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里的中国隐喻

方舟

1963年冬，北京，中国刚从一场饥荒中恢复过来，厌恶了围绕在周围空洞的共产党宣言的一群大学生决定开始一项危险而大胆的行动：谈论西方文学。
　　在那些关于存在性焦虑、中产阶级幻灭和特别是战后美国社会中的叛逆等叙述中，学生们找到了灵魂家园。就如文学作品里他们的英雄一样，学生们在一个同样令人窒息的社会中日渐颓废，“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爱，更没有个性。”他们中的人回忆说：“《在路上》里面角色的精神世界是最接近我们的。”
　　从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中本国已出版的外国文学中，美国文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比如，在译林出版社2012年的十大畅销外国小说中，美国作家的作品就占了四本。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美国文学的共鸣没有减弱，而在每个时代改变和更新。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个关于青少年存在性焦虑的经典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攻击保守社会观念的小说与新开放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反传统的思潮共鸣；在九十年代早期，其愤世嫉俗和失望的语气让中国青年找到表达自己态度的方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社会不平等赋予了这本书新的意义。《麦田里的守望者》主角霍尔顿和激烈竞争的上海高中里紧张的学生、不满于老板的农民工、富二代的表达诡异地相似，他们都在为过有意义的生活而努力。
　　角色塑造以及讲故事是美国文学散发持久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们“善于表达人类的情感”。
　　另一个可以共鸣的角色是盖茨比——《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的主人公。他野心勃勃并不懈进行自我创造的奇妙故事可以兼伴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范式。现实中，无数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有着盖茨比的坚定。他们认为非常的手段才能获得非常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