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飞：诗人的文学奖和富二代的培训

方舟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在微博上披露，湖北一诗人“诗写得很差”，但通过拉关系，搞定了湖北作协邀请的所有评委，诗作获得全票推荐，入围鲁迅文学奖评选。随后，被指责的诗人柳忠秧回应称，方方不擅长古体诗，没资格评论他的诗歌，他还表示考虑打官司告方方。  
柳忠秧的诗到底写得怎样？《钱江晚报》所发评论迂回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评论说，在“柳忠秧诗歌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者大都不吝惜赞美之词，但是仔细品味，都是些空疏的，大而无当的“好话”，评论家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评价诗歌创作水平的实质性问题。  
说真话，太不给柳诗人面子；说假话，太违心，于是在不太要紧的地方多说几句好话。对柳诗持保留态度最为明显的，是诗评家杨匡汉。杨匡汉多次称赞柳诗人“他在探索”，“我们一定要鼓励探索”；这就是杨匡汉给柳诗的鉴定。评论作者称，他觉得这个鉴定既恰当，又不失客气。  
《华西都市报》发表的评论则认定，柳诗的好坏是没法评论的。这篇评论称，在一个羞于写诗、不屑读诗的社会里，一整套针对诗歌的、成熟的评价学，已经崩塌殆尽。当学界丢失了悠久、严谨的文学批评传统，当民间不再有能力正经且有逻辑地评价一首诗，尽管大家都在一拥而上冷嘲热讽，但谁也无力真正论证柳忠秧“写诗很差”。公共兴趣的离场，使得写诗更像是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边缘人的投机表演。  
在一派价值虚无的基调中，写诗、读诗、评诗，都成了不必较真的事情。诗歌高下优劣，本应有大致明确的评判标准，如今却彻底沦为一个“见仁见智”的不确定命题，实在诡异得很。该背景内，方方的“指责”，俨然成了自说自话。  
诗歌鉴赏不是重点，《京华时报（微博）》的评论呼吁方方再往前走半步。国内一些文学评选活动，已沦为“圈内人游戏”。想拿评奖贴金的人，千方百计求推荐送评。例如被方方举报的柳忠秧，去年写过一封“文化公开信”，洋洋万言，却只是为作品未列广东鲁奖“初评”名单而鸣不平。  
也有冷眼旁观之人，认为这奖那奖都是狗屎，不能真正代表谁的文学成就。但不管怎么说，国内若干文学奖评选程序不严谨、权威性缺失，却是现实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现在才有，也不仅鲁奖独有。  
由此，方方若能站出来，往前多走一步，以局内人身份戳穿各种文学奖评选猫腻以及文坛黑幕，让那些弄虚作假、沽名钓誉之徒无所遁形，那才叫人拍手称快。  
同样引发争议的，还有“富二代”挂职国企的话题。说的是广东省佛山市挑选了48名青年民营企业家去国企挂职锻炼半年，其中超过一半是“富二代”。  
就此现象，《新京报》的评论直言其中存在一个不易察觉的悖论。企业接班人如何从一个具有浓厚非企业特征的机构里学到企业家应具备的东西呢？都知道，当下做生意，有政府、国企的人脉资源，商场上更游刃有余。  
所以当地“富二代”们到国企中挂职，不否认其中的学习意味，但也许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借此积累人脉。政府的真正作用，在于形成长期的、公平透明的制度预期。  
遗憾的是，挂职培训，目的虽好，但某种程度上恰好帮助滋生人脉网络的不透明。虽然眼下这让很多企业家趋之若鹜，但长期看，并不能使企业家对大环境形成稳定预期。  
和上述观点针锋相对，《钱江晚报》的评论站出来替佛山的做法辩护。评论认为，国企虽然身躯笨重，反应迟钝，但是在企业文化建设、组织架构上还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  
这些东西很多是民企缺乏的，因为民企文化中顺从的意识很强烈，但分享的氛围很淡薄，像国企那样学会对人基本权利的尊重，比如社会保障、用人制度的稳定性，是民企更应该补的课。  
富二代们是去学国企的长处，不是照搬国企那一套，莫说现在一些国企经过改革，其治理能力不见得就落后于时代了，哪怕是垄断国企，其长盛不衰的奥秘也不仅仅是垄断一个基因，总是有能学到东西的地方。  
在“能学到东西”之外，《环球时报》的评论更是替地方政府“正名”，认为政府应该帮家族企业解接班人之困。评论称，当前中国很多家族企业的创业者即将退休，如何选择和培养接班人已成当务之急。  
在家族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党和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帮助家族企业培养和锻炼接班人，无可厚非。像佛山市挑选一些青年民营企业家到国企挂职，对于他们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验，培养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使命感有一定帮助。家族企业经营管理得好，对当地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不过，这篇评论接下来却论证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的家族企业要走出“接班人”困境，不断推动企业管理社会化和股权社会化，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才是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