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力量重新集结，向着文学的梦想之境出发

方舟

写在前面：这是发表在《中华文学选刊》2014年9月为大连部分作家所出版的专号上的评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章里写到了一位作家，由于他的谦逊，也由于特殊的关系及原因，他几次要求我隐去对他的评说，对这样的高风亮节我表示由衷的敬佩。本文图片抄自“侯德云品书录”。
            近期大连文学综论
一 小序
《海燕》的李皓主编将这批稿件发到我的信箱，都是这几年大连文学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代表性的作品，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小说、散文、诗歌和随笔。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开始直到今天，我先后有了三次机会对大连文学的发展状态，进行过理性综合，阐释了它的优势、特点和局限。20年后的今天，有机会再一次思考、疏理大连文学的发展现状和态势。对我来说，就相对清晰地知晓了它的来龙去脉，它的进步以及它的不足。沧海桑田，文学也和生活的前行一样，总是一潮接着一潮，海浪前行，从而推进了新的一波。我想我现在看到的便是新的一波。谢谢李皓，是他让我感知到新的文学生命的存在，感知到生活和艺术前行的步伐。
这也是李皓所提供的大连文学之梦。
有了梦想，就有了希望，也有了动力，还有了一心一意不屈不挠前行的过程。

二几个关键词：东北，海味文学，乡村故事
以前的阅读中，在一本书里，很小的不起眼一角，似乎有过“地区文学研究”一个术语，那是介绍当下英国文学研究的书。后来想起了这个术语，翻江倒海去查，书里、网上，还访问过留学英国的学生，竟也无踪无影。但就在那时，我就更加坚定地认为，地方文学、地区文学，也是文学研究里永远不可或缺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不用说了，很简单地。我现在所述，即为大连文学的发展态势，其中能窥视着国内外文艺的艺术发展前沿，能体察出大连文学新的进展。
任何作家在创作时都离不开他所熟悉的文化背景。这可能是生育养育他的自然及生活环境，可能是他熟知的社会生活，是他感知与接受的当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所孕育的精神氛围。比如在大连，直接感受的是北方是大海的气息，海的精神。因此对海的感悟，便容易形成大连文学的“海味”，海味文学便成为大连文学的特别的个性构成。但大连的精神氛围也是在东北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理解、接受的东北文化，也就成为大连文学主打与特别的构成因素和骨干。发出大连文学的声音，一方面要加强、加深自身东北文化的接受和理解，一方面也要发挥大连文学原先的优势，比如擅长讲述的海的故事、乡村故事等，这样才能写出更好的大连故事，发出大连文学的声音，才能聚集大连文学的力量，重新集结，向着文学的梦想之境出发。
在李皓提供的文学文本里，有津子围、徐铎的两部中篇小说《大反话》《大船“倒”了》。我首先关注到这两个标题里的语词“反话”和“倒”（dao，三声）。前者是东北儿歌或说是东北民间方言，后者是北方大海上的隐语，都属民间的俗语、土语范畴。按照语言即为现实的观点，可以推定，在津子围、徐铎的小说创作中，已经把他们的视野、创作心理延伸，或说是立足在最能体现大连百姓心理及精神这样的层面上的东北文化背景上，即他们的小说，具有着强势的东北文化而不仅仅是大连文化的区域特征，因而具有鲜明的东北文化的氛围和特点。两部小说标题里的两个词，很小，意义却很大。
    这情形，在素素的两篇散文《村庄和长城一起穿越古今》《隐匿的激情》里也是一样。素素的这组散文，实际上是她的这些年来的系列散文三部曲之一，主要是，她在历史叙述的同时，更在于一个女性作家饱满的情思表达；情思才是她系列历史散文的内核。我曾在《重新叙述旅顺口——评素素的长篇纪实文学〔旅顺口往事〕》认为说：“素素的《独语东北》，抒情大连的《流光碎影》，并联着这部《旅顺口往事》，成为她的家乡三部曲，成为在当下文学里特别而独特的非虚构文学样本。”这就是说，大连文学，最近一段时间，更是在一种具有鲜明的东北地域文化的氛围与背景里生长出来的。
津子围《大反话》，不厌其烦地像掉书袋一样地运用了大量的东北方言，随便举个例子，“浅田对医生说，这几天吧，我就难受巴拉的，总觉得这半拉脸酸几溜洪，谁想，昨天晚上厉害了，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贼拉邪乎呀！”简直把小说变成了东北话大全。其实这小说暗示、讽喻和抵抗着残存的那种对东北的觊觎与妄想，这是东北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侵略与殖民刻骨铭心。这篇具有异域风情背景的小说，很鲜明地表达出中国人的骨气和立场。津子围这些年来，尤其是对发达都市的关心上，在东北文化背景下进行了个性鲜明的文学探求与表达。

徐铎的《大船“倒”了》，是大连文学的传统题材，即在上世纪80年代便被国内专家评定为“海味小说”（以邓刚《迷人的海》为代表）。海味文学，也可以说是北方海上故事，也如孙学丽的《大潮退去》，写出大海与人的关系，写出北方大海的风情种种。徐铎这篇小说，写的更是生活、生产在海上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下的商品与科技发达的背景下人与人的关系，人性的深奥与复杂。北方大海的力度，东北渔民的精神与品质，大连人的性情与梦想，都跃然纸上。这小说，北方大海的味道很足，故事也很传奇和感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徐铎就以中篇小说《脊美鲸》为大连的海味文学，增加了厚重的一笔。   

大连文学的另一个传统题材，是乡村故事。孙惠芬创作的重心。从她早期小说、处女作、成名作，直到现在，她似乎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耕耘着乡村故事。早先，她的痛苦困惑侧重于在城市文明的冲击甚至破坏下的乡村的失衡，是对现代文明的不可阻遏的向往与抵制，到现在，她的思考与兴趣已经转移到农民与农村城市化后的新的生活状态，如对既成秩序的追求与抗争，如对更好生活的追求等等，《白天不懂夜的黑》即为明证。孙惠芬当下的小说，明朗而疏通，更为好读了，不似以往，反复缠绕，絮语沉重。大连乡村故事在此更有了时代风情和艺术品位。这与通常所说的乡村启蒙似乎没有多大关联。

当然在这里也有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写作。比如这里的《永不陨落的加加林》是宁明的新著《飞行者》的一章。一个特点是诗意。作为诗人的宁明把他对诗的理解与表达充分体现在这《永不陨落的加加林》里，使这散文更有了文学的味道，更有了深度的人性的体贴。这是个军人与飞行的文化背景，三十多年的军旅飞行经验让宁明有了自己的文学表达。
蜀虎小说的背景，多发生川黔湘鄂四省（今渝黔湘鄂）交界处的武陵山区，即小说里的一个叫“边镇”的县城。这里主要是土家人聚族而居的地方。身为土家人的蜀虎，对武陵山区的土家风情有着稔熟的艺术表达。他的短篇小说《理发店风波》，氛围有点像四川的茶馆，龙门阵的情调。是一个时代的话题：时代的变迁带来的人的心理的变化，其中所隐秘着的世道人心，特别是官场、商场与市场，与社会的隐秘关系，是一个极为深刻的话题。蜀虎早先的小说里都有这种隐隐约约的味道。，我曾在评论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武陵的红》里说过：“这里的乡民，崇尚武艺，个个身怀绝技，并勇独好斗，刚烈强悍，侠义凛然，情义炽热，正直善良”。 蜀虎还有浓烈巴蜀风情的小说《武陵絮语》。
三艺术：讲故事的能力；幽默
李月峰、陈昌平、孙惠芬的在这里的小说，在故事的讲述上，都有传奇、悬疑的特点。李月峰的《第三人》，以唯美的方式，布置了一个奇幻的迷宫。小说的旨意并不在于在迷失的镜像里自我体认，而是突出那种唯美认知的快感与适意。陈昌平的《非生意关系》，是我阅读过的最会讲故事的小说。金钱能成就美丽、成功，但却成就不了人的欲望、幸福。一个青春女孩，连同她的梦幻、希望，都被该死的陈昌平都给扼杀了。孙惠芬的乡村故事一如她的从前一样，始终心怀着对乡村的无限敬仰和热爱。她从来不是客观地公正地甚或以旁观者的身份与角度来切入乡村故事。在随着农民以及乡村进城以后，农民面对城市文明的困惑而变得更为焦虑更为失却了耐心，在追问着二哥吕百万自杀身亡时，孙惠芬的同情、怜悯历历在目。为什么？为什么呵？以探究二哥吕百万的死因，为讲故事的起始，孙惠芬详尽地讲述出中国乡村在步入城市以后的种种疑惑甚至是困境。讲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富有艺术性的故事，是大连文学的终极追求。这些故事，应该说，以意味深长的悬疑、传奇的故事内核，而成为情节展开的基本动因。
我还应该说明的是侯德云、张鲁镭小说的基本特质，幽默。对《婚姻大事》来说，假如王淑花嫁给“我”，“我”就成为村长，当了村长后兄弟姐妹都可包田包海，富起来，再以后也会因为贪污之类的行为被“抓”起来……这样的假设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反讽，成为一种逻辑关系里的非逻辑的可能。侯德云的这些小说，在故事上多有这样的非逻辑的小说可能，而这样非逻辑的创作思维，便使小说叙事处处显示出歧义与张力，布置出意味深长的好玩的小说故事。
而张鲁镭的短篇小说，其幽默色彩，更多地体现言语的“调皮”，很轻松的叙述。她常常正经地说故事，只是间或闪出正经之外的语气、语调，有效地制造出文字叙述的间离效果。张鲁镭是一个很讲究短篇小说艺术叙述的作家。她的小说，视野之内多是城市的“边缘人”。在苦难、困难甚至坎坷面前，她的故事总是充满阳光，我称之为“阳光叙事”，《寂寞的鸭子》即是也。
四 关于大连诗歌
大连诗歌近些年来有三位诗人获得了辽宁文学奖的诗歌奖。我曾经担任过两届诗歌奖的评委，深知这个奖项的含金量：首先获奖的是大路朝天诗集《写到舒服为止》，之后是墨白的诗集《风在远方》，之后是宁明的诗集《态度》。
玉上烟是国内诗坛上近些年来饱受好评的诗人。她写父亲、哥哥等一系列诗歌，曾让我肝胆俱动，唏嘘不止。比如《哥哥》里起句便是“哥，你又瘦了”，末句则是“哥，我一低头∕眼泪就流出来了”。这样的就像家常对话一样的话语，进入诗里，便有了诗味、诗意和诗性。玉上烟的诗歌便有这样的神奇魔力。
李皓《我得坐车去一趟普兰店》，是我喜欢的诗歌。光是，“想写诗就回普兰店去写”一句，就把他对家乡的爱念，表达了出来。许多时候，文人有无数种讴歌家乡的篇章，但是能以这样的诗的方式表达出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牵挂，味道足矣。我曾撰文评述李皓的诗作，以为他的诗歌的艺术形象是“英俊少年”，而现在的李皓，这些诗还有了散打的味道了。
大路朝天是一位金口玉牙的诗人，量不多，但常常语出惊人。 《不写作也能很幸福》平平淡淡地说着他人的幸福，实际上是在说自己。他的诗作，也是非常生活化、口语化，就是能在平凡的句子里，表达出不平凡的意义。
我知道的艾岑是写长篇小说的，比如她的《哦嘘哦嘘》。这里的诗歌，实际上是在印证几年前，我评述《哦嘘哦嘘》所引用的一句话：“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在渴望。渴望什么，我总不清楚。但我总觉得远方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东西在等着我。那里有我。那里有爱。那里有新的故事。有架着木桥的河水。有逆着斜阳飞行鸟。有长满稻田的月光。”
五跨界写作：大连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一个作家，因其阅历、经验与积累、兴趣爱好个性等原因，经常是，在一生（或生活的某一时期、阶段）坚守一种文学文体的创作，被我们称之为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评论家，等等。这在“写作学”视角上看具有普遍意义与文学规律。文学创作上的对于一种文体的坚持，优势是可以集中注意和思维，调动作家自己的生活资源及思维定势，将某一文学的创作“进行到底”，最大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创作优势。
    另外的情形是，还有一些作家，一定会有自己的专属创作的领地，或说是主打体裁，但也经常涉猎别的体裁。这样的多种文体的文学创作，如小说家写散文，如诗人写散文，评论家写小说……这其实是跨文体写作或说是跨界写作。这样的跨界写作，其实能更好地调动自己的写作积极性，调动自己的资源，展示出一个作家良好的素质和学养。有时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即时性的写作，灵感一到，便不拘文体地率性写作，表达出真的性情。这种即时性写作即跨界写作也许更有可能更符合文学写作的规律，更好地体现出文学写作的基本功用，也更符合读者的阅读需要。   
从1978年的新时期文学至今，大连文学的发展历经大体上几代人的努力，几乎在文学的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历史性变化。文学领域内所有的文体，如小说、诗歌（散文诗、古体诗词）、散文（随笔、杂文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等，不仅在发表及出版数量上可用“激增”来形容，在质量上（以获得国家、省市以上正规文学奖为标准）也大幅度提升，并且，在一些文体领域内出现了标志性或带头人的角色。而最近的十几年里，大连文学的总体水平，又一次有所跃升，其主要标准是，跨界写作愈来愈受大连作家重视并有所收获。比如，小说家邓刚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愈来愈多的社会随笔的写作，如随笔集《邓刚海味馆》和《趁爱打劫》，以文学方式揭示出即时的当下的生活哲理。这成为邓刚文学写作的新的“增长点”，并受到一大批读者的欢迎。小说家津子围2011年3月出版的《津子围与大家对话录》，由作家津子围与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作家艺术家关于文化与文艺的独特对话。将深刻的理论问题成为文艺及文化的对谈、访谈。此为文艺领域里常见的“对话体”方式。一般认为，“对话体”多为文学评论的常见方式。最近，诗人宁明散文集《飞行者》。宁明以诗的语言展现了飞行员群体的神秘世界，其中的每一个故事，既是宁明个人飞行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飞行员群体翱翔蓝天的精彩缩影。作为一位诗人，宁明在散文创作上的这种“跨界”行为，无疑为散文提供了更多的样貌。紫金早先有玲青之笔名。玲青的时候我印象即有《槐花啊槐花》《烟熏你的眼》等小说，那时她曾以女性的细致与优美铺满着文字。到了紫金时长篇小说《黑戒指》，则显示出一种英雄主义。这样的英雄主义和紫金的特定身份职业有关。而在这篇《普鲁斯特——距真实最近的现实主义作家》里，紫金依着她的阅读和理解，诠释了她的心中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并得出自己的认知，普鲁斯特是距真实最近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作家能如此深入研究经典作家，本身就是一个暗喻，暗喻大连作家这个群体在向经典尊重与充满敬意。还有诗人李皓，最近一段时间，创作了许多生活和艺术随笔，很生活也很艺术，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诗人玉上烟，是近些年来颇受关注的诗人。但她在诗歌创作的同时，撰写了大量的诗歌评论及随笔，颇具理性色彩，成为她兼具创作和思想的一种特有表达，二者相辅相成，构成她创作的统一板块。
大连文学发展中近些年来所出现“跨界写作”现象，是可喜可贺，值得进一步研究并有必要进行倡导的。首先要肯定的是，这种跨界写作，扩充了大连文学的写作视野，让文学不再拘泥于某种文体的专事领域，丰富了大连文学的体裁与题材，开阔了大连文学的视野，也丰富了大连文学的表达。其次，这种“跨界写作”拓宽拓深了大连文学的理性深度，使大连文学的眼界与目光更为深入地与生活与人的生命的存在有了更深刻的交集，使大连文学在进行文学思考时有了更深入更为广阔的方式。同时，大连文学的整体思维在此有了更为人性化更为文学化的气度，有了更贴切生活更贴切文学的思想。理性在此有所深入与整体的提高。这是一种具有战略眼光及重大价值的文学发展，会在未来的大连文学发展里增加足够的文学经验与文学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