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的荣耀与尴尬，我微笑着走向生活

方舟

唐山

我微笑着走向生活，

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

报我以平坦吗？

我是一条欢乐奔流的小河。

报我以崎岖吗？

我是一座大山庄严地思索！

报我以幸福吗？

我是一只凌空飞翔的燕子。

报我以不幸吗？

我是一根劲竹经得起千击万磨！

生活里不能没有笑声，

没有笑声的世界该是多么寂寞。

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汪国真《我微笑着走向生活》）

这首诗，曾被选入中学教材，说它代表了汪国真的创作特色，应不为过。诗中有一个比较大的BUG，通篇写的是“微笑”，可倒数第二段却变成了“笑声”，而微笑是无声的，此处有不通之嫌。但创作者、编辑者、终审者，包括任课老师，恐怕谁也没注意这个问题。因为，现代人对诗的理解方式发生了改变。

一般来说，我们会这样来看这首诗：首先，它主题不错，鼓励积极面对人生；其次，表达较自然，小河、燕子、大山、竹子等被一一点名；其三，有警句，比如“生活里不能没有笑声/没有笑声的世界该是多么寂寞”；最后，采用一问一答结构，较有特色。

经过中学语文教育，我们都已变成熟练的解剖师，一看到文本，便自动将其分解为：主题、结构、文笔、细节……然后便沿着“主题>结构>文笔>

框架”的序列“欣赏”起来。目之所见，皆为死尸，看到活物，反而立刻大声叫嚷：看不懂、故弄玄虚、故意远离老百姓……

沿着解剖式阅读的思路，“微笑”与“笑声”便成了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几乎可以无视。这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诗歌传统颇有冲突。宋代王祈曾写过一首《竹诗》，中有“叶攒千口剑，茎耸万条枪”句，苏东坡立刻反诘：如此说来，十根竹子才有一片叶？并讽刺道“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

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苏东坡的尖刻，大不了改成“叶攒万口剑，茎耸百条枪”不就行了？这对诗歌的主题、结构能产生多大影响呢？何必不依不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懂得古人是“自下而上”写诗的，先练字，后写句，然后才成诗，句上已显荒谬，成篇何须再论？正如练书法，能写好点横，再谈间架，至于写整幅，暂时想都不能去想。

古人当然也讲布局谋篇，但功力不到便体会不出其中妙处，故绝不能以此为入手，否则易走向重复、呆板。现代人不乏能写古文、古诗的高手，可作品一多，马脚毕现，用字、用句总是那么几种，只好为求变而求变，成了死美人。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看似一念之差，其实相隔悬远。

自下而上，需不断仰望，不断将新的材料融入到自身原有的体系中，经此磨炼，格局才能越来越大，终于融会贯通。而自上而下，则语言、结构、韵律等都成手段，充分役使它们即可，无需有所敬畏。

古人喝一杯水，往往将杯子制作得极为华美，这杯子可能几代传承下去，从而超越了“解渴”的层面。而现代人喝一杯水，会用一次性杯子，满足“解渴”功能后，杯子被随手丢弃。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意正是那只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盛放内容的容器，也可以将它看成是诗本身。

古诗之美，在于字句雕琢，而在现代人眼中，这些皆属累赘，我们要的是“内容”，而非“形式”，有了“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式的惊悚，怎么写反而无所谓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臧否一首诗，还要动用深刻、肤浅、主流、媚俗、崇高等等大词，仿佛诗歌并不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并没长在我们的灵魂中。

可问题是：如果形式可有可无，那么，表达崇高只需一首诗不就够了？后来的人何必再写呢？

这就像吃饭，如果我们以它为享受，就会希望餐馆越来越多，各有风格，如果我们以它为提供营养的渠道，则只需其产品质量稳定统一，进入其中任何一家连锁，我们得到的都是相同的滋味、等质的服务。

事实证明，我们是可以被驯化的，我们可以常年只吃几种食物，只要外部世界足够标准，我们真的会把自己变成流水线的末端。我们珍视的那些东西，根本没有那么倔强。

1931年前，圣诞老人还是能穿各种颜色的服装的，可在今天，红色才是标配，商业悄悄地涂改了历史与集体记忆。中国家长往往诧异于孩子为何对洋快餐如此接受，却忽略了快餐店的信息早已侵入他们的世界，每隔几分钟，广告、地标建筑、公关、口碑等就会提醒他们一次。事实上，我们已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信息所塑造、所耕耘。

为什么喜欢汪国真诗的人这么多？有人认为他是青春期的领路人；有人认为他是普及者，将文学之美带给了普通人；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更有市场效应……所有这些回答都失于简单，汪国真的成功，不完全是文学事件，它也是社会事件，换言之：先有社会汪国真化，后有汪国真广受追捧。

汪国真的崛起，离不开三个条件。

首先，“自上而下”解剖式阅读的普及。

在此思维方式下，“如何写”不再重要，“写什么”成了王道，正是因为从“欣赏写作技巧”变成“欣赏主题”，这改变了传统的“阅读—写作”的供给模式，因此派生出一片崭新的市场。

其次，现代诗审美出现真空。

我们常常以为，读者天然是懂诗的，人民掌握着最终的判断权，这就忽略了通过教育、文化、宣传等，会对公众审美趣味产生深刻影响，得到大众认可，只能说明契合了大众当时的需求，这与诗艺未必密切相关。

1990年，当年人教版初中课本共选了55首诗，其中古诗44首，现代诗只有9首，而高中课本必修单元中，只有5首现代诗（其中2首还是外国诗人的作品）。阅读量不足，判断力自然会打折扣，谁更贴近、更容易拿来，就成了巨大的优势。汪国真最早被校园接受，绝非偶然。

其三，话题供给的禁忌。

2000年后，汪国真近20首诗先后被选入各地中学课本，除了知名度、作品易读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涉及的话题更“安全”。汪国真的诗充满了中庸、自我克制的色彩。

欢乐的爱

那样欢乐

哪怕往往少了点思索

痛苦的爱

尽管痛苦

却常常多了些收获

如果翻译得直率一点，其实就是“满足现状吧，干啥都别出格”，写了爱，却不激动、不沉迷，将一切苦难都解释成命中注定、是对人的历练，则老师好讲、考试好考、学生好背，这样能满足多用户需求的产品，怎么可能不受到最多欢迎呢？

确实，“社会的汪国真化”会引导我们走向单向度社会，但这不是汪国真的责任，也不是他的诗造成的，而是源于曾经的封闭让我们内心世界过分幼稚，源于消费主义对价值的剥蚀，它们二者合流，彼此激荡，当“背向灵魂，只谈风月”成为最大公约数，那么，我们又怎能过多地去责怪诗人？


没有汪国真，还会有其他人，沉浸于他的诗中，因为我们只配欣赏它。

回到《我微笑着走向生活》，细推究起来，诗人提出的四个问题之间并无逻辑关联，删去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并不影响其完整度，它没有层层递进，也没有真正的高潮，更不要说竹子经“千击万磨”，只能成为废物，如此凑韵，未免有些呆板。

但，这些也许都不能算是问题。只有名厨才会注意菜品入锅的前后顺序，才会强调火候，而对于快餐店来说，只要把足够多的硬料拼在一起即可，有幸福，有顽强，有大山，有燕子，这还不够吗？（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