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第安本土文学到美国主流文学

方舟

路易丝·厄德里齐是第二波“印第安文学复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以描写美国原住民部落而闻名的小说家、诗人以及儿童书作家。其第一部小说及成名作《爱药》的中译版是第一部在中国出版的印第安文学作品。厄德里齐曾先后获纳尔逊·阿尔格伦短篇小说奖、苏·考夫曼奖、欧·亨利小说奖（6次）、全国书评家协会奖、《洛杉矶时报》小说奖和司各特·奥台尔历史小说奖等文学大奖。2009年4月，其第十二部小说《鸽灾》（The Plague of Doves）入围普利策小说奖的最后竞逐，并获得明尼苏达州图书最佳小说奖。2012年出版的第十四部小说《圆屋》，一经面世就获得了读者及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并荣获第六十三届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
　　《圆屋》是路易丝·厄德里齐的第十四部小说，故事发生在1988年一个春日的北达科他州布瓦人居住地。印第安奥吉布瓦族妇女杰拉尔丁意外遭受袭击和强暴，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创伤使她不愿向外人透露事件细节，反而将自己与外界隔离，最后陷入愈发深邃的孤独之中。由于印第安保留地法律和联邦法两者之间的执法漏洞，乔为了帮助自己的母亲，决定独自找出真相，却因此过早地被推入了无情的成人世界。《圆屋》不仅是一部后殖民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反思印第安内部暴力文化的作品，它既像一部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又像一部令人忧伤的成长故事。在写作手法上，厄德里齐一改之前的多人叙事，转而用一位13岁男孩的第一人称叙述，细腻地描写了家庭中爱、恨、需要、同情、责任等多个主题。路易丝·厄德里齐说，获得国家图书奖部分是对美国原住民语言的肯定，也是对“原住民女性优雅和坚韧”的肯定。评论家齐亚巴塔里谈到《圆屋》时曾称其是厄德里齐所创作的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冲突集中、充满悬疑并且道德意义深远”。
　　作为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代表作家，厄德里齐的作品多次成为印第安文学、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谱系学甚至法学的研究对象。然而人们把北美原住民统称为“印第安人”，似乎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虽然都是原住民，但每个部落的文化（语言、文化、习俗、宗教等）不尽相同。美国白人一方面瞧不起这些印第安保留地，认为美国西南部都是一些贫瘠无活力的土地，一方面又推出一系列充满种族隔离意识和虚伪性的政策。《圆屋》中，当乔在医院等待母亲治疗时，一位妇女抱怨道“你们不是有自己的医院吗”？除了基础设施之外，美国政府还颁布了《印第安儿童福利法案》打着教育的幌子，强制从部落里带走儿童，让他们只学习英语及白人文化，名义上是为了帮助印第安本土人脱离落后愚昧，迈向文明社会，实则是变相实施“文化殖民”，阻碍印第安文化的传承。《圆屋》中也描述了儿童被带离保留地，寄养在州立机构中的场景。1889年出台的《道斯法案》将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的同时，向非印第安人定居者开放原属于印第安部落聚集地的剩余土地，如此一来政府便可以将原印第安保留区的土地分割给白人居住。表面上看来，《道斯法案》的实施使印第安人成为了“美国公民”，可以和白人居住在一起，有利于两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实际上，该法案实施后，不仅没有给印第安人带来好处，反而给白人强占保留地土地提供了合法根据。印第安作家们纷纷对所述虚伪的政策进行了抨击，通过作品把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公诸于众。早期的印第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没有鲜明的反抗意识，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之中，面对政府的种种政策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越来越失望迷惘，小说也常常以悲剧结尾。1968年之后，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印第安文学作品，这些处于边缘化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儿开始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虽然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依旧存有疑虑，但他们渐渐地走出了“失语”的状态并开始发声寻根。这样的趋势在《圆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乔的母亲无法得到正义的伸张，人们之间存在不平等待遇，整个部落的人逐渐走向集体失语。而不服判决结果的受害者杰拉尔丁的13岁的儿子乔也对判决做出了反抗。厄德里齐用笔控诉着在保留地上发生的种种不公，并让更多人看到了原住民的生存情况和这些不公，打破集体失语的状态，发出了最强烈的“本土部落之声”。
　　《圆屋》是一部既反映了印第安部落内部的暴力文化，又体现了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冲突矛盾的作品。厄德里齐以其极为细腻的描写手法，向读者展现了印第安保留地上人们的生活，作品中描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都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看似普通寻常的故事却充满戏剧性的跃然纸上。《圆屋》从13岁少年乔的母亲杰拉尔丁在北达科他州的印第安保留地上遭遇强奸一事开始，凶手还企图将她烧死。原本幸福快乐的三口之家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破坏，杰拉尔丁由于受到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再想起这一事故，从此不再踏出家门一步。而这种沉默封闭的状态不仅给破案造成了巨大阻碍，案件还因缺少证言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杰拉尔丁的丈夫身为奥吉布瓦部落的法官，看到妻子受到侵害后凶手却无法得到法律的制裁，让他懊恼不已。最终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找出凶手帮助母亲走出沉默悲伤。至此，这位印第安男孩就被迫进入了悲伤无助的成人世界。所以，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发生在印第安保留地上的侦探故事，也是一部充满美国主流文学色彩的成长小说。
　　乔在三个朋友凯皮、扎克和安格斯的帮助下，最终锁定犯人为一位白人，但这还远远不能给犯人定罪。案件的关键和的棘手之处在于罪行发生的确切地点：圆屋是聚居地进行族群祭祀仪式的一个古老而神圣的地方，而案件发生在圆屋附近的某处，由于案发当时杰拉尔丁被凶手包住了头，因此无法确定强奸案是发生在部落保留地上、州属地上还是是联邦属地上。为什么确定案发地点对破案如此重要？印第安部落法庭，州法庭和联邦法庭对案件的判决各有不同。如果案发第一现场在保留地内，部落法庭无法对非本部落白人进行制裁，而州立法庭则不受理发生在保留地上的案件；如果案发现场在联邦属地或者州属地上，部落法庭则无权受理。最终凶手因为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在对这一判决唏嘘不已的时候，我们应深刻的认识到这样的事件每天都在保留地上发生。由于部落、州和联邦三者的权利互相制约，使得许多犯下重罪的罪犯逍遥法外。对此，乔没有沉默接受判决，他决定自己将凶手绳之以法——在凶手常常出现的高尔夫球场上将其枪杀。无法借助法律的力量，这位少年用以暴制暴的方法过早体会到了成人世界的悲伤、无奈和幻灭。《今日美国》的评论员裘拉鲁认为，《圆屋》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公正和救赎，没有巨大的苦难就没有援助，暴力的方式会招致进一步的暴力。这显然是一个悲剧性的素材，但是面对伤痛，厄德里齐笔下的角色充满了信念、力量和恢复力。小说最后的“我们继续生活”也表现了厄德里齐对未来的信念和希望。在保留地法，州法和联邦法三权鼎力的情况下如何寻求公正的法律帮助是《圆屋》这部小说的核心，厄德里齐在文中展示了印第安人保留地上交错复杂的问题。在书的最后，厄德里齐提到，根据2009年的一项数据统计表明，每三位印第安本土妇女中就有一位遭受过强奸，鉴于许多妇女都不会上报强奸案，实际比率其实更高。86%的强奸犯都是非印第安族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