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要“求同存异”

方舟

在解读现当代文学作品时，我们常常会试图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作品，如何才能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各自的独特性呢？这是比较文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首先，熟悉作家作品共同之处——“求同”。任何的文学评论都是建立在作家作品的基础之上，如果对作家作品不熟悉根本谈不上文学批评，没有作家作品的文学评论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熟悉作家及其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以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和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为例作比较说明。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的重镇，他的小说总能深深触动读者的灵魂。谈到中国文学变革时，他指出：“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1]他塑造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初期满怀救国热情，但他们的付出始终不能得到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被民众出卖，比如《药》里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等等，启蒙者反而被自己的启蒙对象吃掉，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启蒙者们因自己的努力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而变得苦闷孤独，甚至被启蒙对象剥夺了生存的基本权利。《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拥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曾经试图改变整个社会，但失败了，被校长开除，没有经济来源，最后不得不把自己心爱的书卖掉。这些空有救国热情却无力改变现状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无聊的岁月中消耗自己的生命，我们把这类人概括为“孤独者”。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这种人物形象在文坛占据着重要地位。

　　而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也有相似的经历，他们愤世嫉俗，富有才情却被世人遗弃，只能顾影自怜，他们是时代的多余人，哭穷、哭性是郁达夫这类作品的基本主题。《沉沦》中的主人公，身处异地他乡，本来心境就很孤独，却因是弱国子民处处被别人看不起，最后自甘堕落而走向毁灭。“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零余者把自己与世人隔绝，他们也渴望得到爱，但爱太遥远了，从这点来讲，零余者也是孤独的。孤独成为“孤独者”与“零余者”的共同之处，这也是二者能够比较的前提。文学中的比较在于更深刻地寻找文学现象之间的本质意义，因此比较一定是在同一层面上寻找内在的联系和区别，就像桌子和月亮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一样，二者毫无联系的东西即使用来做比较，意义不大。

　　其次，找出作家作品的不同之处——“存异”。找出“存异”之处，是文学比较的重中之重。那么怎样寻找它们各自的独特之处呢？前提是标准要一致。我们仍以“孤独者”和“零余者”为例，分析比较它们的独特之处。

　　从人物悲剧产生的原因来看，孤独者更多的是社会造成的，而零余者除了社会原因之外也不乏有很多自身的因素在里面。孤独者们最初对社会的黑暗做出反抗，向吃人的封建社会挑战，希望能够唤醒民众，但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处处碰壁，不被民众理解，甚至被民众迫害。外在的黑暗社会无形而又无所不在，正如鲁迅所说“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2]《长明灯》中的“疯子”要把代表封建礼教的长明灯熄灭却引发村里人们的恐慌和反对，“疯子”是清醒的反封建志士，结果被人霸占了房屋，还被关起来。《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也曾经努力奋斗过，但最终“飞了一个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只能每日浪费自己的生命。《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被社会剥夺了生存权利，便开始向社会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郁达夫作品中的零余者除了外在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堕落之外，自身的性格弱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零余者们都有着敏感多疑、自卑自尊的弱点和遭受压迫之后的心理扭曲。关于“自卑情结”，A·阿德勒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3]自卑与自尊是一对孪生兄弟，当弱点暴露，被人质疑，自尊便会随之出现，同时自卑到一定程度会形成心理扭曲，敏感多疑便是这种弱点的外在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零余者的悲剧也是性格悲剧。零余者自身又是矛盾的集合体，既慷慨激昂又软弱无能；既积极向上又消极退隐；既愤世嫉俗又随波逐流；既自喻多才又自轻自贱。《沉沦》中的主人公想追求爱情但又怕别人看不起，不想堕落又去堕落，最后只能走向自我毁灭。整篇小说充斥着病态的心理独白，主人公对周围环境异常敏感，如果叙述者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那么结局也许会改写。《微雪的清晨》中“他”，最后也只能一死来作为微弱且消极的抵抗。《茫茫夜》中的于质夫一方面很想得到纯真的爱情，他呼唤“啊，恋爱呀，你若可以用学识来换的，我情愿将所有的知识都交出来”。但另一方面却做着龌龊的、放纵情欲的事情。因此，零余者悲剧的结局和性格弱点有密切关系。

　　作者对两种人物形象的表现方法不同。鲁迅对孤独者的叙述侧重外在描写，视野广阔。而郁达夫则注重从人物内心来表现人物形象，对客观环境展示不足。

　　鲁迅小说中新式知识分子形象主要通过他们的外部活动来展现自身的生命历程及情感变化。《药》中的夏瑜大肆向民众宣传自由平等的思想，他大喊：“满清的天下人人有份”；《伤逝》中子君和涓生不顾家人的反对及周围人们的嘲笑勇敢地走到一起；《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先是向普通民众宣传自己的见解，被解雇之后还与叙述者争论小孩子的问题，后来被迫向社会实施疯狂的报复。这些孤独者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当时社会环境的恶劣及他们不屈的抗争，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丰富广阔的社会生活场面。

　　然而，郁达夫对零余者们的描述则采用了大量的心理独白，小说以主人公内心世界为描写对象，把主情主义的美学意识带进小说，采用了“内聚焦”的叙述视角。小说内容以叙述者的视野展开，并不是情节的客观展示，而是包含着主人公强烈的主观倾诉。“读者直接感受的，不是故事，而是主人公强烈的情绪——读者是隔着主人公强烈的主观情绪目睹事件与生活场景的。”[4]他的小说实际上是一种抒情文本。《沉沦》中，“他”的感受并非完全是事实，“他近来觉得孤独得可怜”、“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病态的感受进而使他绝望：“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春风沉醉的晚上》主人公仍是一个潦倒文人，叙述方式仍然是主观抒情。由于叙述角度的局限，读者只能跟着叙述者的视野去了解周围环境，这类小说往往社会环境描写比较少，客观环境的展现不够开阔。

　　综上所述，我们在对作品作比较时首先要
“求同”，在得到共通之处的基础上才能展开下面的研究；其次要“存异”，一定要在同一层面，同一标准的原则下探究，找出文学作品自身的独特之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文学评论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