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丹心向阳开

方舟

伟大的总归是不朽的，并不因为被抛弃，诅咒而变得卑劣。 　 ——题记

　　向阳湖，一个历史难以忘却的记忆。写在历史上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地名，而是因负重的历史才使她在人们心中代代相传，声名远播。
　　我们无论怎样乐观地看待这段历史，它其实就是一段屈辱的血泪史。只不过在这段屈辱血泪史上演绎出一段人类精神，豁达、乐观、知遇而安的天生本性，在人类的史册上熠熠生辉的光芒闪耀在人们的心中，成为后代人生活追求的亮点，在人生迷茫时的一种精神寄托，才会有名垂青史的佳话流传不朽。
　　被打成右派曾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改造的著名作家萧乾在他的一篇《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文章中如实地写道：“知识分子下基层体验生产劳动并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原是大好事，也是人人都会拥护的事。可惜那时这种好事却并非出于自愿，不是硬往下赶，就是用形势来逼。”可见这种强人所难的事情难道就可以说是正确的路线吗？让文人去做一个被禁锢了自由，近似与劳改犯的劳动者，这无疑于让一个不识斗大字的体力劳动者去当文人有什么区别呢？武将本应该金戈铁马，驰骋沙场，文将本应该运筹帷幄、出谋划策，然而若两者颠倒了位置，在后人的评说时谁会说他的一国之君是个知人善用、明智的君主呢？在那段政治危机错轨的历史，人人自危，风雨如晦的年代，文人便成了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在那段被扭曲了的岁月遭受着非人的虐待，身为脑力劳动者而不是让他们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被无情地剥夺创作权，而是从事非人负重的劳作。即使他们创作的文章也是无关国事，聊以自慰而已，这应该说到底是文人的悲哀还是国家的悲哀？
　　向阳湖应该说是不幸的，它本应该记载令后人敬仰的文人辉煌的事迹，而它却记载了六千文人在此被“斗、批、改”的历史，记载了一段对文人不公平非人虐待的屈辱史。然而向阳湖又是幸运的，它的幸运就在于它记载了六千文人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不屈服现实，与命运作抗衡的精神，以一种知遇而安的豁达，以一种直面人生的勇气，以一种洒脱的心态，以一种乐观的智慧，把自我的本性潇洒坦率地表达出来。一种质朴的人性，一种饱经沧桑而又自得其乐的精神在苦难面前表达得淋漓尽致。
　　踏足在向阳湖这片至今并不肥沃的土地，向阳湖名人文化村应该说是被历史打下烙印的见证，我无法用轻松的心情去感受，当年六千文人及其家属以“右派”其它政治问题背井离乡流放于此，接受改造。这里留下了冰心在红旗山禾场上打谷忙碌的身影；这里留下了郭小川在花纹山砍竹劳累的汗水；这里留下了赵辛初在向阳湖放牛的场景。一大批著名文人那时的他们在年龄上已是暮年之人，却干着青壮劳力才能承受的重活，又何况他们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呢，由于长期负重的体力劳动，致使有的人被病魔折磨挣扎在生命的边缘，有的人却含恨九泉，到死一肚子的委屈，怨言也不能倾诉释怀。死去的人悄悄的走了，留下无尽的遗憾让活着的人遗憾。几千年来中国文化这一负荷重压之下早已根植于文人灵魂的深处，他们在精神肉体感受双重的苦楚和桀骜的孤寂下又得逆来顺受的承受着现实的压力。
　　在那个被扭曲的特殊的年代里，以及灵魂也被现实扭曲的时代，政治的危机并不亚于清朝的文字狱，一句话足可以招惹杀身之祸，致使划分界限，众叛亲离，以至人人自危的地步。六千文人遭受非人的虐待，蒙受了多少鲜为人知的屈辱和痛苦，作家不能写作，诗人不能写诗，画家不能作画，剥夺了他们精神上唯一的寄托和支柱，这是对他们精神上一种多大的折磨啊，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文人不能施展其才华抱负这正是文人生存的不幸，然而苦难的历程也锻造了他们富有韧性的生命张力，以及生命空间的拓展和具有弹性的坚韧品质，才使得他们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境，勇气，智慧，去擦拭生活中的尘埃，阴影和烦恼。文学宗师沈从文曾抱七旬病弱之躯从容写下了《喜新晴》《双溪大雪》。著名诗人郭小川受到严重的迫害仍乐观热情的写下《楠竹歌》《花纹歌》《赠友人》《丰收歌》。著名诗人藏克家曾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微雨插秧》《场地午餐》《早出工》等等一大批文人的作品借景抒情地表达了自己在特定历史下苦难面前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中国几千年风雨弥漫的历史充满着刀剑寒霜，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文化在无声无息的滋润塑造着中国文人忧患意识，强烈的责任使命感和坚韧的品质在沉重危机和神圣的召唤中突凸而出，似晴空一道彩虹冲云贯斗，闪射惊心动魄的光芒，这正是文人生存幸运的源地，也是文人生存不幸的渊薮，也许正因为如此，文人才所以称为文人吧。
　　历史的悲哀之处无论怎样冠冕堂皇地遮掩，也不能脱逃后人冷静敏锐审视的目光，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度量宽容历史强加给人类无辜的重荷。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我们需要直面历史，才不会在“前车覆，后车蹈”的悲剧。当所有的一切时过境迁时，千秋功过是非成败，如拨云之日的光芒照亮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