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东荡子诗歌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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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讯 记者颜亮 实习生张巧惠 10月11日，首届“东荡子诗歌奖”在广州增城举行了颁奖典礼。该奖项是为了纪念诗人东荡子而设立，旨在奖掖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及批评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诗人和批评家，树立纯粹的、有精神高度、有建设意义的当代汉语诗歌。

    首届“东荡子诗歌奖”分设“诗人奖”和“评论奖”，前者授予了诗人宋琳，后者则同时颁给了两位诗评家耿占春和西渡。在颁奖典礼之前，“诗歌与个人命运———当代诗歌研讨会”在增城广播电视大楼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学者就当代诗歌、个人命运与时代之间的密切联系展开讨论。


    诗歌写作：原型与意义

    研讨会上，诗人宋琳围绕“诗歌与个人命运”这一主题开讲，他指出，天赋是每个诗人成长的共同性，“这就决定了还没有成为诗人的人，有一天要走上一条跟语言结伴而行的道路。”同时，宋琳认为中国古代诗人有两种原型，一是屈原，诗人的身份是从屈原才开始确立的，但是诗人的命运在屈原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并且在每代诗人中不断重复。另一种原型则是陶渊明，“他走的是隐匿的道路，这也构成了一个传统，在历代诗人中延伸、重复。”
    写作要建立一种意义，而在这个时代诗歌该如何建立其意义？
    宋琳说，面对世界的复杂性、折磨和苦难，诗人内心有了反应，但是这种反应要通过什么方式呈现呢？诗歌因此而产生。当然这只是停留于理论层面，真正在诗歌写作中又是另一回事，“所以一个诗人如果意识到某种急迫性和只是停留在某种即兴的心理状态下写作是不一样的。”一个诗人只有对全人类有一种关切，他才能以个人的命运来说话。


    诗歌语言：自我与他者的转化

    针对诗歌与命运的原型，西渡讲道，你要选择做一个诗人，就决定了你和整个权力的对抗和疏离的关系，像陶渊明选择的自我流放，是选择一种隐匿的道路。而杜甫虽很愿意入世，但最终的命运也是颠簸在途中。他谈到，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诗歌如何回应现实。东荡子的诗歌是另一种回应方式，这种方式看起来好像诗里面没有太多现实的元素，但这里面恰恰体现了他和现实关系的选择。
    “我们写诗就是非常个人化的语言，首先是把语言的主权回归于个人主权的一部分。”耿占春讲道，诗歌和命运回到语言层面，“我们会说语言没有局限，但是语言也是很奇怪的，当我们以特别个人化的方式表述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表示的却是介入的主题，同时保存了隐匿的方式。”这是跟公众话语隔离开的语言方式，这种修辞方式是诗歌的隐匿，即使是最介入的诗歌，还是有隐匿的东西在里面。
    谈及个体命运和共同命运的问题，《西部文学》主编、诗人沈苇说，诗人通过写作转化他跟命运之间的关联，是一种分享，也可能是一种抵抗。如果这样去思考，诗歌就是一种他者自我化和自我他者化的有效转化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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