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诞生期“文学革命”的两歧性概述

方舟

一、“文学”与“革命”
　　将“文学革命”一词拆开重新确立关系，主要因为二者在当时包含的历史内容远比今天想象的复杂。“文学革命”究竟是“文学的革命”，还是“文学需要革命”，或是本属于两个历史内容，一直与现代文学诞生过程中“革命”话语的意义网络密切相关。显然，在历经晚清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洗礼下，“文学”意义上的“革命”，已在分属于政治与文学的路向上，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在承继和对比历史经验的前提下，比前辈具有更为具体明确的主张。
　　“文学革命”时代，文学与革命之间的“位置”，当然还取决于对待“革命”的态度。以胡适为例，在完成于日后的《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曾自言1916年与梅觐庄等好友争辩的结果是这年2月到3月间，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事实上，对于“革命”，胡适一直将其作为“进化”途径的另一侧面并抵触其激烈、紧张的倾向。在写于1916年1月31日一篇致H.s.维廉斯教授的信中，胡适曾以英文的形式表达自己对“革命”的议论，“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
　　二、“革命”与“审美”
　　在文学革命中，对“文学”的关注还包含着自身的“两歧性”，这使“文学”在具体认识和实践上一度徘徊于“革命”与“审美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之间。对于晚清以来的文学，梁启超“三界革命”所代表的政治现代性，和王国维通过介绍西方哲学、美学而返回文学自身的审美现代性，一直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资源。但较之前辈而言，文学革命时代对所谓“革命”与“审美”的界限区别得并不十分明显，它们常常包容在一个理论家或是一个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之中。
　　为文学革命张目的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文学的思考同样包含着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只不过，由于陈独秀主要是以一位“老革命党”的面目出现，因而，其文学“审美独立”的一面并未得到深入地展开。在1916年8月21日，胡适以“文学革命八事”为主要内容，寄给陈独秀信后，陈独秀便在回信中指出：“尊示第八项‘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或者足下非古典主义，而不非理想主义乎？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况乎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
　　同样在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还在《答曾毅书》中，具体说明其对文学独立存在的本义性理解：“何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
　　三、“形式”与“思想”
　　文学革命的演变轨迹，生动地体现了一种过程性。但作为一个历史的原点，文学革命却是文言和白话冲突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革命可以与“白话文运动”成为同义语的重要原因。文学革命的基本目标和主张成果就是用白话文学替代文言的文学。
　　白话文运动在晚清时代就已经发生。当时，维新派人物黄遵宪、梁启超等都提出过倡导白话的言论。1898年8月，裘廷梁更是以《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为题，配合“百日维新”运动发表，对当时的“白话文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晚清“白话文运动”兴起的过程中，白话报刊的风起云涌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据有关研究者介绍，出版于清末最后约10年时间里的白话报和杂志约有140种之多。白话报刊的风行无疑为通俗语言的传播予以了强有力的推动，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经常利用白话讲演和发布传单来号召群众。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在自身上也存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虽然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产生了白话代替文言的趋势，但在纯粹文学范围特别是诗歌领域内，古典主义却仍然占据绝对的优势。
　　综上所述，文学革命时代“形式”与“思想”的两歧性，是以主观上的不自觉和自觉、过程中的对比方式实现的。胡适从坚守语言和文体形式本位，到必然融入思想革命的层面之中，造成了他在文学革命发展中的“心态意识”始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以彻底动摇古典文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呈现了言文一致的语言创作新文学的可能性，无疑是胡适的“尝试”之功。没有白话及其形式的有力支撑，文学革命过程中的思想革命必然无法向更为纵深的层次发展。因此，“形式”与“思想”的对立统一，既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是两方面内容具有自身独立性的必然结果。
　　四、“个人”与“群体”
　　在完成于1935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之“导言”中，胡适曾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理论的两个中心：“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字’，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按照胡适的说法，注意到文学内容的改革特别是“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文学革命的鼓动者们曾经在是年6月推出一本“易卜生专号”，其中包括胡适写的一篇文章名为《易卜生主义》，在文章里，胡适曾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共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鲁迅曾指出：“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的创刊和胡适大致此时在美国的“笔墨官司”，大致可以视为“文学革命”的前奏。至1917年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发表，较为完整和明确意义上的五四文学革命终于形成浪潮。1918年，文学革命的另一员主将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次年又写下《思想革命》，这一切都为文学革命注入了特定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