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的创作感悟（转）

方舟

      2013年冯骥才先生出了8本书。刻画“文革”创痛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重新修订，《春天最先是闻到的》一看就是写感情，《离我太远了》是周游欧洲和其他国家的游记，《文化诘问》和《文学先觉》收集了他10年间的文化思考，《凌汛》是对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1977年重大变革时期的追思和纪念，《西欧思想游记》是一个思想型游记的实验，有思辨，有对话，有抒情，自由无羁，逸兴遄飞。当然，最厚重的是《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收录了他10多年间搜集的7900多种年画中的600幅精品，准备送给联合国，“变成人类共享的遗产”。冯先生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力、那么高的产量？在前几天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读者们不约而同发出这样的疑问。　　　　
　　时间：一天当两天用　
　　一天24小时，对所有的人都一样，但冯骥才有诀窍把一天当两天用。
　　首先是他睡觉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每天从早上8点到12点他做案头工作，阅读理论文章，查阅各种资料，撰写思想性文章，《文化诘问》、《文化先觉》就是在这个时段写出来的；午饭后，他去天津大学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约谈、采访，处理六七件事情，都在这个时候；下午5点他按时回家，洗脸、吃饭、看新闻联播，然后倒头睡一个小时；醒来后直到凌晨1点，搞文学、画画，在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随性地徜徉和漫步。冯骥才表示，这个作息方式是老友谢晋生前教给他的，“感谢谢晋给我出了个好主意”。
　　第二个是他喜欢平行着开展工作，各种事情尽管纷至沓来，他照样方寸不乱，从容应对。30多年，一直这样。他画过一张画，一个人在柳树下仰头看纷披的枝条。画旁题了两句：枝乱我不乱，从容看万条。
　　最后一个不是诀窍的诀窍：能少开会少开会，能逃会逃会，无聊的会坚决不开。　　　空间：从书斋到田野　　　
　　在冯骥才的心目中有四条并行不悖的线索：一个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一个是到他主持的学院上课、办公，另外两个是文学创作和绘画。
　　“田野调查”是冯骥才多年来喊得很响也做得很实的一个词——准确地说是他的一种理念和行动。五千年文化在当下的遭遇，让他忧心忡忡。早在1994年，为了保护天津老城的文化遗产，他自费组织学者、摄影家67人，把整个老城的街道一条条考察了，给政府提了一个方案，政府汲取了其中部分意见。进入新世纪后，他更是把田野调查纳入他的基本工作范畴，每年有1/3的时间，他带着人员和设备行走在大地上，有形的、无形的、静态的、动态的、城市的、乡村的，凡是有文化遗迹的地方都进入他的考察视野、思想范围、情感世界。
　　冯骥才认为，应该到田野，到山间，到广大民间去发现和认定遗产，要和当地人讨论如何保护好这些遗产，而不是舒舒服服在屋子里坐而论道。
　　“立足田野，即与我们的文化共命运。”他说。　　　
　　责任：从自觉到先觉　　
　　在冯骥才看来，“造城运动”、古村落空巢化、文化产业化、文化政绩化等问题的大面积出现，政府要负第一责任。政府应该尽快实现文化上的自觉，但是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何止自觉，更应该先觉。知识分子不仅要从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从将来看现在。冯骥才认为：“文化的先觉不是一种觉察，而是一种思想。它由广泛的形而下的文化观察与体验中，发现时代性的新走向、新问题。”
比如非遗中的口头文学。中国的民间文学专家经过广泛搜集、整理输入数据库的中国史诗、神话、故事、歌谣、传说、谚语、笑话等，总共已有88700万字。如果30万字一册，估计得3000册。冯骥才想把这套书列入出版计划。“这本书出版了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这是五千年来中华大地上人民的文学创造，伟大的创造，所有优秀的作家都是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的。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种自觉和先觉的担当，使他觉得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是社会的大事业，比他个人的艺术创作还要重要。　　　　　
　　情怀：“在激流中”写作　　
　　冯骥才曾这样评价表演艺术家李雪健：“你每演一个人物，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人。”好的小说也是这样。在遗产保护和抢救中，他随时随地被人召唤，时间被瓜分，但是不时地他也产生冲动，想过小说瘾。坐在车上，构思某一个人物，设计某一种情节，特别奇妙、特别享受。“到了！”司机突然说，一切瞬间消失，便有一种失落。
　　“但是只要我写，我就用全部生命去写，我不用生命的下脚料去写。”冯骥才说。
　　2014年，冯骥才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俗世奇人》的续集已经写完了，怕撞车的书太多，他想在明年发表。他希望再写一本书，书名想好了，应该是《在激流中》，写1979年到1989年的中国文坛，王蒙、张贤亮、刘心武等这一代人的文化生活。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现在做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整理。”冯骥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