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我以为”的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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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飘》是真正触动我的小说，它带我走进了世界文学的大门，促使我继续阅读《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战争与和平》，而后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白色草原》，并被那深刻的大自然体验和观察所感染，后来一步步踏上写作之路，把写作当做自己的欲望和理想。直到如今，我唯一的理想，就是写一篇“我以为”的好小说。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19世纪文学已经在文学抛物线上达到顶点，以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等巨匠为首的伟大作家，极大地丰富着19世纪的文学生态。但其中蕴含着一个悖论，这种丰富的背后潜藏着难以抹去的单调。简要地说，19世纪文学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时代，批判现实主义在更多时候占据着文学的主潮。现实主义的作家除了表现细节的真实外，主要还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相比之下，20世纪的文学却精彩纷呈，自卡夫卡为现代主义小说奠基之后，意识流、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潮流轮番上演，形式多样，风格迥异。无论如何，他们都以破竹之势风靡神州，其中所蕴含的神奇力量，如一道道锋利的犁铧，开垦了冰封多年的中华沃土。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形成的中国文学的两座高峰，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西方文学资源的滋养。  
西方文学资源在滋养“鲁郭茅巴老曹”等作家，以及影响新时期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等流派的同时，也如同一把双刃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创作，成为当前中国文学无法翻越的高峰。不仅中国的文学创作者鲜有超越司汤达等人的小说，大多活在一百多年前的语言理想里，中国的评论家也似乎用19世纪的眼光来评判20、21世纪的文学和艺术，部分文学理论事实上已经滞后到无法评论当前的中国小说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从学校到社会，人们一直视19世纪为文学的高峰，这种观念广泛影响到电影、绘画等艺术的审美。在他们眼里，如果作家不塑造一个典型的人物，不对社会做深刻分析，不对人性有深刻发掘，那就不是好的小说。我们应该反思，这种做法究竟是否正确。  
在大多数读者眼里，卡夫卡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没有卡夫卡，就没有20世纪的文学。卡夫卡几乎没有塑造出一个形象丰满的典型人物，但他却能通过内心的敏感感受到时代的复杂和痛苦，表现出人的异化，成为20世纪文学的先知，甚至是时代的先知。卡夫卡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勇于跳出19世纪文学塑造纤毫毕见的典型人物的桎梏，卸下沉重的包袱，为当时的文坛贡献了19世纪不曾出现的全新元素。卡夫卡的小说对人性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发掘，《变形记》讲述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故事，荒诞的背后是人的异化；《城堡》中主人公K费尽心机，最终也未能走进城堡，表现出当代人的荒诞、孤独和绝望感。卡夫卡对19世纪文学的反叛，恰好成就了他的伟大。  
可以这样说，以卡夫卡和马尔克斯为代表的20世纪文学，为文学提供的最好营养就是：伟大的作家一定要有“我以为”意识，没有“我以为”的意识就无法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文学就如清代诗人赵翼所说的那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今天即便有人再写出《安娜·卡列尼娜》，也许不会像当初那样引起轰动；即便有人再写出一部《战争与和平》，也许不会有当时那么轰轰烈烈的叫好声；因为时代和生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底什么样的文学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也即我说的“我以为”问题，这是当前作家需要思考的。  
很不幸的是，中国不少作家仍缺少这种“我以为”的意识，仍然在跟着别人走，是一种“机器主义”的创作，写出的作品几乎是大同小异的。尽管鲁迅的作品被编选为“企鹅丛书”，也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但在外国的影响依然有限，甚至连鲁迅小说的翻译者也无法完全体悟其中人物的幽默和讽刺，就更谈不上对作品的欣赏和喜爱了。  
当今中国作家深受19、20世纪文学或者某个伟大作家的影响，缺乏自己的风格和判断，因而在世界文学中缺少独树一帜的特性。我们清晰地知道，19世纪是我们的传统，20世纪也已经是我们的传统。今天我们这代作家面临的问题是，汲取了太多西方文学的经验，对19世纪、20世纪文学如数家珍，却无法逃脱19、20世纪文学所形成的经验怪圈。  
回到中国当前的文学来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几乎都面临着巨大的瓶颈。当今的中国文学非常强调文学的共性，而忽视了作家的个性，所有的批评家都在给小说创作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中国作家还没有像卡夫卡那样创造出和19世纪作家完全不同的小说来；没有像加缪那样一下子写出一篇和其他小说完全不同的《局外人》；更没有像马尔克斯那样开创出魔幻现实主义，写出与以往阅读经验迥然不同的《百年孤独》。  
拿起中国作家的小说来看，确实能找到它与另外某个或某几个作家的联系，而难以找出与他们的区别。这已经构成当前中国作家创作的瓶颈。贾平凹出版了新作品，余华出版了新作品，但是相对于他们以往的辉煌，他们仍不能脱离疲劳的瓶颈期，每一个人的作品都与他以前的作品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毫不危言耸听地说，中国的文学直到今天，还走在19、20世纪文学的阴影里。  
“我以为”的好小说到底是怎么样呢？在我看来，“我以为”的好小说恰是从西方小说中退回来，不是退回到传统文学，退回到古代的章回小说，退回到明清小说，也不是退回到中国30年代的小说，而是一定要完成中国小说的现代性，完成东方小说的现代性。如果没有实现东方小说的现代性，中国小说永远也无法走向世界。“我以为”的好小说，已经不是当今世界普遍认为的好小说，而是写作过程中所发现的不一样的东西，是全新的元素，是对文学独到的贡献。  
我的理想仅仅是写出一篇“我以为”的好小说。但“我以为”的好小说到底是什么，可能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完全找到，或许找到一点点，但是还未被人所接受。一个作家如果用毕生精力哪怕只写出一篇像《变形记》——“我以为”的好小说——那样的小说，他的创作也是伟大的。  
（本文为宋静思根据阎连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