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梦欣赏（下）

方舟

  ■李华生  讲述
  人物小档案
  李华生，1958年出生，津市市人。1975年下放石门县三板桥。当过粮食助征员、赤脚教师、农村电影放映员。回城后当过织绸挡车工、修机工、炊事员。1993年客居广东惠州至今，先后在多家报刊杂志任职。1999年起以自由撰稿为生，著有大型报告文学集《开放的南国》、《又见艳阳天》、《纪实惠州》，长篇纪实文学《永远的红烛》、《罗浮医话》等多部著作。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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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多月后，我在他乡收到了范春明从异地寄来的信。
  华生同学：
  你好！
  见字如面。
  我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都已奔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都没有违背高中毕业时的诺言，惭愧的是我没有接受你和宜君、彦怡、立栋的相邀，组建独立的知青小组奔赴祖国更需要的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也没有和你同时登上上山下乡的卡车一起奔赴农村。我后来打听到了，如果我3月17日和你一起走的话，我会下放到和你一个公社的四斗大队，因为我们玻璃厂的子女都下到那儿。
  我在你走了一个月后，下放到了澧县彭家厂人民公社的齐心大队。
  ……
  你那么优秀能干，字写得那么好，文章也写得很美。可团组织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同学老拿我们当笑话，影响了我们的进步！
  我不能再因为我的原因，而影响你的进步，也不能因为我在你的身边，影响你的才气的充分发挥。总之是为了你好，我的良苦用心，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
  华生，你还写诗吧？我是很喜欢你写的诗的，而且还喜欢听你的朗诵。衷心地期望你继续写下去，在广阔天地里，写出像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那样优秀的作品来。你是能够做到的！
  希望能在报刊上见到你的名字！
  同学：范春明
  于澧县彭家公社齐心大队
  1975年5月28日
  难怪她不接受我的邀请，难怪她宁愿孤身一人下放到澧县也不随我们第一批来石门，原来她有那么多的顾忌！
  后来，我在湘西的大山里当上了电影放映员，她在澧阳平原成为一名乡村女教师。在信中，她称我放映员同志，我叫她尊敬的园丁。我们绕着弯儿在情海里荡漾，字里行间找不出一个哪怕是写错了或者心慌意乱涂抹过的爱字。
  1977年的农历腊月廿八，我从乡下回到家，匆匆放下一担生产队分的糯米鱼肉和从乡下买回的土鸡，再从兜里掏出生产队年终分红的80多元钱交给母亲，便心急火燎地骑着准姐夫的凤凰自行车奔出门去。
  从羊湖口一路骑向小渡口，我渴望与春明的不期而遇，我的第六感觉显然是准确的，我和她迎面碰到了两次，却都逃开了。直到第3次“偶遇”在无路可逃的小巷里，我涨红着脸、跌跌撞撞地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春明身旁的两个女知青，见此情况很“懂味”地走开了，留下我和她尴尬地对视着。那天虽是冬末，天气还是很暖的，春明却穿着件臃肿得令人诧异的小花棉袄。
  春明窘了半天，吞吞吐吐地扔下一句：“过两天我到你家，正月初二你到我家里来。”便逃也似地追赶那两个女知青去了。
  情商极低的我一直没弄明白春明临走时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她说的两天后正是大年三十，合家团圆的日子，而正月初二则是姑爷拜门的日子。
  结果，大年三十那天，我鬼使神差地踏着黎明前的黑暗，坐上了从津市到石门的头班车，去为贫下中农放电影去了。可是除夕夜，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喜庆的爆竹声此起彼伏，没有人来看我放的电影。
  我在知青点昏黄的煤油灯下点燃一堆松树，就着灯光和火光把信纸铺在膝盖上给春明写信。
  写完书信，我连夜赶往公社邮电所，迫不及待地把信投入邮筒，寄向春明执教的那所乡村小学。然而，春明没能看到这封信，因为她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4
  春节后一个月的某天，知青们正在知青点的禾场上吃着午饭。打趣嬉闹间，有人开始朗诵春明写给我的信，隔壁四斗大队知青点的一名女知青突然冒出一句：“你们不知道范春明早就死了么？”
  我不以为然地笑了。
  后来，带队的方和贵队长告诉我：范春明真的死了。是春节前在大队吃了棉油蛋炒饭导致的食物中毒，回到津市后又被医院误诊为伤寒死的。
  我顿时醒悟，原来那天穿着棉衣棉裤的她竟已是病魔缠身。而我，竟在大年三十弃她而去！我病倒了，整整躺了一个月。
  学友把春明留给我的遗物转交给了我：高尔基的《少女与死神》和一张她18岁的生日照片。
  抚摸着已经 皱巴巴的《少女与死神》诗笺，我痛苦地击打着自己的脑袋，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送给她《少女与死神》……
  这就是我的初恋，一个在青春梦幻里发生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那一句“希望能在报刊上见到你的名字”，我开始为一个女人的期待而努力。
  1993年的仲秋前夕，我怀揣着170元钱孤身来到广东惠州，去完成一个女人期待的文学梦想。
  一到惠州，我便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没有钱可以果腹，没有文凭可以就业，没有足以让人眼前一亮的形象可以赢得青睐。我陷入了空前的狼狈与自卑。
  老家的一位文友得知我的窘境后，把我接到他的寝室，将席梦思床旁的那张堆满了杂物的凉席腾出来让给我，我真正读懂了“一席之地”是何等的弥足珍贵！
  再后来，新华社《一代风流》编辑部在惠州编撰创业者纪实一书，这位文友通过关系让我有幸参与，我从此和报告文学结缘。
  我在以非官方的御用之笔养家活口的同时，完成了《开放的南国》、《又见艳阳天》、《永远的红烛》和《罗浮医话》、《纪实惠州》等多部著作。数百万字的作品，让我在这个人才云集的城市，有了赖以生存的一席之地。
  2015年，我接任惠州市文化与经济促进会会长和党支部书记的重担，又将开启新的旅程。
  “希望能在报刊上见到你的名字”，范春明短短的13个字，熬白了我满头的青丝，那个早已远去的魂灵当可告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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