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诗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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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诗之我见

杨启宇

       诗有新旧之分，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胡适之、陈独秀辈以“文学革命”为旗号，提倡白话文、自由诗，主张废除文言文、旧体诗。经过近百年的历史检验，从文化角度审视，这一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给中华文化带来的后果是负面的，尤其在诗歌领域，更是灾难性的。

       盖文学的演进不同于王朝的更替，是继承发展而非革故鼎新，甚至也不同于科技之日新月异，后来居上。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也与新旧无关，《离骚》、《史记》、李杜诗篇、莎士比亚戏剧、巴尔扎克小说，虽为旧作却历万古而不减其光芒；今人随口之咏,虽为新创而转眼澌灭。

       故古今中外成功的文学运动皆有两大特点：一是继往圣之绝学；二是开后世之繁荣。远如唐宋古文运动，韩柳欧苏皆倡复古而后创新；近如西欧文艺复兴运动，远绍希腊而启近世文明。而“新文化运动”诸公却以与传统作最彻底决裂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其主张之偏激，令人瞋目。这，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从鸦片战争开始，尤其是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老大中华帝国不堪一击。只有改革政治体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能救亡图存，这成了当时志士仁人的共识。

       危亡的忧虑、对旧制的绝望、加上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之蜕变引起的愤懑情绪，在接触了西方文明的青年知识份子中产生激烈的批判者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他们在对现实和传统进行激烈批判时，却忽略或根本没有意识到文学与政治、经济、科技本质上不同的特征，采取了一锅脍的简单粗暴作法，用推翻打倒这样反文化的方式来推行文化运动，其后果只能是失败。

       隋唐以降，我国书面文字历来是文言和白话双轨并行。尽管文言文占统治地位，但至少在小说写作上，白话文却占主导。《唐宋传奇》中不少篇章都是用当时白话文写作；宋元明话本则纯粹是采用当时的市井白话；除开《三国演义》采用文夹白的语言叙述，其他长篇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都是采用当时白话文描写。

       因此“新文化”诸公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在小说、散文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数典忘祖的蔑古意识对待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将传统文化与腐朽落后的封建体制等同起来，必须打倒消灭而后快。尽管以创新为号召，以现代意识相标榜，以与世界接轨为目标，但割断了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联系，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对世界文学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

       无本之木，枝叶难茂；无源之水，流派易竭，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么？对照印度，尽管曾沦为英国殖民地，但印度知识界在对本民族落后的封建土王体制批判反思的同时，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未丧失信心。泰戈尔即使使用英文进行的诗文创作，骨子里仍透露的是印度古文明的气息，为印度文学争得了世界的尊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么？

《杨启宇诗钞》（图源网络）

       至于传统诗歌，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旧体诗，无论是相对自由的古风歌行，还是格律严谨的近体（包括词曲），都是以浅近文言文为语言载体的。这自然成为“新文化”诸公必欲彻底打倒的对象。除开封建落后的劣根外，还加上束缚思想，妨碍自由表达情感的罪状。取而代之的，便是用白话文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体。

        这里“新文化”诸公除了混淆政治与文化本质上的差异外，还犯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一是绝对自由的文体是不存在的，就是写检讨、借据也得遵循一定的范式，不受任何约束的文字只能是自说自话的呓语。二是对思想和感情的束缚与文体和格律无关，真正束缚自由思想和真实情感的是专制教条和自身心灵的困乏。而要打破这种束缚的有效方法恰恰是向古今中外的优秀人文传统学习。

       把旧体诗词格律看作束缚和负担的论点，经过长期的灌输宣传，积非成是，即使在传统诗词爱好者中也有一定市场。这可以说是当今对传统诗词认识的第一大误区。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的是，旧体诗词格律不是哪一位封建统治者为了束缚诗人的思想情感而钦定的戒律；也不是哪一位大诗人为了矜才使气炫耀本领而发明出来的清规。它是从先秦到六朝一千多年时间内历代诗人对单音节汉语、方块字汉字为基石的汉诗内在音乐节奏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

单音节汉语，最宜吟咏的基本句式是五、七言；为音调铿锵，句末押韵母发音相近的字为韵；为节奏抑扬，两字一组平仄交错；方块汉字因其义形可以构成对仗……韵律、平仄律、对仗律就是这样产生的。

       要想废除诗词格律的人，就算你们有一种魔法，不但能将人们头脑中对诗词格律的记忆消除，而且能将所有典籍中关于诗词格律的记载也全部抹去。但只要中国人还讲单音节的汉语，还写方块字的汉字，要不了一千年，又会出现同样的诗词格律来。一部文学史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么？除非你能废除汉语汉字！唐朝诗人们一接触到六朝总结出来的格律，马上就给中国文学史一个大惊喜，创造出了前无古人的辉煌。我们要感谢唐诗，也要感谢诗词格律，因为它给唐人提供了新的诗歌文本范式。

       这里附带谈一谈诗词创作的另外两大误区。一是口语入诗的问题，持此论者，打着通俗化的旗号，认为只要坚持口语入诗，便可人人能懂，人人会做。诚然口语（包括外来语）不是不可入诗，但由于诗歌的语言特征是精练，完全口语化是不可能的。论者津津乐道的“床前明月光”等口语化的名句，只要查查在全唐诗中这样的作品所占的比例之少得可怜就知道，实属妙手偶得，非刻意追求所能为。

       事实上口语入诗是增大诗词创作（这里是指真正艺术性的诗词创作，非大跃进民歌之类的莲花落顺口溜）的难度。这好比限定只用萝卜白菜，即使是厨艺高手也难做出一桌适口的菜肴；而任取猪牛鸡鱼，则中等厨师也可烹调出丰盛的筵席。

       与口语入诗紧密相联的便是所谓的诗词大众化问题。持此论者打着为多数人服务的旗号，提倡诗词应为大众能懂、大众能做。然而文学作品之价值评判并非由其受众之多寡决定，一味强调以大众喜恶为标准，必然导致庸俗轻薄之风泛滥。

       诗词作为民族文化之精粹，本质上属于精英文化。无论鉴赏或创作，首先须对文学有特殊的敏感，同时对相应的文学语言艺术应有基本的训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敏感关乎天性，训练大有难度，非人人所能，亦非人人所愿。正如大众从来也没有要求人人能跳芭蕾弹钢琴一样，大众从来也没有要求人人能懂诗做诗。打大众招牌者，其实未经大众授权代言。即便是大众真的授权，我们要问：大众能选总统，但大众能选李杜么？

       以史为鉴，中国文学史上有两类发人深省的现象。一是历代大师都是只有创作而无创体。例如屈原是学习和采用楚地祭祀祷辞和民歌的体裁而创作出《离骚》、《九歌》、《九章》等名篇；李杜是学习和采用汉魏乐府、六朝近体的形式而创作出各自的经典。二是一种文学体裁的兴起，旧有文学体裁并不随之消亡。例如词产生于唐时民间唱曲，五代两宋文人学士加以提炼改造，创作出辉煌的词章。但即使在宋词创作最繁盛的年代，诗歌还是以古风歌行近体为主流。

       设想当年宋词的创作者们如果是高叫打倒唐诗登上历史舞台，那么他们留给我们的只会是千古笑柄而非一代辉煌。这两类现象，雄辩地说明了文学艺术的演进只能是以继承创新为特征的，各种文学体裁应该是互衬共荣的。

        “新文化运动”诸公背离文学艺术本身的客观 规律，倡言打倒旧体诗，挥剑自宫，割断了与自己文化母体的血脉联系。但又无法凭空自创新体，使用分行的欧化散文来代替，并以自由体、散文诗相标榜。殊不知诗、文的分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中国在先秦就已实现了这一进步，遥遥领先于世界。苏东坡的《赤壁赋》是最有诗意的文章，但只能编入《古文观止》而不是《全宋诗》，道理就在于此。

       混淆诗、文的区别，恰恰是文学发展上的一种反动，倡言革新但因其理论和实践上的谬误而走向反动，不能不说是种悲哀。分行的欧化散文，写得再好，最多也只能成为精警的格言或抒情的美文。却不可能成为单音节汉语方块字汉字的汉诗新文本范式，自然也创作不出传世的经典，而产生不出传世经典的文体在文学史上是永远没有地位的。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历史在这一点上是公正无私的。

       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既不能提供汉诗文本又没有产生经典作品的新诗何以会风行开来呢？前面已提到民族危亡的忧虑及对旧制的绝望之历史背景，加上青年人喜好标新立异的天性，在“新文化运动”诸公的大力鼓吹下，新诗首先在青年学子中传播开来是很自然的。

       当时科举已废而主持新式学堂的骨干多为新派人物，各类文学团体和刊物也多为新派掌握，这些都为新诗的风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曾有海归派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创办《学衡》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旗号与之抗衡。但学衡派诸公尽皆纯粹之文人，不諳挟众争论之术，以正面提倡切实整理为宗旨，是无法与善于煽动造势，放言高论的“新文化运动”诸公竞争的。

       当时之旧体诗坛，作手云集，同光体、湖湘派、唐宋派、诗界革命派、南社......极一时之盛。然而旧诗营垒的代表人物，恪守贵和尚中，不与人辩的士大夫传统，却没有一个人出来与之一较短长。大概是感到冷落，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出场著文痛诋新文化运动；再由刘半农上阵予以驳斥，导演出一场双簧戏以凑热闹。因此新诗的兴起，并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辩难和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诗营垒的代表人物纷纷逝世。失去了学校阵地，尽管家传师授自学的方式仍不乏后继，但阵营和声势都有所缩减。而随着新式学校和文学刊物的发展，新诗阵营和影响日益扩大，骎骎乎有凌驾于旧诗之上的势头。即便如此，当时的文坛仍以旧体诗为正宗。而新诗的优势是非文学因素造成的，不具备汉诗文本资格和没有也不可能创作出传世经典是它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新中国成立，按行政体制建立的第一次文代会以及后来的文联之主持领导者都是新文学派中人，自然对旧诗进行了彻底的排斥。由此开始，旧诗被完全逐出了体制内的文坛。大中小学教材上尽管也选有少量古人的传统诗词作品，但那是作为文学遗产展示的。凡现当代诗歌，清一色都是新诗。报纸、刊物、电台等宣传媒体，清一色登载播放的也都是新诗。就连外国的诗人和诗歌团体（包括研习中华传统诗词的诗人和团体）与中国诗坛的交流，也由新诗包办。

       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新诗独霸和统一了诗坛。然而政治权力无论具有怎样的强势和权威，却无法把泡沫和垃圾打造成精品。如果真能这样，文学史上就只该有帝王之作了！此时的新诗尽管风光无限，但不具备汉诗文本资格和没有也无法创作出传世经典的死结仍然没有解开。

       更有甚者，在改革开放前的极左路线时代，被纳入行政体制内的文坛是按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之模式进行运作。本来完美社会只存在于理想之中，任何现实社会都有其弊端和缺陷。以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为特征的诗人对社会弊端和缺陷有超乎常人的敏感。对于社会弊端和缺陷的批判成了诗人的天职，因此文学从本质上讲是批判而非歌颂的。即使在文景之治的封建盛世，贾谊抒发的却是太息和痛哭。

       专制时代，开明的统治者也会容忍诗人的批判；更不用说民主体制下言论自由乃天赋之人权了。但在当时极左路线行政体制内的文坛上，新诗享受权力之庇护同时又拜到在权力之下，放弃了内心的自省和对现实的关怀，异化为权力的驯服工具。面对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民族大灾难，新诗集体失语和缺席证明了这种异化之彻底。

       改革开放后，新诗界仍有不少人迷恋权力庇护下的霸主地位。时至今日谈到传统诗词还扬言：“我不同意（旧诗）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不能不采用的文化战略”。不思以创作出能经受历史考验的经典作品来求发展，而以压迫他种文体为生存的战略，专制打手的横蛮背面，透露出对新体诗彻底丧失信心后的极度空虚。

       当然新诗界也有不少人对异化为政治工具进行了反思，但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前辈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蔑视和对西方文化的膜拜，乞灵于现代派、后现代派思潮。什么朦胧派、抽象派、意识流...甚至恶搞到梨花体，令人眼花缭乱地解构了过去新诗的铁板一块。

       另外还有一些新诗人也认识到新诗文本意义上的缺陷，提出创造新体格律诗的口号，并进行了各种尝试。但这里有一个逻辑前提上的谬误，中国诗歌的格律是单音节汉语方块汉字内在音乐节奏的体现，只能发现不能创造。诗体可创，古人创之久矣！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诗一统金身既破，而致命的死结仍未解开。

       再看被判为“谬种”打入阴山之后的当代传统诗词。按一般人的看法，旧体诗词兴盛于封建时代，创作主体为士大夫阶层，随着这二者的消亡，加上现行体制的彻底排斥，其灭绝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就连一辈子靠旧诗吃饭的柳亚子也公开表示，最多五十年，就没有人做旧诗了。然而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事件”声讨极左路线的大量诗文中，占多数的却是旧体诗词。尽管“天安门诗词”不是一次文学运动，其总体水平仅限于标语口号层次，但却展示了在行政体制新诗的一统天下外，旧体诗词以民间形式的客观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诗词组织纷起，诗词刊物涌现，旧体诗词作者人数以百万计。网络兴起后，在互联网上创作旧体诗词的作者（以青少年为主）之数量，远远超过新诗作者之数量。这恐怕不能用封建遗老遗少的骸骨留恋来解释吧？

       那么旧体诗词何以会具有不死鸟般的神力呢？这是因为体现单音节汉语方块字汉字内在音乐节奏的格律；历代前贤创作出的传世经典作品；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人文背景这三者有机构成了中华诗词遗传基因的DNA。

       对传统文化敏感之人，受前贤经典作品的吸引，对格律文本的认同，加上传统人文精神的感召，哪怕并无师承，以自学方式也会自觉加入到旧体诗词传承者的队伍中来。所谓异代相知、会心千载，指的便是这种跨越时空的心灵感召。

       由于旧体诗词被彻底排斥在行政体制文坛外，旧诗的传承者们少了世俗的功利，免除了充当工具的义务，更能以纯粹的文学追求抒情言志，表达自我，反映现实。相对新诗在民族灾难面前的集体失语和缺席，旧体诗词作者却自觉地以多方位艺术性的创作给出了对历史负责的答卷。仅此一点，真伪高下立判！

       诚然，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中并非不存在危机和缺陷，例如标语口号老干体及无病呻吟假古董便是突出的两大弊端。但这些缺陷和危机并非是旧体诗词本身固有的，恰恰是违背了中华诗词优良传统而衍生出来的。通过对传统更好的学习继承，会得到逐步的克服解决。

       由于长期被排斥封锁，丰富多彩的现当代旧体诗词作品很难公开与广大读者见面。笔者参与的（略去有广告嫌疑的单位名）正从事一项文化工程：收集整理现当代的旧体诗词作品并编选出版。现已编定一九四零年后出生诗词作者作品第一辑十册共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六首，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另征集到一九四零年前出生诗词作者一千二百余人的大量作品，拟陆续整理出版。

       这一系列的作品，以传统形式，抒当代情怀，词章或未逮于古人，境界则不逊于前修，众籁齐鸣，汇成波澜壮阔、大声镗鞑的交响乐章。雄辩地证明了旧体诗词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生命力。

       透过百年喧嚣，历史尘埃落定，我们惊喜地看到人间自有真诗在。我虽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却坚信，只要汉语汉字不灭绝，旧体诗词绝不会消亡。中华文化倘有复兴之日，必是传统发扬光大之时！最后以旧作端午感怀二首作为本文之结束语：

其一

江河万古总滔滔，代有才人续雅骚。

一自欧风来异域，竟将呓语作新潮。

横行后蟹输前蟹，群殴无招胜有招。

此日灵均应避席，让他瓦缶领时髦。

其二

百年人物递登台，各领风骚逞霸才。

谁信激扬新白话，终归浮躁旧尘埃。

几番雷电摧乔木，如此江山付劫灰。

四顾苍茫歌当哭，悠悠天地独徘徊。

杨启宇籍贯四川省自贡市，一九四八年生。当过教师、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持社社长。曾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中镇诗社副社长、四川省诗词学会副会长、《四川诗词》执行主编，中华诗词(BVI)研究院学术委员。着有《无穷大史话》、《知青沉浮录》、《军阀混战演义一一巴蜀风云》、《杨启宇诗钞》等。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Mw==&scene=6#rd

雪地月亮

还是新诗更有前途！

gui0508

还是旧诗更有美感。新诗？想想梨花体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