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契科夫和欧·亨利短篇小说的创作手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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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契科夫和欧亨利短篇小说的创作手法比较 莫泊桑、契科夫和欧亨利都是世界短篇小说巨匠。他们矗立于世界文坛短篇小说的巅峰，主要是因为他们一生留下诸多不朽的短篇小说


　　莫泊桑、契科夫和欧·亨利短篇小说的创作手法比较



　　莫泊桑、契科夫和欧·亨利都是世界短篇小说巨匠。他们矗立于世界文坛短篇小说的巅峰，主要是因为他们一生留下诸多不朽的短篇小说名篇，而且，都以小视角切入主题的，达到了较高的审美高度。论及三人的创作手法时，往往会看到如由小见大、结局出人意料等等的说法，然而，不同的国度、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文学背景以及不同的创作个性，又使这三位家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

　　莫泊桑的《项链》、契科夫的《第六病室》和欧·亨利的《警察和赞美诗》是流传至今的脍炙人口的名篇。三位作家虽不同民族，却以近似的社会体验，揭示了人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然而，由于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生活背景，加上不同的经历和素养，他们在思想深度和广度、塑造人物的方法艺术表现手法和风格，以及审美特征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异同。

　　一、作家生活的时代

　　莫泊桑生活在19世纪末的法国，当时资本主义恶性发展，大资产阶级当权，社会道德沦丧。此时，在文学方面，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锐气大减，出现了追求真实的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新思潮、新流派。莫泊桑基本属于现实主义作家，然而，在语言的表达上，也受到自然主义的巨大影响。

　　相比于法国，19世纪后期的俄国则是另一种环境。契科夫生活在反动统治加强、社会思想被禁锢、进步力量被迫害的时代。此时的俄国人民处于最黑暗的时期，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因而，此时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独树一帜。契科夫基于作家的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思想，用“创作”这种方式力图疗救社会和人的灵魂。契科夫的创作不仅继承了普希金、果戈理的传统，坚持以批判的武器抨击专制制度及其产生的民族奴才性格，而且，更加具有理性思辨和深层次人性揭示的内蕴。

　　同时代的美国则开始了新工业革命，然而社会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在美国人的面前，大都市崛起，摩天大楼矗立，贫民窟相伴而生。欧·亨利一生困顿，常与失意落魄的小人物同甘共苦，深刻了解美国下层人民屈辱的生活和社会与人之间变异扭曲的关系。他善于用艺术手法表现小人物复杂的感情，富于生活情趣，被称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

　　二、题材选取

　　莫泊桑的创作保留了自然主义又忠实于现实主义，其短篇小说涉猎各个阶层，取材多样：有表现普法战争的，有表现小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有描写农村劳动者生活的，还有关于爱情、婚姻生活的。他以日常生活的故事为内容，自然真实的从日常生活琐事中描写与刻画人物。一方面，他对资产阶级虚荣心与贪婪进行讽刺与批判。如他在《项链》中，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借项链、丢项链、还项链的一系列情节。另一方面，他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最下层人物却寄予了深深的同情。玛蒂尔德经过10年的艰苦还债生活，已经抛弃了娇气和任性，远离了虚幻的遐想，而成了为明确生活目标而一步步攀登的奋斗女性。他笔下的此类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的人们，毫无地位和权力。莫泊桑写出了他们的不幸生活及生命价值，着力表现他们值得同情的遭遇，赞美他们身上可贵的品质。相比而言，契科夫笔下同样是“小人物”占相当大份量，这些“小人物”，在俄国专制社会里精神备受压抑，生活痛苦不堪。契诃夫不只描写他们的不幸命运和痛苦生活，还深入细致的剖析、研究他们的性格弱点。《第六病室》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作者平静的叙述着骇人听闻的事实：唯一看出并喊出“这是强暴、这是专制”实情的“病人”格洛莫夫，却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医生拉京对此人表示同情，并渐渐赞成“病人”的言论，也被当成“病人”，关进了第六病室，最后惨死在其中。契诃夫不动声色地让人们从“第六病室”的生活中，体验到专制暴力的严重与可怕。他把对“第六病室”的思索，引申发挥为对全人类所进行的关于人性、关于未来新生活的探索。他的巧妙构思，大胆创新，站在一个更深的思想高度，为十九世纪末现实主义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欧·亨利的优秀作品基本上也都是小人物题材的。欧·亨利一生历经坎坷，对劳动人民的辛酸疾苦感同身受。他揭示的主要是社会与人的关系，即美国当时的国家机器仅服务于上流社会，服务于统治阶级，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例如《警察和赞美诗》中的苏贝，他故意一再触犯法律，而结果却并不是他预期的；然而，当他听到赞美诗动人的音乐，继而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冲动改变现在的生活，重新做人时，却被警察以抢劫教堂的罪名判到监狱服刑三个月。这种违背常理，黑白颠倒的现实就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现实。

　　三、情节设置

　　莫泊桑擅长巧妙的艺术构思。《项链》中，从玛蒂尔德在舞会上大出风头，到发现项链丢失，举债偿还，付出十年艰辛，再到得知项链是假的，一波三折，扣人心弦。莫泊桑不违情理，丝丝入扣地写出事态的发展变化，而结局往往是出人意料的。玛蒂尔德在终于还清债务，一身轻松坐在街心公园，却被告知那串项链是假的，最多只值500法郎时，戛然而止，没有描述玛蒂尔德的尴尬、无奈，也没有添加任何评述、议论，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其次，小道具派大用场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细节描写的“特技”之一。他曾运用过雨伞、绳子、跳蚤、项链、珠宝等道具。运用最成功的应该算是《项链》中的那一串改变玛蒂尔德命运的项链。然而，契科夫则全然相反。他的故事情节平缓安静，靠平淡无奇的故事来反映庸俗、乏味的生活。当细细品味如一个场景、一段对话这些不急不慢的故事时，读者就会为那种不可名状的力量所打动，也会被一种令人窒息的郁闷所压抑，产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以《第六病室》为例，主要是描写医生拉京和格莫罗夫的辩论。在经过一次次激烈的辩论，拉京也重新认识了自己，抛弃了从前的生活哲学，同时，也被周围的“正常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疯了。契科夫通过对格莫罗夫发病的行为和言语描写，反映出俄国专制统治下的小人物的悲惨境遇和毫无人权和自由的现实；通过对医生拉京由逃避现实的院长最后沦为惨遭毒打而亡的精神病人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下层人畸形的生活在沙皇俄国这样的黑暗现实中，使读者在巨大的震撼之余，深刻的思考社会人生问题。

　　欧亨利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尾。《警察和赞美诗》中的主人公苏贝数次以身试法，却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可当他走近教堂，赞美诗悠扬的乐曲使他陶醉，催其自新，他正准备与他不幸的命运抗争时，警察的鞭子却打在他身上，苏贝被判“在布莱克韦尔岛上监禁三个月”。这一突兀的结尾和人们的预想大相径庭。想进监狱而进不得，不想入狱却被判刑；故意犯罪被视为“无辜”，想要重新做人却被判为“有罪”。这种黑白颠倒的现实，使人在一笑之中觉察到令人震惊的丑恶。欧·亨利以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怀着对美国千百万小人物的极大同情，表达对他们的赞美，对丑恶社会的愤怒。这也正是他小说创作中的最大成功之处。

　　四、语言特点

　　莫泊桑的小说语言冷静、客观，不带有作家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的特点，甚至连一个比喻都很难找到。《项链》中写道：“她没有钱打扮，所以穿着很朴素，可是心里很痛苦”，“她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享受种种荣华富贵的，所以总是感到非常委屈”，“她没有漂亮的衣服，没有珠宝首饰，什么也没有。可是她爱的就是这些东西，她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享用这些东西的。她多么希望能招人喜爱，被人艳羡，漂亮迷人，深受大家欢迎。”作家通过对典型细节和对主人公本我部分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社会观点和美学理想。

　　契诃夫的语言风格是简洁、凝练、深沉、含蓄，但简练的辞句，简单的情节却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容，使读者领略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森严壁垒，令人胆战心惊的可怖氛围。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

　　欧·亨利在小说中经常使用俚语、双关语、讹音、谐音，作品的字面含义常有弦外之音，耐人寻味。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词汇的错误和夸大性的运用不但赋予了人物鲜活的形象，而且取得了一定的幽默效果：枯叶被说成是杰克·弗罗斯特（英文是JackFrost，“寒霜”的拟人称呼），流浪汉被说成是“露天的居民”，由苏贝自己来安排过冬事宜，说成是组织一个“单人筹备委员会”，苏贝把人们最不愿去的监狱说成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世外桃源”（Arcadia，原指古希腊一个人情淳朴、风光明媚的理想之乡）。这些貌似轻松活跃的笔触则暗示出人物卑微的身份、无奈的心态，充分体现了欧亨利悲喜结合的独特创作风格。

　　莫泊桑、契科夫和欧·亨利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他们的三篇小说，第一篇是描写人的本质的批判小说，揭示了人在潜意识中本性“恶”的一面，使读者在感受震撼人心力量的同时，不免伤悲和颓丧。而第二篇契诃夫的作品与其以往的幽默小品相比，则给人以更深沉的震撼力。与莫泊桑用讽刺的笔调展示小人物虚荣贪利的心态不同，契诃夫更多地描写小人物的奴性，解剖出他们奴性十足的可悲灵魂。他痛恨这种麻木不仁，苦不自知的状况。可以说契科夫的嘲笑、讥讽是从心底里真诚地希望这些“小人物”能够惊醒过来，改变现状，恢复作为人所应有的价值和尊严。第三篇《警察与赞美诗》，欧·亨利还是一如既往的反映这一时期以美国纽约为代表的贫民阶层的苦难生活，以幽默的语言和反讽的方式，批判社会的不公，展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间的强烈反差，揭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

　　尽管三篇小说创作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采用的是不同的题材，但在创作手法上却有着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通过描写小人物，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大舞台的艺术效果。三位大师都对当时社会的人、社会生活进行了积极而深刻的思考。他们的语言或幽默、或深沉、或尖锐、或辛辣，但又不禁伴随着悲哀、痛苦和不幸。他们看似平静的语言和态度中，实际包含的却是严峻的社会主题，他们从“为世人所看得见的笑料”中看到的却是“为世人所看不见的眼泪”。这种创作手法的对比映衬更能激发出更深刻、更丰富的审美感情，使读者通过小说更集中、更全面、更鲜明、更深刻地认识人性的复杂性和典型性。这种对“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关注，对真善美的热情歌颂，对丑恶虚的强烈抨击，使其短篇小说彰显着人性的光辉，更展现出作家们致力于重建新的道德秩序，重树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美好的人性的愿望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