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田:中国名作家是咋炼成的欣赏

方舟

[size=11.818181991577148px]中国名作家是咋炼成的

莫言

路遥

从维熙

刘绍棠

罗广斌

杨益言

张扬

卢新华

     纵观我国文坛的名家，从写作到发现到发表到引起广泛关注，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风风雨雨，其成名之路浸透着作者本人以及编辑、作家、读者的很多心血，正如冰心老人所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莫言：文稿也曾屡投不中

　　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学编辑的慧眼识珠。

　　26岁之前，莫言写了很多作品，但向报刊杂志投稿，却屡投不中。直到1981年秋天，河北保定市《莲池》杂志编辑毛兆晃慧眼识珠，发表了莫言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这对莫言是一种巨大的鼓励和鞭策，为莫言的文学创作树立了信心，正如莫言自己所说，就像经过漫漫长夜的人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又像迷失方向的航船看到了前进的灯塔。

　　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写了一篇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经著名作家徐怀中修改，然后推荐给创刊不久的《中国作家》杂志编辑肖立军发表，终于开始赢得全国性声誉。从此，莫言一发而不可收。

　　1985年，在作家出版社著名作家和编辑石湾的帮助和支持下，莫言出版了第一本书《透明的红萝卜》（徐怀中作序）和第一个长篇《天堂蒜薹之歌》。从此，莫言跟著名作家阿城、王兆军、刘索拉、何立伟等文学新星一起，在中国的文学上空冉冉升起。

　　1986年，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在《人民文学》杂志第3期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该作一发，犹如一枚定时炸弹，在文学界引起轰动。此时，莫言已依稀可见诺贝尔文学奖远远打过来的那道强光。

　　路遥：秦兆阳手把手教我走入文学队列

　　1978年，路遥写了小说《惊心动魄一幕》，这篇小说因为没有迎合当时“伤痕文学”发泄情绪的路子，屡遭退稿。就在路遥彻底灰心的时候，命运之神终于把幸运降临到不屈不挠的路遥身上。过不多日，《当代》编辑刘茵打电话到《延河》编辑部副主编董墨那里（此稿曾投给《延河》），明确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一幕》，主编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来改稿，可不可以来？”

　　路遥到北京修改了20多天，小说在情节和叙述上作了幅度不小的调整，字数从5万增加到6万。

　　最终，《惊心动魄一幕》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头条刊发，主编秦兆阳为该文专门题写标题。

　　在秦兆阳的推荐下，《惊心动魄一幕》还接连获得了两个荣誉极高的奖项：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9年—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尤其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是新时期陕西作家的第一次获奖。

　　路遥把秦兆阳称为自己文学的教父。“秦兆阳等于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路遥说。

　　从维熙：曾被警告“今后不要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了”

　　1981年，著名作家从维熙写了一部描绘人性曲线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被北京一家期刊拿走。编辑读后虽感动得给从维熙打来电话连声喝彩，但是到了该刊主编手里，却遭到了全面封杀。据事后这位编辑屠光群著文回忆，该刊主编是从题材到故事全然否定《远去的白帆》，还让编辑转告一句深深刺痛从维熙心脉的话：“今后不要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了”。

　　但从维熙不信邪，性情倔强的他又将这部约6万字的文稿交给巴金老人。巴金老人说：“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被别人否定的作品，在巴金老人眼里又重新得到肯定。

　　后来此作在1982年《收获》第1期上发表。

　　1982年年底进行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时，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额的票数，获得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刘绍棠：被誉“神童作家”，胡耀邦对他青睐有加

　　刘绍棠能成为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离不开原北京《新民报》副刊编辑晏明和《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柳青的鼓励和重视。

　　1951年，刘绍棠读初二，给北京《新民报》文艺副刊“萌芽”投了一篇稿子，引起编辑、诗人晏明的关注。晏明约他到报社相见，给以热情鼓励。后来，刘绍棠便成了该副刊的基本作者，这年，刘绍棠15岁，“神童作家”便由此而来。

　　这年，刚满15岁的刘绍棠还写出了他崭露头角的小说《红花》。稿件寄到《中国青年报》后，受到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柳青的赞赏。经与陈绪宗总编商定，这篇小说被特别安排在1952年元旦刊出，还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发，并加上编者按语大力推荐。

　　这篇小说的发表，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刘绍棠由此还获得团中央的关注，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对他青睐有加。

　　刘绍棠16岁时，写了篇小说《青枝绿叶》，在《中国青年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后来被编进了高中课本。刘绍棠又以此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并因此一举成名。

　　1956年3月，经康濯和秦兆阳两位作家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三次回炉打造出精品

　　《红岩》的写作和成功出版，老作家沙汀和当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王维玲可谓功不可没。

　　1958年10月，时任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带着年仅26岁的文学编辑王维玲赴四川、云南考察共青团工作，同时也给文学编辑室组织稿件。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向他们推荐了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文稿线索，作者是罗广斌、刘德彰、杨益言。

　　朱语今和王维玲随即赶到重庆文联，拿到了这部作品的油印稿。王维玲连夜审读完，朱语今让他谈意见。王维玲说，严格地讲，这还不能算是草稿，只是一些素材，全是真人真事的叙述，每篇都是独立的，相互间没有联系，这部油印稿也没有书名，没有统一的结构，一大沓散篇。但却像刚开采出来的矿石，虽然粗糙，却是稀有的，闪光的，篇篇具有真情实感，搞好了，它能以自己真切的感受和独到的内容赢得读者。从现有的水平看是谈不到出版的。如若把这些散落的生活片段组织起来，用一条紧密相连的链条、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结构成长篇小说，将会是一部题材重大、内容少见、意义深远、具有很强感染力和感召力的作品。

　　后来，王维玲决定让杨益言、罗广斌重新修改。两位作者得到老作家沙汀的精心指导。沙汀希望作者从真人真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站在时代的最高点，更大范围地吸收充实生活素材，从整体上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大胆想象、大胆创作。

　　在度过无数个苦恼不安的日夜之后，罗广斌和杨益言终于战胜了艰难困苦，完成了《红岩》的创作任务，1961年12月，《红岩》正式出版。

　　王维玲对两位作者说：“《红岩》不过40万字，可是从初稿到定稿，重写3次，大改2次，苦战了3个春秋。你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了300多万字，所有帮助过你们的同志，没有不佩服你们坚韧不拔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毅力的，你们是以自己独有的生活宝藏、独到的艺术视角和艺术手法，写出了这部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红岩》是用你们的信仰和生命培育出来的，在文学史上，像这样认真严肃、一改再改的作品，也是不多见的！这正是你们走向成功的所在。《红岩》会是传世之作，后人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张扬：感动一代人的《第二次握手》，作者自己并不满意

　　著名作家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初次写于1964年，最初名为《浪花》，是短篇小说，1万多字，后来改成中篇《香山叶正红》，主题也由“消极”改为积极。

　　第二次大的改动是在1970年，就是这一次，改名为《归来》的手抄本在全国广为流传，张扬因此于1975年1月被“四人帮”逮捕并内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张扬平反。《第二次握手》1979年7月正式出版，累计印数达430万册，曾居新时期以来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首位。

　　“第三次修改是在1974年，篇幅20万字，最终出版的《第二次握手》也就是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一稿写得非常艰难，那时我还在牢房里，没有书桌，只能用个夹板垫在膝头上，喘着气，一个字一个字写。”

　　“1979年小说虽然出版了，但写得不好，《第二次握手》能在当时感动一代人，是特殊的时代原因，并不是作者的功力。”张扬坦率地说。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张扬一直坚持拒绝重印或再版，乃至1979年版的《第二次握手》终于在市场上绝迹。

　　卢新华：《伤痕》差点胎死腹中

　　35年前，知名作家卢新华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引起巨大轰动。然而，这篇小说若不是《文汇报》编辑慧眼识珠，却差点胎死腹中。

　　1977年4月，卢新华刚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伤痕》。他当时认为写得很不错，曾请一位老师看过，并希望她能帮助介绍投稿。可惜老师评价并不高，要他“多看看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卢新华还请同寝室的两位同学审读，“他们用当时的文艺批评理论一对照，竟然发觉《伤痕》问题一大堆”。卢新华只得将稿子失望地锁进了抽屉。

　　后来因为班级要出墙报，《伤痕》被卢新华重新翻出来交差。谁能料想，《伤痕》作为墙报稿甫一贴出，就在复旦校园引起轰动。《文汇报》编辑获知这一情况后，找人向卢新华索要这篇稿子。随后，报社还打印了小样，向上海、北京的文艺界、新闻界、教育界等广泛征求意见。

　　3个月后，1978年8月11日，《伤痕》终于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出来。此后，一时洛阳纸贵。有人说，因为读《伤痕》，“全中国人的眼泪可以流成一条河”了。而令卢新华更没想到的是，因《伤痕》，还催生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流派——伤痕文学.

罗广斌

杨益言

张扬

罗广斌

杨益言

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