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有你”征文大赛获奖作品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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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墨舞红尘文学网主办的“红尘有你”征文大赛已经圆满落下了帷幕，这次大赛共有十二篇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两个，它们是凤凰木的散文《你是母亲》和老狼小说的《老瘪沟》；二等奖四个，它们是太行风的散文《半个城里人》，门罗之罗的小说《保安老王》，朱成碧的散文《菊花黄》，小说《雇来的爸爸》，静柳居士的诗作《投名状（外两首）》。未有作品获“特等奖”，可以说是本次征文大赛的遗憾。整体看来，大赛的获奖作品精品良多，其中亦不乏经典之作，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容避讳的问题。因此在大赛收获之际，对获奖作品的种种成果做出总结并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切。
　　这次获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呈现了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着重书抒写人间亲情，特别是对母爱与父爱的抒写，但表现爱情的作品却处于缺失的状态；二是极力表现现代文明的裂痕，深刻地展现了当代人处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尴尬的生存境遇，从而具有“乡情”和“寻根”的主题。大赛的主题要求是写红尘之“情”，或亲情，或友情，或爱情……但在获奖的作品中，写母爱、父爱的居多，写其他情感的偏少。我们先来看抒写母爱的作品，它们是凤凰木的《你是母亲》，苏生的《以爱为旗》，刘俊的《寂寞的手机》，以及葛玉民的《雇来的爸爸》。凤凰木的《你是母亲》不同于传统母爱题材的散文，作品通过展现父辈与子辈的相遇过程，把母爱的“影子”重叠在了一起，凸显出了“母爱轮回”的主题。“我”作为母亲的女儿，毛毛的母亲，在“母爱轮回”的邂逅中感受到了爱的无私和无价。散文的特点是以心灵为中心的内聚焦叙事，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组织模式，诗意的语言使得文中弥漫着一股悲情的色彩。“我”对母亲的愧怍和对毛毛的期待在平淡的结尾中饱含现实感，给读者以强烈的共鸣。
　　《以爱为旗》是一篇追忆式的叙事散文，写的是“我”在母亲逝世后对养母反刍的记忆。缄默的养母只是苍茫人世的一瞬，但她存在过，而她的存变成了“我”的宿命，不能生育的苦难让她把“我”带回了家，而原本为弃婴的“我”变成了母亲生命的延续。母亲痛苦的青春、失意的爱情、艰辛的婚后生活勾勒出了她苦难和孤独的一生，但文章却并没有沦为对宿命的绝望，而是以“我”的追忆和悼念蒙上了一层暖黄的温情色调。“我”的原名叫苏生，意味着生存，后来改名叫苏龢，寓意和睦，超度罪愆，因此“我”本身便象征着母亲的爱与信仰。“我”对母亲虔诚的追悼，又何尝不是母亲一生的圆满结尾呢？正如文章的题目“以爱为旗”，母亲的一生便似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永远地飘扬在“我”鲜活的心中。
　　《寂寞的手机》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一个年迈母亲的形象，通过描写母亲生活中的种种小事反映了母亲的乡习难改和种种不适应，最终只得再度返回农村独自生活。文章写人状物多用白描手法，擅长以人物语言、行动等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颇为生动传神。其中对母亲使用手机的窘态描写得尤为精彩，既朴实生动又诙谐有趣，但在轻松的背后却又不得不让人严肃地思考其背后的无奈。母亲在村里的“繁忙”使得“我”与母亲的问题上升到一个时代的问题——在时代文明的断裂下，新一代人将怎样安置老一代人，而不让他们独守荒村空寨？我们又该用怎样的方式来回报对母亲的爱呢？虽然这一问题并非你我能轻易解决，但作者却并没有继续深入地思考，而是仅在结尾表达了对母亲的祝福。正是在这里，文章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欠缺。
　　《雇来的爸爸》以幼年时代的“我”为中心，讲述文革时代“我”、“弟弟”和“妈妈”一家三口逃难在外的故事。母亲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过着艰苦的生活，但却并没有埋怨“我”的父亲，而是为孩子们精心编织了一个关于伟岸父亲的童话。虽然她明知道丈夫是一个见势忘义，背叛爱情的败类，但她依然爱着幻想中的丈夫。为了给孩子一个父亲，母亲雇王叔叔来冒充孩子的父亲，但最终假戏真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虽然“我”一直都知道真相，但是却一直不想戳破这层纸，直到多年以后母亲亲口告诉“我”真相，而“我”的婚姻也在母亲的劝导下，解除了危机。文章以一个特殊背景下的谎言揭露出母亲的人性之善和父亲的人性之丑，折射出了深刻的历史问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革的伤痕竟能影响到今时今日，但是一反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思想特征，这篇小说的着重点在教育，在责任，而不在伤口和悲痛中苦苦挣扎，体现出了当代描写文革历史的新特点：只是在故事中了解历史，只是在父辈中学习经验。文章从母亲对孩子的爱升华到教育的问题，责任的问题，反映了这样主题：为了孩子，父母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不能太自私。可这样的觉悟乃是“我”受了母亲劝导之后才有的，倘若“我”一开始便有像母亲一样的母爱，那么“我”还会和丈夫闹离婚吗？与“母爱轮回”的主题恰巧相反，“我”对孩子的爱相比母亲对“我”的爱显得如此的渺小和幼稚。或许，我们对孩子的责任更多于爱吧。文章的文体其实更偏向散文，叙事的特点是以我为取景框窥测母亲的心理变化，而不对母亲的心理层面直接描写。文章最终回归到妈妈对“我”的榜样作用，但文章令人感动的乃是母亲在那样的岁月里的那份爱与坚守，因此就这此征文的主题来讲，小说的落脚点似乎有些差强人意。
　　在描写人间亲情的作品中，除去抒写母爱的作品，较为突出的还有抒写父爱、姐妹情、友情的作品，它们分别是梁星钧的《送父亲回家》，朱成碧的《菊花黄》以及门罗之门的《保安老王》。与其他的获奖散文不同，《送父亲回家》是一篇情感类而非叙事类的“纯粹”的散文，作用三段思绪拾掇着那些散落在灵魂深处的情感碎片。正如作者写到：“我也是在用这些断断续续的点滴文字，来连缀你丰富的生活线条，来构筑你的壮阔人生画面，来网织你我之间的血缘亲情，并同时充抵我的悲切心绪。”文章用极为朴实的语言抒写出作者心灵的独白，这种真挚的感受或许只有散文艺术的畅达才能纵情表现。文章沉浸在父亲逝世的悲恸中，着力渲染“我”的情绪和“我”与父亲难解的情结，并流露出了“我”对父亲的敬仰之情。纵笔的情致感人至深，但有时疏于控制分寸感，让人感到作者压制不住的彻心悲痛，情绪难免失控。也许，这样真情饱满的文字已经很难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其艺术形式了，读者能做的，恐怕只有在作者沉郁哀痛的情绪中尽情释放泪水。
《菊花黄》所表达的“情”是复杂的，带着一丝酸涩，甚至是嫉妒和恨意，但这种感觉在叙事的过程中竟会神奇地逐渐消失。散文情绪的传达是在以“我”为中心的内聚焦叙事中完成的。“我”对姐姐的态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渐渐沉淀下来，少了些幼气，多了些理解，虽然姐姐对“我”来说仍然是那么高贵和冷艳，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其实早已明白：美丽是多么荒唐，平淡是多么幸福。这更让人想到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只有美丽的人才知道美丽是多么的艰辛和不幸。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是动态的，叙述者“我”的出场恰如其分，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动作描写完美地刻画出了人物形象的圆形形态，精良的剪裁和限制叙事所留下的空白十分耐于咀嚼，可见作者对文本叙事驾轻就熟，材料编织游刃有余。“我”对姐姐的情感在叙事的控制中相对于姐姐的情感过程显得较为隐匿，但这也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意蕴在含蓄的表达中涵咏不尽，在反复的回味和阅读之后，我们愈加能体会到那种曲尽其妙的姐妹之情。
　　《保安老王》讲的是一段短暂的友情。小说中的马东因为从老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鼓励他坚持文学创作，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但马东逐渐发现，老王似乎对女人有着很强的“性”趣，他的行为渐渐地触动了马东的底线，终于，马东便决心远离老王，直到有一天，他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老王因受伤而没有了性功能，只能在谎言和虚构的世界里找回男人的尊严。但此时，老王已离开马东，不知所在。作者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十分成功，故事的悬念和线索处理也很到位，故事虽然简单，却十分耐看，并在叙事的过程中折射出了自由撰稿者和保安等下层人民的真实境遇。文章中的最后一段尤其具有画龙点睛之感：“马东看着那一行字，一脸悲伤。他深知每一次深层次的魂灵的裸露，都是一次无声的告别。”当男人与男人之间互相存在的尊严消失时，他们的友谊便走到了尽头。作者不写温情哀惋，却着重挖掘表面冻结了的心灵深处，生命与人性的尊严，友情与道德的分量。这是该小说独特的艺术气韵，为读者留下了可以反复品味的广阔深远的艺术空间。
　　在抒写当代人真情的同时，还有许多获奖作品表现出了当代人辗转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尴尬境地和“当代文化寻根”的主题。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思潮讨论的是文化土壤与民族意识存在的问题，但进入新世纪，“文化寻根”的主题发生了“都市和乡村”的地域性转向，在时代文明的断裂中企望寻找到属于民族文化之根的寄居所，或许“文化寻根”这一名词已经过时，但文艺界尚未为这一文学现象正式命名，我们姑且称为“当代文化寻根”较为合适，本次获奖作品则较为突出地表现了这个特点，其代表作有太行风的《半个城里人》、杨柳小调的《抹布西施》以及刘俊的《寂寞的手机》等。
　　《半个城里人》以祖孙三代的时空跨度展现了从农村人走向城市并在城市扎根的迁徙过程。在农村人的眼中，城市是一个过于完美的梦想，但他们其实并不了解什么是城市，甚至不了解他们自己。我们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难道来县城就是城里人了吗？父辈的人扎根在农村，他们出不来，就像《寂寞的手机》中年迈的奶奶，连楼房都住不惯，根本不能适应城市里的生活；而孩子们则是完全扎根在城市里的一代，他们没有见过农村，眼里只有肯德基和麦当劳，他们也回不去。至于处在夹缝中的“我们”，则只能是“半个城市人”，把家分成了两半，“根”的迷茫和“魂”的游荡只留下了无奈的叹息。作者惟妙惟地刻画了一系列下层人民的形象，如木匠兴财、程老六、菊花娘等，并把他们进行了精准的漫画式处理，通过揭示普通人的不同生活多角度地反映出整个时代的人物生存状态，表现出了作者对世事的深透了解和领悟。
　　《抹布西施》讲述的主要是“我”的“三尖子”姑姑的故事。姑姑是一个勤快的人，似乎永远都拿着一块抹布不停地东擦西擦，但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姑娘，却数次遭遇了订婚的失败，“进城”成了婚嫁的首要条件。到了二十五岁，姑姑终于嫁给了教书先生的儿子并进城生活。这篇文章的突出之处在于以女性的视角抒写了农村女性进城的生存模式，即婚嫁。姑姑是一个勤劳美丽的女人，可在落后的农村，她仍然只能靠出嫁来实现自我的价值，她从出生便处于主体性和独立性缺失的状态。而姑姑本身也毫无女性主义的反抗意识，因为根深的男权思想早已成为了她人格的一部分，这也造成她进城之后生活无比艰苦深层原因。作者以姑姑为描写中心，对她的存在与生存境遇做出了反思性的考察，体现了作者在女性视域下的生态关怀。相较于《半个城里人》的迷茫与困惑，作者对“回乡”持肯定的态度，并批判了她们爱慕虚荣和过度乐观的盲从心态。作者善于从变迁的角度考察人物的生活状态，小中见大，反映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悲悯的人文关怀。
　　但就征文的主题要求而言，《半个城里人》和《抹布西施》所表现的“情”并未集中地彰显，而更多地是反思社会问题和体现历史的变迁。作者以真诚而活泼的笔触对个人的现实存在进行了多方位的解剖，主题的落脚点是在于对人性的关怀和对“当代文化寻根”的深刻探索，对“情”的铺张和纵深的挖掘则显得力道不够。虽然主题有所偏转，但这并不影响两篇文章的艺术性，因为它们本身有着独立的主题和发人深思的洞见，其艺术价值将在时间和读者的延展中得到考验。
　　在以上的获奖作品所呈现的整体风貌和特征之外，还有三篇文章较为特殊，一篇是老狼的小说《老瘪沟》，另外两篇则是西木的诗作《生死欲》古诗的意象融入现代诗的形式中，古香古色却不失现代感，形成了圆融的意境。诗中的意象和句读回旋着一种淡淡的节奏。诗人用“无我之境”来洞见红尘，形成了意味独特的诗性表达。
　　《生死欲》和《投名状（外两首）》以“出尘”的洞悉力“入尘”，彰显了一种博大的情怀，还生命以原始，挖掘出了灵魂深处的本真张力，理性将感性浸润着意义。但是，就大赛的主题来讲，这两件诗作都有着主题的外倾【编者按: 瘗花秀士】: 本评以作品主题倾向为线索，对十二件获奖作品进行了一次全景式梳理，总评中有对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整体上做到有点有面，脉络清晰，有助于读者对这些作品的深入理解，同时也从赛程赛制、题材开拓等各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拳拳之心，见于言表。
与《山东文学》（下半月）执行主编高艳国先生在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