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全球央行为何性无能 得贫富分化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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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庭宾:全球央行已经对QE上瘾，除了美国QE1-4之外。英国、日本也非常严重。中国也高度依赖QE，过去一直通过外汇占款增加而进行大规模QE，在今年7月以来外汇占款减少乃至负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直接进行QE，已经分别对国开行、四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注资1万亿、5000亿和2000亿元人民币。
　　全球市场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
　　正像笔者9月16日预计的那样，美股大跌。上周三(10月15日)，标准普尔指数最低跌到1820.66，距离前期高点2019.26点已经跌去了近 10%，市场出现恐慌性抛盘。美联储官员坐不住了，纷纷发言安抚市场，有委员表示将最后一个每月100亿美元的QE退出延迟到12月，甚至有委员声称要推出新一轮的QE。在美联储重新宽松的安抚下，美股报复性反弹，标准普尔指数从低点大涨3.63%，17日至1886.76点收盘。
　　美股此轮下跌，从技术面上看，是过度上涨，各项主要技术均已经超涨，特别是阿里巴巴的超级上市，透支了市场主力多头的能量，回调势在难免;从基本面上看，与埃博拉疫情传播至美国有关;从地缘政治来看，是与乌克兰民众需要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过冬，乌克兰冲突将进入暂时缓冲期，欧洲局面相对稳定，国际热钱流入美国减缓有关;从货币面看，是美国退出QE接近尾声，美联储加息预期提前，市场流动性趋近有关。
　　在上述因素中，货币因素是相对主要，即美联储恢复正常货币政策，而美国经济和股市已经对QE吸“毒”上瘾，一旦戒毒当然会难受。
　　如今，全球央行已经对QE上瘾，除了美国QE1-4之外。英国、日本也非常严重。中国也高度依赖QE，过去一直通过外汇占款增加而进行大规模QE，在今年7月以来外汇占款减少乃至负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直接进行QE，已经分别对国开行、四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注资1万亿、5000亿和2000亿元人民币。最新加入QE行列的则是欧洲央行，它从10月17日开始购买抵押债券;并将从四季度开始购买资产支持证券(ABS)，购买计划将持续两年。
　　对于全球央行吸毒上瘾的程度，花旗债券产品策略师Matt King认为，一年来全球央行如果零刺激，特别是美联储减少流动性支持，投资级债券利率增扩50个基点，股票的季度跌幅约10%。全球央行每季度要投入约2000亿美元才能保证市场不会出现抛售。
　　按照最基本的货币规律，央行印钞将带来通货膨胀。然而，现实中通胀仍然很低，甚至向通缩的方向发展。最新的中国通胀率仅1.6%，美国1.5%，英国 1.2%，日本1.1%，欧元区仅0.3%。更有学者称，统计名义通胀常比真实通胀高0.6%。显然央行印钞努力是事倍功半的，即便吃了“壮阳药”也依然 “性无能”。
　　这是各国央行的失败吗?不仅仅是，更根本的讲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了“癌症”。美联储新任主席耶伦女士虽尚未证明她控制市场的水平，但她已表现出比前任更大的政治勇气。17日，她在波士顿的公开演讲中谴责美国的贫富差距。她指出美国贫富差距在大萧条时代之后的40多年间持续缩减。而过去几十年贫富差距却在持续扩大。因此，她“极其担忧”持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她还质问这是否与美国价值观相兼容。
　　美国贫富差距在大萧条后的40年的持续缩减的动力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它们让西方国家备受威胁，并成为增加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分化的动力。然而，前苏联解体以来，据瑞信的财富调查报告，俄罗斯已经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的财富占比84.8%;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贫富差距扩大最迅速的国家——10%最富有者拥有的财富扩大了15.4%的份额，使得他们拥有的财富达到了全民的64%。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无所顾忌，贫富分化也在加剧，美国和德国这一比例分别增高到74.6%和61.7%。而那些在这个排行榜上较低的国家，比如，51.5%的意大利和55.6%的西班牙，它们正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自由竞争中被淘汰，发生了债务危机，并不得不消减国民福利和公共开支，贫富差距正被迫拉大。。
　　贫富差距会导致西方经济学家最头痛的“通缩”，因为富人消费率低，而穷人无钱消费，必然导致消费的萎缩，如果这种萎缩速度超过了央行印钞速度，则是名义“通缩”。其实，如果央行不印钞，早就通缩了。贫富分化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冲突。按照瑞信的调查，香港10%最富有人拥有77.5%的社会财富，在全球经济体中排行第三。
　　谁都知道贫富分化不是好事，但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这个糟糕趋势，更别说阻挡了。奥巴马曾试图在首届任期中增加美国医疗保障支出，然而他遭到了共和党和国会的强力阻力，不得不半途而废。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正在丧失其对于贫富分化的自我纠正能力。
　　在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第一轮全球化竞争高峰期，资本大国也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它们自己没办法自我纠正，结果在1929年爆发经济危机，其后相互转嫁危机，先以经济金融和平方式转嫁，直到最后发生惨烈的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培养了其后数十年的对手——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
　　当1991年前苏联解体，美国历史学家福山欢呼的“历史的终结”到来之后。人类再也没有力量能够遏制资本的贪婪扩展，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如今，当资本强国内部无法自我纠正，那只能向外转嫁危机，历史的循环正在再次发生。即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和战争正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逼近。
　　比一个世纪前更糟糕的是，那时地球只有十几亿人口，人类社会并不担心能源与资源的供给，但现在不同了，地球人口已经超过了70亿人，而且每十几年就会再增加10亿人，但地球很多资源供给已经达到极限。即各文明、各大国、各阶层为争夺地球有限生存资源的竞争空前激烈。唯一可以指望的是，因为核武器同归于尽的威慑，使各国不得不考虑世界大战的后果，使得在劫难无可挽救前尚有妥协解决问题的可能。
　　与20世纪早期不同的是，那时是德国挑战英国的霸主地位，美国乘势而起;这一轮是美国担心综合国力上被中国挑战、货币上被欧盟挑战、政治声誉上被俄罗斯普京挑战，因此，美国的理想策略是“一石三鸟”地打击中、欧、俄。而最佳的手段是石油危机+粮食危机+地缘政治危机(伊朗战争、乌克兰动乱和东亚战争)。即让欧亚大陆大动乱，美国再次利用其远居北美的地理优势，坐收渔翁之利。
　　简言之，中国未来1-2年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将十分严峻，我们再也不能抱有幻想了。但对于中国长期国运我并不悲观，中国遭遇大的经济金融危机，乃至爆发战争、瘟疫和饥荒，更可能是“凤凰涅槃”前的欲火之痛。因为中国的集权政体是全球唯一能够摆脱资本主义贫富分化恶性下滑轨道的可能突破口，再加上我们终于迎来了汤因比在1971年出版《展望21世纪》所期待的那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危难反而会成为中国真正变革的动力，成为人类文明突围升级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