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老师讲写小说

方舟

刘震云老师讲写小说 刘震云档案：著名作家。1958年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现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


　　刘震云老师讲写小说

　　刘震云档案：著名作家。1958年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现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等，作品集《刘震云文集》(四卷)、《刘震云》等，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

　　安冬：

　　第一次听到刘震云的名字，是在1989年。

　　那年我刚上大学，新闻课老师是新华社甘肃分社的一个记者。他在第一堂课上就大力推荐刘震云的《塔铺》。同学们都找来书看，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是怎样的，反正我被刘震云文字所表现的那种真诚和悲剧感所深深打动。

　　后来特别认真地看电视剧《一地鸡毛》，就因为这剧的作者是刘震云。

　　当然，如果说以前我是默默关注他，这两年，想默默都不行了，因为他从电影《手机》开始就成了公众人物，作家财富榜上有他的名字，影视里也有他的身影。

　　他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文字还是个人生活。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据说刘震云小时候有三个理想，一个是到镇上做个厨子，二是在一个乡村戏班子里敲梆子，三是当一名乡村教员。这三个职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生活在他外祖母身边。

　　看来这是一个很重情的人，这从他的作品里也能看出来。不过既然有了作品，他就不是厨子、敲梆子的或乡村教员，而是一名作家。这是意识和职业上的一个转型，自然，后来还伴随着文字风格的转型。

　　刘震云对他与自己作品的关系一直有个“去汴梁”的理论，这种理论他说过很多次了，大意是讲，刚开始写作时，写什么，跟谁相遇，都是误打误撞。写了二十多年，突然悟到，应该与作品中的人物相遇，日夜相伴，久了，就成了亲人。这就像，两个人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在一棵大树下相遇，都是去汴梁，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心里话，像亲人一样。到了汴梁，因各自要做小买卖，两人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想起，相遇犹如当年。

　　这种比喻比较让人会心一笑，跟他的作品一样，属于典型的“刘氏幽默”。这种幽默，在他的最新作品《我叫刘跃进》里也能见识得到。

　　小说如同一门手艺

　　安东：对你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19年前看过的《塔铺》，那种纯粹的情感让人动容，但是后来，你改变了风格，应该是从《一地鸡毛》开始吧，笔锋开始有了嘲讽和幽默，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刘震云：改变是必然的，寻找新的东西才有意义，如果只是进行类型化写作，我就会失去乐趣。一个作者的价值，就在于下一篇作品要和上一篇作品不一样，其实大多数的作者都是这样希望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每次写完一本书以后，我会很自然地离开当时的写作状态，往前走着走着，走到另外一条路上了。当然读者总想见到熟悉的面孔，对陌生的东西会有种本能的抗拒。

　　安东：抗拒会有一些，因为你前后变化比较大。看《塔铺》和《故乡面和花朵》时，我觉得你比较“本我”，但后来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刘震云：就写作风格而言都是“本我”，但内容上不见得一定有作者本人的生活投射。《塔铺》是我早期的作品，它曾经赢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现在看来，这篇小说不见得写得有多么好，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让我第一次通过写作，找到了内心跟世界之间的某种关联。

　　安东：你的作品一直关注百姓题材，是不是也是展示更多百姓的内心与世界的某种关联？有人说你是“平民作家”，这你认同吗？千万别说，我只关心眼前的文字，其他的所谓称呼我不在意。

　　刘震云：看得出来你比我在乎这些称呼。扣在我头上的各种帽子太多了，我已经习惯了。我更希望对我的作品定位，而不是我个人，如果让我来定位，我会把“小人物，大感觉”定为我作品的基调。

　　安东：这两年你成了公众人物，应该说这是你所说的“去汴梁”的另一种必然生活状态，看来，你顺其自然地接受了这种改变？

　　刘震云：我经常说小说如同一门手艺，而且对别人来说，他不看小说，不看电影也死不了，这事其实没多大。既然是门手艺，也就艺不压身，你会打狗也会撵鸡，会拉琴又会敲梆子，这都不是坏事。

　　一个写作的人是需要时尚的

　　安东：我仔细读了《我叫刘跃进》，你的最新作品，改编的电影也马上上映了。当时我忽然有一个想法，余华的作品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而我认识的另一个作家，他曾经也以家乡为写作基调，后来为了生存开始写电视剧，他告诉我：我再也找不回过去那种纯粹、灵动的感觉了。那你有没有过这种困惑？因为影视作品需要取悦观众，而文学更多是自我的感觉。说实话，《我叫刘跃进》没有让我找到当初看《塔铺》时的那种震动。

　　刘震云：我属于那种拿起笔就会写得很愉快的人，往往是读的人比我困惑，而且我的小说和我的故乡生活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已经很难分开，河南人的许多东西早已渗透到我的骨子里，包括幽默。除了小说，我对戏剧和电影半通不通，接触电影纯属一种偶然，就是跟着其他人上路，无论那些电影怎样改编并没有使小说增加一个字或少一个字。至于你所说的震动，到了《手机》、《我叫刘跃进》，有些东西已经被藏起来了。如果你喜欢看到它们的话，多看两遍，就又出来了。

　　安东：不过再怎么变你的幽默感一直没有变，有熟悉你的人谈起你，说你是属于大幽默的男人，不贫、不痞，是那种不动声色、不事声张中的幽默。我想知道，究竟什么样的幽默才叫真正的幽默？你说过河南人的幽默是真幽默。

　　刘震云：河南人的幽默象一座雪山，外表不动声色，精华深埋其中。我会将自己归于幽默的第四阶段。第一阶段是一说话你就笑，第二阶段是说时你没笑，出了门你突然笑了，回到家突然又笑了。第三阶段，说时可能把你说哭了，突然你“扑哧”又笑了。破涕而笑，啼笑皆非，说的就是这个阶段。但这三个阶段都不是我向往的，我向往第四阶段。如果说的时候你没笑，回家也没笑，过了好长时间偶尔想起来，你脸上也没笑，但是在心里笑了，叫会心一笑，就是这个阶段。

　　安东：其实你是一个跟着时代走的作家，也就是说，比较时尚，就像《我叫刘跃进》，里面加入了很多这个时代的元素。

　　刘震云：我觉得关键是对时尚的认识。先说生活中的时尚，我们目前对时尚的理解，大部分是说穿的、戴的，头饰、脚饰、鼻饰、眼饰、嘴饰、口红这些东西，这叫时尚。你看一个小姑娘打扮得越奇形怪状，好像越时尚。但是还有一种时尚，是内心非常时尚。什么叫内心时尚？就是他内心的想法与众不同，而不是外在的打扮。我认为后一种叫时尚，前一种可能叫装模作样。而生活中装模作样的人要占到99.9%。真正时尚的人就是内心不断追求新的、与众不同的东西，这样的人占0.01%。一个写作的人是需要时尚的，不但要与别人不同，与自己的过去也要不同。时尚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寻找时尚是特别不容易的。

　　安东：你在《我叫刘跃进》里说了很多“拧巴”这个词儿，在很多采访里你也多次提到这个，你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很别扭吗？为什么一再强调这个？

　　刘震云：许多作者都说，他们写作，是因为生活感动了他，或愤怒了他，他有话要说。过去我也这么做过，但我现在与他们不同，我要写作，是因为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我试图通过写作，把骨头缝里散发出的拧巴给拧巴回来。比如《手机》、《刘跃进》、《温故1942》等等，都是因为生活“拧巴”了我。如果不把这种拧巴的道理通过一种途径校正一下，恐怕我就离忧郁症就不远了。当然，我拧巴回来的道理，是不是另一种拧巴，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安东：你写作了25年，这么多年中，文字给你带来了什么不同的影响？当初，你又是怎么跟文字打上交道的？

　　刘震云：写作对我既有外在身份的改变也有内心的改变。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能自食其力，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就满足了。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如果是指广义的影响，我最大的困惑是，别人四十不惑，我过了四十，惑倒越来越多。还有一点，我对不起时间。并不是我做事不努力，而是对一些事，一些人，一句话，一个词，觉悟得太晚了。作为一个作者，就会反映到作品里。子又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春去秋来，我深有感触。我跟文字打上交道是必然也是偶然，是新兵连里一个酷爱写作的战友，引我走上了文学道路。他复员后因为总看书写作，不下地干活，我特别羡慕他。我复员后也像他那样没干活，做起了中学教员。不过我的战友被村里人视为疯子，最后他疯了。我却没疯，考上了北大。

　　安东：下一个作品有什么计划？介不介意谈到个人的家庭？

　　刘震云：我希望写出更多让大家会心一笑的作品。在我们家大小事都由女的决定。我是一个坐稳了奴隶地位的人，我唯一需要动心思的是，我太太和我女儿到底谁是统治者，弄清这个家里就太平无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