共赏的原因“诗人自我负担过重”说的驳斥，提出当今诗歌尴尬的原因在于诗心的“零量承受”；通过对“彻底整合”说的驳斥，对“新写实”小说与“典型化”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明确细致的分析；通过对“沂蒙文学”“铁路文学”误读的破解，对这两类文学的现状、发展、出路，作出了有根有据的论证。即使对于其中的论点，你或许不能全然苟同，但是，作者敢于直面现实、破中有立的学术胆识、敢于破除陈言的创新精神，却没法否定。其实，文学批评中，自说自话、自说好话、不疼不痒、力避针锋相对的文章，并不罕见。即如诗歌，当法西斯主义意欲借尸还魂、搞的我固有岛屿上空乌烟瘴气之际，当腐败臭气在“房妹”“不雅照”身上恶性散发之时，热血沸腾的“诗心”还顾得上“朦胧”“梨花”吗？拍案而起的“文学批评”者，还能以再作那种四平八稳、脱离现实的长篇大论吗？

长缨是书之第二部分乃小说评论。其评论对象之多(自周大新至邢坤元凡31人)、作者之广泛(有颇有学术造诣的高校教授如王汝涛，有著名专职作家如贾平凹、赵德发等，亦有临沂本地的专业作家如张恩娜，还有著名的、半著名的、不著名的等等诸位，也包括外国作家如詹姆士·克拉维尔，体裁之全面(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历史小说，纪实小说，儿童文学等等)，显而易见，不必待言。值得说的是，如同第一部分，评论中，你看不到“冰山理论”“梦幻理论”“接受美学”“意识流说”“集体无意识说”“精神分析法”等等欧化西化理论、概念、方法的生搬硬套，而仍然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理论的扬弃发展与当代小说批评理论、当代文学创作实际紧密结合的有机统一。他走向批评的“拳台”，似乎并不会“猴拳”“螳螂拳”之类“绝活”，也不精通“相扑”“跆拳道”，只是老老实实运用着普普通通的青年长拳，但是，不靠花拳绣腿，而是根据思想内容、表现形式、人物形象、语言运用等，针对作品的实际，条分缕析，纵深开掘，作出审美评判。诸如紧紧抓住“伏笔”“悬念”两点，评论周大新的小说；仅以主题揭示如何评论《叉鱼》；从内容真伪、思想倾向正邪评论《上海宝贝》；从人性角度，揭示赵德发小说的精髓；从史笔与文笔的结合评论王汝涛长篇小说的创造性；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剖析张恩娜小说的深刻等等，都是能中綮肯、给人启迪的好评论。小说乃人学，小说批评乃是为文治病，写人学的灵活运用，准确无误，才能治病救人。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带来了小说园地万紫千红的明媚春天，但是苍蝇蚊子仍有其滋生的污泥浊水，色情淫秽小说的网上“泛滥”不能不遭到批评者的严厉抨击。长缨对《上海宝贝》思想内容和倾向的批评是犀利尖锐的，但是也并没有将其一棍打死，还是肯定了作者语言的率直多变。

平心而论，文学创作难，文学批评亦难，散文批评尤其难。因为议论文的核心在于创新，论点的推陈出新且有价值；小说戏曲之类叙事文学艺术家的使命在于塑造人物形象，只有人物形象永垂不朽；诗歌的关键在于意境，无论是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抑或两者的有机统一；而散文呢？可以发表学术见解，可以塑造人物形象，可以描绘意境，内容丰富多彩，表现手法多种多样，具有鸟飞鱼跃、驰骋翱翔、你有我亦有、你无我也有的广阔天地。评价其优劣的标准也就不只是“形散而神不散”。读罢长缨是书的第三部分，发现其“热情与理智融合所流露的真实”，倒不失为散文批评的可贵探索。尽管他只是评论了余纯顺、余秋里、马丽华、胡序知、靖一民、郑士选、王梅芳、戎辙、李恒昌、刘晓等11位包括散文大家、散文家、散文者的单篇散文或散文集，但是那种对于批评对象全神贯注、溢于字里行间的热情，却是感人至深的。他初次接触《文化苦旅》时，说“笔墨真是个神奇之物。仅仅是老师请其补作一幅少时的字画这种指甲大的琐事，余氏却写得极其沉重，意蕴非凡；仅仅几句议论，就石破天惊，震撼人心。只此一文，我便认识了余秋雨散文的艺术功力。”由衷赞叹，发自肺腑。但又非人云亦云的瞎吹胡捧，故能对其错讹之处，平心静气地说“谁也不敢说自己的文章从内容到行文全无点错，除非他是神仙。其实神仙的本事也有限，八仙之一的铁拐李那条瘸腿，他自己就没法治好，其他七仙也无本事帮他‘摆齐’”。对西藏著名散文家马丽华的散文代表作《藏北游历》高度评价，热情洋溢称道“是在写实主义的炉灶中点燃文学浪漫的火焰熔炼而成的一块‘金砖’，它那亮丽的文化光焰和汪洋恣肆的文学底蕴，足以把每位读者的眸子擦得锃明剔亮。”但是又能客观冷静地指出“马丽华的自我发现使之成为诗人，成为作家，用大散文的形式粗略地概括出了一个西藏。但马丽华终于不能做学者。除了‘历史、宗教、经济之道时常捉襟见肘’外，还由于她的诗人气质。严谨和浪漫、求实和臆想，毕竟是一对矛盾。”没有热情，难成诗人；缺少热情，也与散文无缘；热情与散文批评应该是孪生姊妹。但是，理智与清醒，应该伴随批评的始终。俗话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似傻瓜，评戏的却应该既具有演者观者身心投入的疯劲傻劲，也应该具有常人的“间离效应”，评散文者，亦复如是。热情与理智的有机结合，水乳交融，可谓散文批评者的真功夫。试看：“刘晓是一株小草，虽则柔嫩，却在文艺的绿苑里萌发勃勃生机；刘晓是一朵小花，虽则素雅，却在春风的摇曳下发散淡淡清香；刘晓是一条小溪，虽则浅近，却流淌得清新澄澈。刘晓的散文紧随时间的足音叩响向上的台阶，势头看好。倘若在为文的立意内蕴上侧重向阔深处开掘，在语言的修养上努力向高精处攀升，定能有新我的突破。”对无名小女子的热情关怀与鼓励，指出其不足与努力方向，全都在寥寥数语中真实流出。因为长缨自己写过不少散文，深知与余秋里之类大家的差距；他与马丽华有过同窗攻读的经历，深知其对西藏文化底蕴的深刻理解；他自己也是从地方报纸发表豆腐块到不无“名人”之称的，故能惺惺相惜地揄扬晚辈后学。凡此，都显得真实自然，而非说哭无泪、言笑无声的假批评、伪批评所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