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展数字的困境，南北差异

方舟

　　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个著名的“囚徒困境”说，笔者在此说说会展统计数字的困境。

　　近年来，为推动会展业的发展，地方政府或会展企业投入很大精力致力于产业（企业）发展规划、发展报告或发展政策的制定。撇开制度设计不说，按传统的“套路”，规划、报告的开篇总是要对一段时期内国际、国内会展业的发展概况进行梳理和提炼。翻看一份份制作精美的“皇皇巨著”，若刻意比对一番，往往会发现就同一类别或项下，会有不同的数据表述，南北差异，东西有隙。

　　就个人的认知来说，近年来，会展界在研究和实务领域可资凭借的数据来源有这样几个：一是系统化、已具相对权威性的《中国会展经济发展报告》，由中国贸促会编撰，业界统称“白皮书”，业内较多学术研究文章引用该报告的数据；二是由过聚荣博士领衔的团队主编的《中国会展经济发展报告》，称为会展经济蓝皮书，通过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采用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中国会展经济的发展特征、相关问题以及变化趋势，并通过与国际会展企业的比较，提出发展中国会展经济的建议；三是多年前由俞华博士主编的《中国会展业发展年度报告》，按官方的说法，其依据为：商务部作为全国会展业主管部门，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建立了商贸服务行业统计报表制度，商务部商贸服务管理司和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全国会展业统计工作，全面分析我国会展业总体情况，探讨会展业更高更快发展的路径；四是中国会展杂志社每年的年终盘点统计，是以一定规模以上的展馆举办的展会面积为依据；五是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对中国展览业的统计，前提是样本的抓取范围为该会的会员单位；六是在政策法规领域，当前有中外会展杂志社每半年一期的《全国会展产业政策法规》白皮书，收录国家部委会展政策法规和较多城市的最新地方政策法规，见证了中国会展业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发展进程，其附录中收集了会展业部分统计数据。

　　视角不同，利益表现不同，呈现的结论自然有异。2012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一个三线会展城市展览总面积竟然超过了很多著名的会展城市。这里不对上述报告进行优缺辨析，只是想探讨一下有关会展统计的制度设计和方法选择。

　　数据是决策的基础，科学、系统、全面的数据统计是一切制度设计的重要前提，“盘不清家底又如何过得了好日子”？

　　有过多年会展场馆管理经历的人或许都有这样的体会：场馆管理往往不是单纯的企业个体行为，场馆管理者常常需要扮演城市管理者的角色，肩负着培育和规范会展市场的责任。治安、交通、产品质量和销售许可、知识产权、城管、公交、海关、检验检疫、卫生、食品安全，等等。这里仅有少部分的职责为主办方承担，尤其是大展、流动展，各场馆为吸引展会往往都会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公共服务承诺。虽说政府各部门依据其职责承担其责任，但万般手段均需通过展馆这个载体来实现。于是，重负之下，我们的展馆方在申辩、在求援，我们的专家和理论工作者在呼吁：会展的主要功能是拉动当地的第三产业发展，会展产生的是间接效应。当展馆周边的酒店、餐饮、广告、出租、旅游等相关行业赚得盆满钵满之时，政府能否给予会展业以“反哺”？每当此时，我们的政府会问：“你究竟给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少利益？税收增加值多少？解决就业多少？甚至GDP增加多少？你能否算清楚会展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增加值？”

　　1：9的理论似已成为行业幼稚病的表现，只有刚入道的人士才会津津乐道。可就是这么个ABC层面的判断仍未被很多地方认同。究其缘由，一样是数据的支撑。我们有北京会展行业协会与北京统计局联合做出的对北京部分展会拉动比的统计，也有中山大学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实证分析出的广交会对广州经济的拉动比的结论。我们更有香港特区政府为应对金融风暴，邀请第三方对会展业影响香港经济的客观调查，继而拿出1.5亿港币扶持会展业的政策设计。

　　我们欠缺的是什么？是否可以表述为统计的顶层设计和坚定的决心，包括统计体系的制定、统计机制的设计和规范、统计法规的建立。也许当下做不出大而全、包罗万象的体系标准，但明确和责成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在内的关联单位朝着同一个方向踏实努力地联动起来更为重要。

　　当下和未来会展企业的“尚方宝剑”亟须如此锻造，打开樊笼，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