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场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消解与修辞

方舟

中国现代文学在电子语境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和渗透，尤其是网络出现以后，现代文学经典的当下接受再次出现了动荡。网络中出现了虚拟社区的对现代作家作品的关注、批评，以及这些年的微博热对现代作品的传播等，但是，受众对现代文学经典的接受在新旧媒介中迥然不同。当下关于现代文学经典的研究基本都是在经典文学自身立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受到经典主义观的束缚，学术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大众审美趣味与精英文化之间关系等问题上，经典的探讨逐渐成为一种文学价值的探讨。然而，在一个文学资源超供给的信息时代，经典问题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学经典如何在后现代媒介时代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即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社会该如何看待被边缘化的现代文学经典，以及传统的现代文学经典在电子媒介时代的传承、流变乃至再生产。而不是一味地将经典的没落归因于网络文学的泛滥、视觉消费的形成、受众接受能力的式微等。
　　中国现代经典的建构、演变是个多种因素相作用的复杂过程，不仅取决于文学作品自身的精神价值和审美特质，还受制于文学外部多种社会文化动力的共同作用。随着媒介的变迁，文学场域在经历了重构的阵痛后，电子媒介作用的文学场域中衍生出很多异于现代传媒文学场域的特殊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新文学场对现代文学经典的消解与修辞作用。它们作为文学场的变革力量直接作用于现代文学经典，并逐渐从边缘走向核心、从受控转向施控、从承载变成主宰，支撑了现代文学经典在电子媒介时代传播的价值延传。
　　一、媒介变迁中的现代文学场域演变
　　文学经典的建构与演变过程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有赖于文学场外部的各种场域如政治、经济等场域之间的相互竞争、较量、制约，以及文学场域内部的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从而推动了文学经典的形成、传播和演变。当下的大众传播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受众的阅读方式、思维模式、情感观念乃至日常生活习惯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现代文学场也随之发生裂变与重建。要探究媒介变革中的现代文学经典，现代文学场域的演变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是在19世纪法国文学场域逐渐发展、形成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虽然，其观点不能完全适用于中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国语境下的文学场域，但是其概念以及理论研究的方法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传播媒介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做以支撑。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场域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场域并非处于整个权力场域中的被控地位，而是在特殊的形势下与政治场、经济场形成了某种妥协与契合，甚至政治场、经济场与文学场的相互协作才使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成为可能，使得文学的自主性和自律性受到了外在因素的控制。现代传媒作为现代文学经典赖以生成和传播的介质，却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作为现代文学的主要载体空间，非但没有使文学场域规避权力场的渗透和蚕食，反而同化了文学场域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等不同场力并形成一股合力作用给现代文学。所以，我们以媒介为切入点来研究现代文学场的形成。
　　布尔迪厄指出文学场域“就是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而文学场的空间内部“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式下”。现代文学场域内部主要由文学的生产主体和生产机构组成。首先，从现代文学场域的生产主体来看，它包括了现代文学作家、承办报刊活动的文化经纪人以及赞助商等，虽然他们身份各异，但是志向一致。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投身于民族独立和解放，将民智启蒙视为民族救亡的关键，现代文学场域的形成正需要这些符合时代新式知识分子的参与，这也是现代文学经典诞生与发展的人力保障。然而，与其说这些生产主体是现代文学场域形成的直接推力，不如说是现代传媒承担了这些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意识，成为他们实现思想启蒙、民族救亡的一种方式。另外，生产机构包括了参与文学作品发表、流通、结集等整个生成过程的所有机构，如报纸、杂志、出版机构、检查机构等，这些机构对现代文学场域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中，无论是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营造的公共领域报刊，还是以商业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市场性报刊，都作为一种抵抗流俗的存在为现代文学经典提供了生成、发展空间。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和延传基本分为政治和审美两条线，但是，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学地位和社会影响来说，政治这条线可以算作是主线，与之相比，文学的审美价值要逊色一些。新时期以来，人文知识分子开始不断地对意识形态文论进行反拨，随着“文学主体性”“文学本体论”等强调文学自律性、自主性的文学理论的盛行，文学的审美性也开始跻于政治性之前，此时的文学场域似乎获得了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运行逻辑。但是，随后，商业浪潮席卷而来，消费主义、市场逻辑等迅速形成一股合力侵袭着文学场域。而作为联合经济场域和消费场域的电子媒介的盛行更加使本就不稳定的文学场域开始失衡。
　　传播媒介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变革力量。传播媒介即是作为文学载体的文化产业，也是商业运营机构，同时也是国家权力机器和意识形态工具。而媒介的属性就决定了它首先是作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附庸而存在的，然后才能使它者成为其附庸，行使其文化权力。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媒介理论，还是意识形态分析学派的权力媒介理论，抑或是传播政治学派的商品媒介理论，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媒介权力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态势。尤其，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媒介影响力乃至革命力更加凸显，媒介的文化霸权主义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场域的自主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就认为，真正的统治力量并不是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机器的对被统治阶级实行的强权管制，而是使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臣服，即通过意识形态的影响来操控被统治。而媒介则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场成了各种阶层、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重要领域空间，各个利益集团为了争夺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