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埭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一个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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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可以做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

TOPYS：您现在是已经退休的状态，那平时都在做些什么呢？
靳：我的公司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不同时期发展方向也不同，六年前我就把商业设计的工作交给刘小康和高少康，所以我在商业设计这部分已经退休，其它的文化类和公益类的事我还有做。

然后就是设计教育和艺术教育。十多年前汕头大学请我去改革，我创办了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的职位我三年前就退了，但有被聘做他们的讲座教授带研究生。

我自己长期都喜欢创作水墨画，之前因为做设计师的时候商业设计牵扯太多精力，退休之后，我也可以做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也喜欢写书，这些年继续出版了多种新书。

TOPYS：您现在还有管理公司的实际事务吗？
靳：都不做了，管理、人才、财务什么都不管。（就只是保留股份吗？）股份我都没要的，我是裸退。（大笑）（但是公司名字还是保留了您的名字？）公司名字是我精神的延续，我的精神和态度是他们理解的，我的品牌精神是可以延续的，我相信他们不会损害我的品牌，也希望他们可以坚持。

TOPYS：刘小康和高少康先生都相对年轻。
靳：这是优点，设计行业是年轻人的，有朝气的团队才是好的团队，所以我长期以来都培养年轻人跟我一块做事。我也很注重自己的精神状态，希望自己也是很年轻的心态，年轻人的状态，没有一种老气横秋的感觉。我从不觉得老的东西一定比新的东西好，所以有年轻的合伙人和团队是公司的优点。


业余生活：我的爱好大多都跟艺术有关

TOPYS：除了艺术创作，您平时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靳：我的爱好大多都跟艺术有关，喜欢看别人创作的艺术作品、听音乐、看表演、逛书店以及在旅游中体验大自然或者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营养，可以丰富我的创作。

我也很喜欢收藏，比如尺子，带有中国文字或者其他文字的东西，还有文房，比如砚台、笔山，还有石头。

喜欢的东西很自然就会买下来，我收藏的类别很多。

我也有很多缺点，不喜欢运动（大笑）。

TOPYS：您收藏的时候会考虑它们的投资价值吗？
靳：没有，我就是全凭自己喜欢，什么朝代、历史渊源我都不管，如果能识别是一门学品，但我不会特别刻意地去追求这些。
我办公的地方更像是一个杂货店，收藏的东西随意放在办公室和家里，桌子、柜子或者地上，很乱。所以有的东西会突然不见，或者人家觉得喜欢拿去看看没有还给我。当然我放东西也不是没有条理，里面都有我自己的审美。

TOPYS：您旅游过的地方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靳：如果说是从小就向往的城市，有巴黎和京都，去了很多趟都觉得是很好。但有些地方本来不认识的，墨西哥南部有一个小地方叫瓦哈卡州，房子都是很老的，整个镇子都充满拉丁美洲的文化风情的氛围，它的美很难去形容——本来我也是不喜欢这么长时间的飞行，当年因为要去参加AGI年会，在墨西哥城开一天的会之后的两三天都在那个小镇，山上有一些古迹和一些古老的社区，还有一个专门做地毯工艺的小村子。

那些旅行的感受都非常深，我有写一些小文章，比如今年刚刚出版的《靳叔品美》就是看我的生活、艺术、设计、大自然、人，长长短短大概一百篇文章。

TOPYS：有没有想去但是没去过的地方？
靳：埃及的金字塔我还没去过，欧洲有些地方我还没去过，譬如希腊，奥地利，布达佩斯。国内的话，新疆我很想去，不过现在太乱了。西藏我都去过的，大自然的壮观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拉萨之外的大自然我也有写在《情事艺事》一书最后一篇。

TOPYS：国内您去过的城市最喜欢哪里？
靳：如果要选一个能够住下来的地方，就是杭州。

TOPYS：您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吗？
靳：没有，可能是我少年时期在大陆受无神论教育的影响比较多吧，另外就是我对于宗教不会盲目崇拜，我都是去理解的。有时候宗教的理论不是那么容易明白，我都尝试去思考和理解问题，我也有比较它们的优缺点，但目前为止没有一种宗教让我觉得一定要信奉，我只要理解他们精髓的一面就好。
中国的哲学思想我没有当作宗教，我觉得儒家道家和佛家这样的思想都很高超的。

TOPYS：您很喜欢邮票吗？
靳：我设计了很多邮票，应该说在香港的邮票历史里面我是出版邮票最多的设计师，这个纪录估计很难打破了（大笑）。之前的设计是英国人做的，1970年之后才邀请香港的设计师做。

邮票收集是一个很普及的爱好，我中学的时候就有这个习惯去欣赏好的邮票，引起自己集邮的兴趣。

TOPYS：您现在还喜欢看书吗？
靳：喜欢，不同类别，美学方面的，思想方面的，也有一些是小说，黄易的作品我全部都看，他是我的朋友，他出版的书很多也是用我设计的封面，最近的深港双年展中有一套《日月当空》公开展出了。

服装：我曾经是三宅一生的粉丝

TOPYS：您曾经做过十年裁缝的工作，那您有比较喜欢的服装品牌吗？
靳：我曾经是三宅一生的粉丝，长期穿他的衣服。但他自己现在已经很少亲自设计他品牌的衣服，都是由其他年轻设计师来完成，而他们的设计方向也更倾向于年轻时尚化，不像三宅一生他自己的：文化底蕴浓厚、很个人化的思想风格。我差不多从八十年代中开始穿他的衣服，我觉得他的衣服不是时装，是超时代的，不是一时间流行的品味，而是一种长期可以穿、可以配合你精神状态的一种设计。

换成年轻设计师之后，我在三宅一生专门店就不一定每一年都可以选到衣服，可能两三年才选到一件合意的。

现在的服装倒是没有固定的牌子，UNDERCOVER不错，有一些创新的观念，最近就穿的比较多。

TOPYS：您穿衣服有自己的要求和风格吗？
靳：舒服自在。我没有刻意去追求某一种风格，我喜欢料子比较舒服、柔软、穿起来没有束缚、简单一点的感觉，深色系列的比较多，黑色最多。80年代后我喜欢的颜色是黑色，之前没有什么固定的颜色，所以我的水墨画也是在90年代左右就摒弃了所有的色彩，纯粹用墨就可以完成一幅画。有一个时期是用红点，后来红点也不需要，现在的水墨画就是纯黑白的。所以穿衣服也追求这种，跟个人对颜色的要求有关，不是说什么颜色都没有，但追求单纯、自然一些。

有一段时期流行不规整不对称的，车缝衣服的时候故意没有完成，或者裤脚做破烂效果，就好像我这条裤子上面是做旧的褪色效果。我觉得这种也适合我个人的态度——不要华丽，要舒适、纯粹。

孩子的教育：我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走我的路

TOPYS：好像您的孩子并没有从事设计行业？
靳：基本上我对年轻人要求是很宽松的，我不希望指导我的后辈如何走他们的路，只是用很自然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希望用学习成绩这些来牵绊他们，不会要求他们考第一，我觉得有70分就够了，80分已经很好了，尽量让他们没有压力。也因为我在业界的名气太大了，而我们的姓氏比较小，所以很明显如果他们去接触艺术方面，前辈都会问他们和我有没有关系，这样的话对他们就变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我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走我的路。

而且我觉得每个时代，每个人的追求不同。我当年移居香港就要做裁缝是因为我爸爸是裁缝，他期望我承接他的手艺吧。不过我不后悔当了十年裁缝，这段探索生活的路不是白过的，只是另外一种磨练和另外一种人生追求的历程。如果一开始，我十五岁就进入艺术的行业可能并没有今天的位置，这是一种机缘巧合，有一点宿命的意味吧。

TOPYS：我们之前有看到您和弟弟有合作一些展，那他现在还在做一些艺术创作吗？
靳：他现在是全身心在做艺术创作——物理学的研究早就退休了，到了退休年龄他就退下来专心做艺术创作。而且他比我好的机缘就是十四岁的时候到香港，学校的校长非常喜欢有艺术才华的学生，他就被保送去有名的艺术家那边学习中国画和书法，所以他的功底比我好。我是功底比较薄，中间中断了十年，而他的水墨画六十年代就在拿奖了，所以他在这些方面的修养也是很厉害的，他其实开的个人展览也比我多。

我羡慕他有一个好的机缘，我看到弟弟能够这样做，我觉得我也可以的。我去年出版的《靳叔私密日记》第一篇是1964年写的，有提到他拿奖，所以对我来讲是一种激励，而不是一种打击。

商业设计：印象深刻的案例

TOPYS：在商业设计方面，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中国银行的商标设计，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依然不需要改变，就是非常经典的存在。您自己感觉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些？
靳：有很多。中国银行那个确实是机缘巧合，当时我已经做设计十多年了，对于中国文化的运用和研究算是有点自己的积累，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做。还有就是这个作品运用的面很广，自然也深入人心，成为一个有口皆碑的作品。81年的时候这个作品拿了我从没拿过的一个重要的比赛CA奖——每年50，000件作品，只有300个可以拿奖——这比现在专门用来赚钱的红点奖不知道优越多少。最难得的就是老太婆和小孩都能看明白这个标志。

中国银行最近两年都想提升它的品牌形象，他们有发布新的设计手册，好像是国外的团队做的，但是我的商标基本文字、灰线和红线都改不了，他们只是加了一些红色面的变化作图案来丰富它，改变并不大。

TOPYS：靳刘高设计公司的商标也很经典，当时您是如何思考的？
靳：那个方胜图案也是我商标设计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品，包含着我公司的两种文化，一种是中国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融合，点线面又是很完整的西方审美，另外就是它把我公司对做设计的态度和思想体现出来了——设计不是个人化的东西的，要跟客户合作、要跟生产者合作、跟不同团队的精英合作。还有它可以多变，可以用很多创意演绎，这个商标我也很喜欢。

TOPYS：您觉得商标与品牌、产品本身来说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呢？
靳：品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文化如何体现在它的产品和服务里面，商标是它的精神体现，你不能否定它对于品牌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品牌的精神怎么在产品中体现。

商标和产品谁先谁后是没有问题的，和企业家的思维和精神有很大关系，你想怎么做生意，如果有策略性的思维和宗旨，你先做品牌商标也没问题。

TOPYS：您作为业界的大师级人物，有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案例吗？另外会不会过稿率高很多，还是说也要改过很多次？
靳：我之前做的重庆的案例是很不容易、困难最多、最亏本的一个案例，但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案例。它的影响力也是慢慢来发挥的，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用我自己个人认为应该怎么做一个城市品牌的方法去做——我的方法不合国情，但我依然坚持在不合国情的情况下用我自己的方法：我认为城市品牌应市民作主，而不是「领导说了算」最后导致困难重重，然而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设计师对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坚持非常重要，失败成功没所谓的，本来面对的困难好像看不到成功的机会，其实我的团队全体成员都不赞成我继续下去，但我坚持要做，就算是失败我也觉得是很好的过程，所幸的是，它最后成功了。

我觉得修改设计没所谓的，关键要看修改的意见是否合理，如果改来改去变成越改越坏的设计就不如不要做了，但是如果对方的意见对我的作品有点好处的，哪怕比较麻烦，我也会给他一个机会——分析理解客户的意见有什么好，什么不好，不是说他要怎么改我就怎么改。

设计困境：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要面对的问题

TOPYS：现在和您当年比较，华人设计师在国际的地位有提高吗？
靳：我觉得地位是有提高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华人设计师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是不容易的。如果是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中国华人在平面设计领域发光的只有一点两点，到现在的大中华地区每一个国际比赛的场合肯定有不止一个两个，而是二十个三十个，这不是人家放低了水平，国际水平还是国际水平。每个时代的要求都很高，时代都是进步的，因为它的审美，领域、工艺的竞争都是加剧的。

我的靳埭强设计奖虽然只是学生比赛，但是十年前跟十年后比较，好的作品已经挺多了，所以就一个学生比赛也看得出来，水平已经有所提高。

TOPYS：我们也接触到很多香港的平面设计师，他们对于香港的平面设计环境似乎有一点焦虑，觉得现在的设计发展的空间和环境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
靳：我觉得要看以什么视角看这个问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要面对的问题。

就好比我想不到97年后香港的金融风暴一个接着一个，整体经济陷入低潮期，同时对市场环境的破坏力很大，这一定让年轻人产生了对于市场环境的焦虑。另外就是我们的设计教育的发展也没有根据市场环境来调整，学生学习的机会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了很多，学校和学位都有增加，他们的竞争压力也自然都比较大。但是空间是不是萎缩呢？也不一定，因为现在的专业范畴越来越多，尤其是电子媒体，科技的影响让创意生态有许多不同，很多新的领域我们以前是没有的，所以相对来讲也是放宽了各种可能性。

不应该悲观，但是困惑一定有的，我那个年代看不到一些成功的例子，也看不到市场有什么机会给我有多大的发展空间，都会有恐慌。香港的市场环境和行业里面慢慢建立起来的专业精神是优势，他们叫狮子山精神，我想我们要思考如何巩固它、提升它，而不是有了就不重视。

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眼界要放开，要理解到大中华地区的过去将来，我们要如何定位自己，在亚洲，在全世界你的定位是怎样的，你的空间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机遇，而不是一个困难，不能固步自封。当然每一代人看世界不同，要求也不同，他们是听不进去我们老一辈人的说法的，他们只能从自己的现实来面对。

给年轻人：用手去感受、理解和享受艺术

TOPYS：您对设计天赋怎么看的？
靳：我觉得天分都是可以培养的。如果你说世界上没有天分这回事是说不通的，有很多人对于某些行业就是特别敏感，有非常好的自学能力和领悟能力，这就是天分吧。但是你去评估一个人有多少天分是很难的，另外就是你怎么珍惜你的天分：珍惜它，培养它，磨练它，增加它的能力和创作力。这个是后天的，所以后天是更重要。与其问自己有没有天分，不如问问自己有没有兴趣，有兴趣是可以领悟和学习的——如果你是为了赚钱做设计，不如不要做了，因为有比设计更赚钱的工作。

TOPYS：您开设设计公司的话会如何选择一起工作的人？
靳：我们看重他对于设计的热情，基础能力，有热情之外还要比较好学，愿意尝试。还有就是我们注意合作的能力，而不是太个人主义，太天才的年轻人如果个人主义很强烈，不好合作，我们都会放弃他的。

TOPYS：对于国内的青年设计教育您觉得还有没有一些亟需改进的部分？
靳：在改革开放最初二十年，因为市场经济有空间和条件给年轻人发挥创意，所以教育也成长得很快，但是还需要再改革，不能停下来。另外改革方面，量的发展太大，品质方面的发展就不够，创意方面的原创度还不够，所以在如何建立中国的现代风格这些方面来说都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改革。

其实八年在长江艺术设计学院当院长时我完全没想到有机会在一个都是框框条条的体系里面作改革，那场改革主要是我将已经积累了三十多年经验设计教育的观念全面的实践。这之后的八年针对这些设计教育的问题我都做了一系列革新。也因为有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能够实践我的理想，还有很多好的人才在这里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给其他地方交流学习的例子。我也写过文章公开发表关于设计教育改革几方面的重点，我现在有一本在计划出版的书就是关于设计教育理论的。

我在汕头大学的改革里有一门可能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没有成为一个学科的课程：设计伦理。教育学生怎么做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探索。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一个设计师，尤其是现在的中国有很多问题，怎么尊重原创版权，对大自然的关心等等。我们做设计师之前对这些问题应该有自己的认知与坚持。

TOPYS：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吧。
靳：因为现在的科技发展和新媒体的影响，年轻人非常满足科技给他们带来的一些效果，而放弃了手工能力，或者你在行业里面的地位很高了，有很多人帮你动手。你不能用手去感受、理解和享受艺术的过程，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建议年轻人注意发展动手的能力，心手相连，不要放弃这个关系。

采访手记 用心倾听

退休之后的靳叔依然很忙。还在吃早餐，就已经电话不停，跟服务员要的A4纸上，写满了各种日程。
教育仍然是他日程中的重点事项之一，也是他的热忱所在。
最早沟通公开课事宜，靳叔的要求只有一个：人越多越好。尽量让大家都能入场，哪怕是站着，如果他们愿意。
聊到时间安排，他说，能不能互动的时间再多一点，我很喜欢回答问题。
第二天加场举办的靳叔私聊后，我们安排了一小时午饭时间，靳叔觉得太多了：我吃饭很快的，不用一小时那么久，多留点交流的时间。

访谈中聊到当下设计师面临的困境，靳叔其实很乐观，他说：在我那个时代，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靠自己摸索，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虽然面对着不同的挑战，可是已经有前面人的经验教训可以学习了。
只希望这些经验教训，大家能用心倾听。

撰文／vivi@TOPYS  录音整理／桃红小闪电@TOPYS  采访地点／深圳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采访人／vivi 桃红小闪电 @TOP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