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缺“骨”少“血”的中国文学批评

方舟

　　多年前我就梳理过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认为当前批评界存在着三种堕落的批评倾向：一种是依附于体制内某些部门控制批评的话语权，对文学创作进行着指鹿为马的所谓批评；另一种是拜倒在金钱的足下，把批评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做了“资本家的乏走狗”；还有一种就是既要体制内某些部门的话语权利，又要拜金的“双料掮客”，他们成了“权力寻租者”。此三种类型却唯独没有提及学院派的批评，后来我就专门在《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中进行了补充。现在看来，我的许多观点还是很浅薄的，需要进一步反省批评主体的自身问题，当然，其中更多的是对自我内心世界的认知反省。
　　最近周立民先生也将当下的批评和评论分为三种（见《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4日第1版）：学院派、作协派和媒体派。可见对这三派的特点业已形成共识：学院派“呆”（周说“迂”）；作协派“官”；媒体派“商”。大抵是不错的。但是，细细分析起来，倒是别有一番说道的。
　　且不说媒体派的批评大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滥评之作，那些只为了五斗高粱折腰的文字肯定是速朽的，我就亲眼所见有些畅销晚报的文化记者在拿了不菲的评审费以后，回去在本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完全狗屁不通的评论文章，他们以文化记者的名义参加一些部门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讨论会，然后胡说八道，糟蹋文学评论，这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滥评现象。然而，即便是那些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的“大批评家”们也经常为高额的报酬而生吞活剥地急就应景时评，你能当真指望它也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吗？在这支并非小众的批评队伍里（也许，这支队伍将会愈来愈壮大），难保看不见我们学院派和作协派“大亨”们的身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派别的界限是很难区分的。虽然，从队伍上来看，我们会把那些类似文化记者和文学记者，甚至编辑，都归为这类媒体派批评家，殊不知，在这个行列里，还站着许许多多隐身的批评家呢。文坛上大量具有焦点性质的批评文章常常出自他们之手，其对文学的引导和诱导作用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量的平面评论都是出自这支队伍的作者之手，由于他们采用了“快餐式”的低劣批评方式，所以往往是用平面评论的文字去评判那些大多数是平面写作的平庸作品，于是，中国文坛被这无端的文学批评搅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
　　作协派的批评显然是“近官”的，但是有人以为我将它定为“京派批评”是特指在京的“近官者”，这显然是误解，我仍然只能说我是泛指，因为在这个队伍中也混迹着大量的学院派和媒体派的批评家和评论家。他们往往是一些训练有素的评论家和批评家，因为长期的职业训练和官场氛围的熏陶，他们熟谙了那种批评的套路，同时，他们往往也是左右一大批试图在中国文坛上得到官方文学大奖作家的潜在代言人，被一大批作家和一小批领导包围着、宠爱着。于是，他们的地位就决定了其文也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不管文章写得优劣，往往都会得到过分的尊敬。于是，挤进这个队伍就成为许多批评家和评论家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官言官，不在官也言官！这可能是我们评论家和批评家在这个时代流行的通病。他们的批评和评论没有批评的锋芒，没有文学的思想批判性，没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有时甚至失去了基本的人性立场。在他们笔下，文学批评和评论只是为之载道的工具而已。
　　学院派的论著早已成为人们诟病的一种远离文学、远离思想的呆板的、机械的技术主义的谋生手段。有人把学院派的“论文”当做对这个时代文学批评完全没有感觉的“胡说八道”，这也不无道理。因为，整个文学教育体制是培养不出真正的学院派思想家、批评家和评论家的，学院中人整天忙着“挣工分”——围绕在CSSCI刊物上打转成为中国高校的一大奇观，所以，那种刻板式的“学术性”和“学理性”论文才视为写作正途的机制，无疑要扼杀许多本来对文学有所感觉、有所真知灼见的莘莘学子。还有那些为着饭碗而码字的教授博导们，他们都被戴着沉重的镣铐跳舞，怎么可能凸显出文学艺术与灵感呢？作为占据着中国文学批评界和评论界人员与论文数量近90%的高校批评队伍，有人说他们整天是在制造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的垃圾，虽然言过其实，但也是“空穴来风、事必有因”，你不得不承认其中绝大多数“论文”与文学创作没有什么本质的关系，然而，我们在每年大量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阅读当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真正有思想、有见解、有艺术灵感的“论文”，虽然凤毛麟角，却难能可贵，因为，这样的论文才代表着中国文学批评与评论未来的希望！
　　周立民先生说得不错，我们“不需要整日出现在各种名目的研讨会上，当代文学的现场应当在我们的书斋中、在我们的阅读里，在于我们对于当代生活的体味和思考上。我也不想成为文学天气预报员或时事评论员，哪位作家发表一篇作品就迫不及待地做出评判，我需要慢阅读、细体味、多比较、深思考。”（《优缺点集中在“论文”上学院批评被指“太迂”》《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4日第1版）这就是针对三种批评做出的反抗性选择。
　　但是，我需要指出的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症结是--就中国文学创作的现状而言，能够值得歌颂的作品实在是乏善可陈，而一大批老中青作家的艺术感觉还尤其好，那么一大批评论家为之摇旗呐喊、摇唇鼓舌，吹喇叭、抬轿子，更使他们昏昏然而不知天高地厚，仿佛诺贝尔文学奖都在为之倾心相邀、拱手相让呢。而此时此刻，有一位真正的批评家或评论家站出来指出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病灶吗？“皇帝的新装”堂皇畅行天下。说实话，即使有人有这样的胆识，也未必具有那样的人文学养和文学思想的洞察力。恕我直言，当下的中国没有一流的文学家，也更没有一流的批评家和评论家。二流加二流，最终还是等于二流！这一切不得不归咎于我们的文学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培养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夜郎自大的昏庸作家和固步自封的昏庸批评家了。
　　最近一直在重读以赛亚·伯林的许多“论文”，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他不但以其洞明世事的思想穿透力征服人心，而且还以独到的艺术见地和优美的艺术笔法评判了大量的作家作品，体现出一个思想家的艺术修养之宏阔而精细的风范。在《苏联的心灵》里，在《俄罗斯思想家》里，一个西方的哲学批评家却对俄罗斯作家作品如数家珍，评判得体，令人惊叹！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安东·契诃夫、马克西姆·高尔基、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伊万·布宁、亚历山大·库普林、维肯季·魏列萨耶夫、弗拉基米尔·索罗维约夫、康斯坦丁·巴尔蒙特、瓦列里·勃留索夫、因诺肯基·安年斯基、亚历山大·布洛克、安德列·别雷、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米哈伊尔·库兹明、尼古拉·古米廖夫、安娜·阿赫玛托娃、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弗拉基米尔·霍达谢维奇、戈奥尔吉·伊万诺夫、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尼古拉·克柳耶夫、谢尔盖·叶赛宁……这些长长的俄罗斯作家作品在他的“论文”中得到的是完全不同于他人那样的评论和批评，尤其是他对“白银时代文学”的评论更是见解独到，发前人所未发。读了伯林的文章，才知道自己的肤浅，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才知道自己的文学素养的不足，才知道文学批评没有哲学观念的支持是那样地渺小而可笑！更重要的是，他对托尔斯泰的文学批评是那样的尖锐刻薄，但又是那样的振聋发聩，使人惊叹之余却又心悦诚服，这才是独具慧眼的文学批评。读了这些文字，我感到羞愧，甚至不敢动笔了。反躬自问：我们这些人配称作文学批评家或者评论家吗？妄自菲薄吗？是的，我们没有素养，我们没有素质，我们只会喊口号、贴标签，我们只会拾人牙慧，我们只会技术层面的操作，我们唯独缺乏的是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没有素养才没有眼光，中国文学的批评家们缺的就是这个。
　　请读读以赛亚·伯林对于那些思想家兼批评家也兼作家们的评判吧。在那里，我们或许能够在对别林斯基的评判和分析中，学到做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的真谛；在那里，我们可以从对赫尔岑的批评和赞誉中，窥见到一个真正思想家宏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来自于他内心深处深厚的人文积累以及那伟大的人类情怀；在那里，我们可以从他对巴枯宁的评论中，找到如何鉴别思想家素质的钥匙；在那里，我们可以从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斯拉夫主义的民粹思想批判中，发现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的重要性……所有这些，构成的是一个思想者对文学艺术的洞见和理论升华。在思想光辉的烛照下，我们看到的是自身离文学批评的差距是那样的遥远，甚至是遥不可及，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为我们的文学与批评骄傲？还有什么资本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所谓文学创作的业绩和文学批评的才能呢？！
　　为什么别林斯基会受到俄罗斯作家们的拥戴，在俄罗斯“辉煌的十年”文学史中独树一帜，被屠格涅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视为精神领袖呢？答案只有一个：“他是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是天赋灵感且大无畏的政论家；在俄国，几乎只有他是独具足够性格与辩才，而能将众人感受但无法或不愿明言之事加以清晰且厉声宣白的作家。”（《俄罗斯思想家》）从中，我们触摸到的是一个敢于直面强权的知识分子的品格和一个作家的良知，以及那种为真理殉道的勇气！别林斯基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文人”，而“文人”的品格是什么呢？别林斯基如是说：“我是文人，我说这话，痛苦但自豪而快乐。俄国文学是我的命，我的血。”（《彼岸书》）读到这里，我们难道不感到羞赧吗？那种对文学的忠诚品格才是支撑一个作家为真理而殉道的力量，拥有了这样的力量，他对文学的一切批评都会熠熠闪光。试问我们当下的中国批评家和评论家，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为文学而痛苦与快乐的“血”吗？！
　　读一读伯林对赫尔岑的评判，你会发现风骨和素养对于一个批评家的重要性。还是来听一听赫尔岑在《致一位老同志》中的说法吧：“我们不曾听见天上有什么声音召唤我们去实现某一命运，也不曾听见冥界有什么声音为我们指路。我们只听见一个声音、一个力量，理性与了解的力量。拒绝这些，我们就成为不穿法袍的科学教士、背叛文明的变节之徒。”是的，我们缺乏的就是一种力量--“理性与了解”，“理性”是什么？无疑是真理！“了解”什么？国家与民族的痛苦！只有具备了这种力量，不，应该是“风骨”！我们才能获得洞察世事和判断历史与现实的力量以及文学的灵感，才能真正具有一个批评家的基本素质，才能获得具有思想家素养的批评能力和语言能力。所以，伯林才从赫尔岑那里获得了对未来历史判断的预言能力：“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十分清楚，是社会性的要求，甚至于其为经济上的要求；社会主义者提倡的，仅属经济上的变革，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变化伴随俱来，将不足以消灭文明中的吃人习性、君主政体与宗教、法庭与政府、道德信念与习惯。私人生活的成法旧制也必须改变才行。”（《俄罗斯思想家》）于是，我们才真正理解赫尔岑为什么在当时能够以一个思想家和批评家的眼光，去预言革命后新的专制必然走向其革命目标反面的正确性判断。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批评家抽绎生活、洞察社会与政治、俯瞰作家作品的大气度和大手笔。
　　以此来反观中国新世纪的文学批评。我们的批评家和评论家为什么会在价值立场上失位，就不言自明了。我们的批评家和评论家既无“血”——对文学的忠诚；又无“骨”——对真理的追求。同时，我们还缺乏沉下心来读书思考的时间与空间。所有这些，才真正是我们今天批评沉沦的根本原因！
　　但愿这些耸人听闻的文字是妖言惑众，被文学界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是又一次作为跳梁小丑的鼓噪而遗臭万年，不会让中国当代文学辉煌的成就如不废江河水那样光耀千秋。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它最后要剔除的却正是那些没有质量和没有分量的作家作品和没有任何意义的批评家的“论文”。
　　我们的批评家不仅需要造血，更需要补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