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乱象-杨利景

清风低吟

杨利景 (文学评论家)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我首先想到的是“乱象丛生”—我想大多数行当中人应该同意这种描述。
　　当贩卖西方理论那一套渐渐式微后，今天文学批评的乱象更多地表现为价值标准的混乱。共识消隐，歧见和纷争成为主角。随便拿出一部当下的文学作品，有人可以把它说得天花乱坠，毫不吝惜地使用诸如“划时代”、“里程碑”之类的溢美之词，有人却可以把它贬得一文不值，狗屁不是，恨不能连同作者一起踹到十八层地狱去。
　　严格地说，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构成稳定的批评派别。很多我们熟知的著名批评家本身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观点都往往自相矛盾，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说，到下一篇文章中又那样说，成了“学术变色龙”。
　　再往深里说，多样性、多元化的文学批评，彼此之间的迥异之处，更多地是文学观念、理论主张、批评方法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当然可以带来价值判断上不同，但是，这种不同绝不是挑战、颠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甚至道德底线。好作品就是好作品，差作品就是差作品。可以在具体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基本的共识仍然可以达成。这种共识得以达成的基础就是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仍然存在。但是，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中还存在这种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吗？我想，即便存在也是非常微弱的。为什么一部充满了阴谋、淫恶、丑陋、挑逗的低俗之作，却在某些批评者眼中成了有深度、有思想的惊世巨制？为什么只要有的作家在作品中稍微融入些许温情与善意的成分，就会立即遭到围剿，被斥为矫饰、虚假与浅薄？如果连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这样的问题都需要争论，都达不成共识，那这种乱象就绝对不是一种健康的乱象，而是一种病态下的乱象。
　　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以说是文学批评的底线，冲破了这道底线，文学批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和基础。在此我想追问的是，这道底线为什么会遭遇挑战？它内在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会存在两种情况。其一，“眼球效应”催生的副产品。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眼球效应”空前强大的社会。只要能够吸引足够多的眼球关注，那么许多名利的东西就会随之而来。在某些批评者眼中，这种“眼球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如何让自己的声音为大家所关注，从而轻而易举地赚取知名度？如果你不想头悬梁锥刺股地痛下苦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出与众不同的另类声音。于是，深谙此道的某些学者就搜肠刮肚地故作惊人之语，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如何语出惊人呢？挑战基本的价值底线，闭着眼说胡话。
　　其二，解构主义时代风潮在文学中的投影。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解构一切、怀疑一切的时代风潮。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遭遇挑战，中国几千年来因因相习、代代守候的义利观、审美观、人生观被打破，甚至倒置。社会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甚至道德标准出现了多元化趋向。这种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无序化、混乱化，说到底是一种价值的迷失。比如，在幸福观的问题上，近来在某些电视相亲节目中出现的“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说法，其实质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迷失。当这种时代风潮投射或者说延及到文学领域后，不但一些作品的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文学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却了方向。
　　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文学批评的底线，冲破了这道底线，文学批评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和基础。在我看来，近些年创作界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轻视甚至蔑视文学批评的现象，其根源恐怕不仅仅是某些作家的浅薄与狂妄，“我从来不看关于我的批评文章”这样的傲然姿态背后，文学批评是不是也应该反思呢？扪心自问，对于创作，我们的文学批评是否坚定了应该坚定的、否定了应该否定的，是否切中肯綮，是否具备有效的穿透力，是否对作家日后的创作构成助益？
　　如果我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底气不足，那么，文学批评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回到原点，清理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