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展示时代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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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众多媒体都用不小的篇幅报道了一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小人物的猝然离世。38年前，正是这位当时只有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绰号蛐蛐儿），在“文革”末期“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紧急关头，制造了一份“总理遗言”，它像一把匕首，让意欲篡党夺权者十分恐慌，并下令追查遗言制造者。而正是这桩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案件，让一些人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袁敏就是其中的一员。
　　若干年以后，袁敏回顾这段历史，提笔写下了《重返1976》。历史的宏大叙事虽然由史学家挥笔撰写，但亲历其中的渺小的个体如果能从不同的角度回忆历史、记录历史，某种程度上也能弥补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在我看来，袁敏这部书里蕴含着三个“史”：第一，是后“文革”的时代史，1970年以后是后“文革”，我是老三届中最年轻的一代，我们对前“文革”（1966年—1969年）记忆犹新，后“文革”时代史，因为有非常重大和波及全国的事件——“总理遗言”案件的发生，显示出了特殊的意义。第二，是家族的精神苦难史。第三，是作者个人的心灵成长史。袁敏通过这部作品，把自己的心灵成长过程写了出来。这三部“史”的交错，使我们看到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锲而不舍的追求。她像要破译某种密码的侦探一样，近乎狂热地完成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
　　首先，作品通过一个家庭的遭遇，借助青年女工的眼光，折射出特殊的社会背景，角度虽小，事情很大。作者从个性化的角度，讲述了家庭突如其来的灾变和自己面临的选择，写得非常非常的厚重，有深到骨髓的悲凉。
　　其次，袁敏在讲述自己家庭剧变和个人命运历程时，她有自己明确的价值取向，对主人公蛐蛐儿的命运，始终保有浓厚的悲悯情怀。在剖析中有同情，在调侃中有钦佩，毕竟蛐蛐儿那个时候只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他的英雄情结与后来的悲剧命运留给我们深深的思索。袁敏把案件中命运相似但是不同结局的一群人写出来，而且刻画得非常准确。假如作者没有悲悯的情怀，很难写出这么多位不同类型和性格的时代青年。我觉得袁敏是用自己的笔挖掘出了一个时代的化石，再用文学的显微镜展示给我们。
　　最后，这是一个特殊而难写的题材，但袁敏显示出了把握这一特殊题材的才气和机敏。有时候作家选择题材和题材选择作家是一种相互的关系，袁敏是最切身的贴近“总理遗言”这一事件的一个人，这一题材有人写过，但袁敏作为这个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来写，而且历史经过再沉淀之后写还是不一样。同时大家的视野也更开阔了，对历史事件也多了些参照。再看《重返1976》，袁敏重新把我们带入了1976年特殊的背景里，以一批青年才俊，一帮目光清澈的热血青年来展示历史，观照当下，含义格外深刻。据说许多年轻的朋友也很喜欢这本书，这也证明了在今天娱乐至上、物欲横流的同时，还有这样充满着正能量的年轻人，还有这样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读者朋友。
　　作为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学使命感的袁敏，在客观中表现主观，运用不同的视角把蛐蛐儿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好，在纪实文学里面是少见的一个典型。书里涉案的其他人也写得不错，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细节饱满，包括他们对命运的抗争、对理想的追求，甚至烙下时代印记的美丽浪漫的爱情；细腻感人的兄妹之情、母女之情、父子之情，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有为青年的青春理想和激情抱负。从文学角度来说，袁敏是幸运的，她经历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痛楚而又深刻的人生磨难，把一个不幸的事件经过30多年沉淀后重新展示给我们。我们这些幸运的读者分享了袁敏的思考，也分享了她在不幸之后投入的文学的激情，分享了她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这份厚重的历史的文学标本，被袁敏郑重地挖掘出来，投射下许多让人思索的光影。
　　《 人民日报 》（ 2014年07月29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