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道 现实之困与理想遥望

方舟

前言：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大惠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读书，世人皆以为是我读他，孰不知却是他读我。到了最后，不过是仿佛两个辩论的人相互取长补短，作了一个权宜。所以说谁受了谁的影响是说不通的，为何是我受影响而不是你？为何是偏偏受他影响而不是其他的他？非得有先天共通的气质，方能受得这影响；非得这气质不会完全相同，乃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般的相互观照。于是有了郭象将《庄子》五十二篇删减为三十三篇，而有人将其所为作了庄学权威，有人骂其曲解庄周蒙蔽后人。幸或不幸，不过是预设好的一个必然。你我都在做这样的好事或蠢事。

佛家有云：上上根器之人，一句佛号便可得往生；非得读遍佛经方能彻悟之人，往生已无指望。说得倒不是根器上下，悟性高低，且一如此追究，便全错了。如同东坡弥留之际，他的和尚朋友维琳催一生向佛的他，此时更应往西方极乐用力，东坡答：着力即差。而是要明白读书与阅历所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思想与证悟的材，是手段而非目的，是过程而非结果。愈将其混淆，便离庄周所言“物物而不物于物”愈远。而这材却是可极多亦可极少的，多可效仿古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以能沙里淘金，但这并算不得高明。少可如禅宗六祖慧能所言：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才是高人。只是人的悟性有差异，有些东西并不能强求。可以确定的是，为学与善思是同样不可或缺的，只是当有差别，因人而异。或以勤补拙，或求道于心而非喧嚣之世。

如上。求道理可从史从先人的见解中去寻，以先人见地抽丝剥茧，理清脉络，以面及点；亦可由自己的悟性，前辈高人的只言片语作为材，由最现象直达最本质，一叶知秋，以点及面。前者称之为学人，后者称之为哲人。

笔者学问浅薄，做不了学问上的追问，只好言己一家之思。不知便不可妄言，不能我注六经，但求能六经注我。无关傲卑，只不过是寻了一个适合自己，且自己能玩得转的角度和方式罢了。

需要从概念上进行澄清的是，本文论述的道与法，道正是万物本源的老庄之“道”，法则是律法之“法”。之所以进行澄清，是因为“道”与“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共通的，“道”可解为规律，“法”可解为法则。


道家与法家之核心渊源
天下无仁，故有孔丘言仁。世间的道理就是如此，缺什么便会找什么。如此需要说明的是，很多人眼中百家争鸣、文明璀璨的春秋战国，整体上恰恰是文化和文明的荒漠。很多人向往的这个开明和热血的时代，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恰恰是最痛苦的。若不然，天大的智者庄周又何苦决绝的选择躲在角落里自说自话，且一生都苦于不能在精神的苦痛里彻底抽离。而对于那些不够有自省意识的平民大众，大概连明哲保身都做不得，只能被动的艰难承受罢了。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最先出现且繁荣的是道家，自老子始；最后一个到达的巅峰的，是法家，自韩非子止。事物发展的一个核心规律便是，在时间维度上越靠前的，便越接近本质；越靠后的，越浮于表象。如人之生，从老子的“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到了后来的风月林、名利场。如若社会的发展能安稳的走到最后，其结果也不过只是升华了的最初。万事万物，最初和最终从来来得如此相似。只是这过程，还是难免引人嗟叹。

而表象却是本质的浅表性反映，如马克思所言：本质决定现象，现象反映本质。我常常想，假如老庄生在19世纪，大概最能将黑格尔和马克思引为知己。因为辩证，正是基于道之本体的核心方法论。而马克思如今被政治改造成如此这般，不能不说是历史上数不胜数的大讽刺中的其中一个，但却并不可笑。正如黑格尔所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大教训，是人类从来不记取教训。而马克思在哲学上并不是维特根斯坦那样伟大的创新者，却是一个最为伟大的总结者，并因此成就了他的博大。如此，尽管荀子批判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老子大概也存在同样的嫌疑），尽管荀子的批判很可能是对的，但无可否认的是，老庄道学所追问的，正是万事万物最核心的层面，是最终的本体。而老庄的不尽明，原因却是多方面的。诸如历史的局限性，个体的局限性，以一己之力对抗天地宇宙的艰难性等等。所应该的不应该是批判，而是感同身受的沉重和悲凉。然后，可以踩着他们倒下的身躯义无反顾的继续往前走。所以，所谓的诸子百家，不过是一家，所谓的古今中外，不过是一脉。儒墨名法千百年争论不休，只因他们尽管完全归属于这个统一的范畴，却蔽于表象。而偏偏正是道家庄子，在他齐物齐论的内篇第二《齐物论》里，点明和揭示了那个最深层次的“大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而儒家，不过是道在人间；墨家，是道在大爱；名家，是道在概念；兵家，是道在攻伐；佛家，是道在本心；西方哲学，是道在现实。全不相同，又全无相异。

而法家，则是道在刑罚——为维持社会整体安定的最低道德设限。

而这，正是道与法的核心渊源。

需要说明的是，诸学最终归于道，却并非抬高道家，不是源于我对道家的偏爱。因为我若偏了这心，我已经不配再谈道家。


道与法之核心内在关联
《老子》第三十八章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可是在我看来，老子这话要加最后一句，才算得圆满——失礼而后法。

法正是由道的本质到达能够维持整体性相对和谐的各浅表层次的最后一环。对错在这里是最难下的判断，有道之世，法必不存；而在一个无道之世，法却是不可或缺的保障。这里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在一个错的时代，哪怕已经把这个时代的低级愚昧看得清清楚楚，但只有同样去做这错的事，才是对的。道需要辩证，包括辩证它自身。

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往往反映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层次和阶段。而如今的这个时代和世界，法制仍是不可或缺的绝对主流。层次和阶段已不言自明。而“法”却只能关注和保障物质性层面的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精神性层面。低层次的表象永远不能规定高层次的本质。当今法律在大众精神性利益保障方面的拙劣表现，一再印证了这一层，且永远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观。精神不能规定，所以只依靠“法”没有出路。

而出路，正在老子那句话的反方向：有法而后有礼，有礼而后有义，有义而后有仁，有仁而后有德，有德而后有道。老子这句话由最深到达最浅，由最本质到达最现象，反映了他的思维模式，由高度跳跃性的逻辑——洞察，直达本质，然后再由本质观照现象。庄子亦是如此，内七篇的顺序，是《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大宗师》、《德充符》、《应帝王》，从人之至高境界到为政之论，恰恰也是由最深到最浅。而人之修为，在由浅到深各层次局限里的突围指向，恰恰是内七篇排序的反方向。如今很多人说东方无哲学，只有西方才有真正的哲学，因为西方有逻辑、有系统性，恰恰是错了。东方哲学不是没有逻辑，而是一种依托于悟性和洞察性的高度跳跃性的逻辑，是一种说东方无哲学的人理解不了的逻辑。如此，路漫漫其修远，法既是道的浅层次表象，又是发展中的一个前期阶段和基础。高度的对立，却又高度的统一。

而在较为纯粹的精神性层面，如你我所知，社会推崇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数千年不曾改变。漫长的征途，却不过是在走向那里的路上，从未真正到达，且不知还要走多远。等真正的到了，才算有资格遥望彼岸的“道”——那个我们离开了太久的故乡。而即使那时，也不过只是遥望，要想到达，恐怕要来得更加艰难。因为愈往上走，往往来得愈难。而非要人人都到达老庄的层次，这个世界才能实现那个多少智者所祈望的理想世界。而现在这个终极的理想得到的却只有讽刺，人们唤它乌托邦。当今之世，这样的洞察沦落成了少数智者的游戏，老庄的高峰之后的近3000年，又有几个人回得去那个地方，哪怕是回头望望。

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即使阶级和差距仍然存在，填饱肚子却已经没有那么困难。可是人们却又重新沦陷在更多的欲望，挣扎悲戚，却全是活该。有几个人能够明白，追求是为了满足，满足是为了解脱，而解脱，却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不是去无限的得到，而是无限的放下。如若做得到，如庄子般“曳尾游于涂中”恰恰正是自在。如今人们已不必像庄子那样饿肚子，却从来没有人说出那句话：我比庄子过得好多了。


“道”之理想家国——老子之“小国寡民”
《老子》一书，八十一章的重心，重重的落在第八十章，第八十一章总结之言之前最后一章。可以说，这一章的内容在老子的思想中，并不是理性上的最高规则，却恐怕是他个人情感上最厚重、最深切的愿望或说渴望。假若《老子》一书真是老子一人所著的话。

他在这里提出了也许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的小国寡民的终极家国理想：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相望，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像极了庄子内篇第五《大宗师》中的那个经典寓言：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只不过一个是站在社会国家的角度，一个是站在个体超越的角度。同样深切，无分高低。

这让人想到老子和庄子的异同，同样是站在了道的最深层次上，追求的却截然不同。一个渴求家国之圆满，一个追求一己之逍遥。看似老子的层次要高于庄子，其实不然，而是完全一致的。国家的圆满必然依托于组成社会国家的个体的圆满，而全部个体的圆满，必然支撑起整个国家的圆满。而一个社会的真正圆满，统治者和大众都有其责任，前者作平衡，后者作推动。社会的结构可以分为经济和文化两大块，一个关乎物质，一个关乎精神。而政治的核心功用，则是对这两者的平衡，并因此被大众赋予了权力。当社会能够真正实现平衡了，政府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一个社会的低级，大众的愚蠢却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正如社会的不能民主，最大的阻力正是来自民众。大众意识层次上不来，太民主只能出乱子。

而老庄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差别，大概来自他们各自的需求不同。文如其人，从老子的文字所传达出的感情来看，老子的性情是温厚善慈的。既得了道，便能够坦然的放下一切，不再作纠缠，正赖于他的秉性。其身既已独善，便能思兼济天下。因为人的个体并非孤立，个体的圆满亦非真的圆满，还需要外在家国自然的圆满。自身的圆满只能让人不苦，却寻不到至乐。而庄子则是敏感矛盾的，他不具备老子那样天生温厚的性情秉性，所以需要先完成自身的解脱和超越。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老子的修为大概高于庄子，因了他的先天秉性，庄子虽然处处言逍遥，却处处不逍遥，因为若真逍遥便不必处处说，自享受他的逍遥便是了。老子却正好相反，无一处言逍遥，却处处淡定从容，稳如泰山。而庄子的思想却高明于老子，因为他要解决的问题更多，只有更高明、更深入，他才能寻得他想要的解脱。但庄子却角度太僻，以至偏离这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太多，不能如老子那样显而易见的为国为民，以致百家注老，却无人言庄，诸子百家里谈到他的也不过是荀子的一句“蔽于天而不知人”；潜入太深，以至只留下一个影子，落在世人眼中只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杂篇·天下》），全是飘渺。

而老子小国寡民的家国理想的内涵究竟在哪里？国小何以不并扩？民寡何以不聚居？相望相闻何以不相交相知？闭塞原始何以成为理想社会？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全在这些问题的前提里：何以要并扩？何以要聚居？何以要相交？何以要相知？其实不过一句话，因为人有这样的需要。而物质性层面的需要固然需要群体性的努力，精神性层面的需要却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自给自足。换句话说，老子小国寡民理想成立的条件，是社会物质基础的圆满，和社会大众个体修为的圆满。如此，人与人不再需要并扩聚居来交换、共同劳动以满足物质，不再需要相交相知来满足精神。所以，世人理解的原始，恰恰是真正的圆满。如我前面所说，最初和最终，往往来的那样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