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公务员因掌握政府人脉资源遭房地产行业争抢，金融和互联网行业最抢手

方舟

　　观察动机：前日，人力社保部在例行发布会上针对公务员“离职潮”报道表示，从目前调研的结果看，并未出现所谓的“离职潮”。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公务员辞职意愿增加，一些企业甚至开始托猎头寻找离职公务员。

图片制作/杨亘

　　图片制作/杨亘

　　观察动机：前日，人力社保部在例行发布会上针对公务员“离职潮”报道表示，从目前调研的结果看，并未出现所谓的“离职潮”。但同时，人力社保部并未否认，确实有单位出现了部分公务员辞去公职的现象。

　　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公务员辞职意愿增加，一些企业甚至开始托猎头寻找离职公务员。为何离职公务员受到如此青睐？北青报记者发现，除了工作作风严谨，组织管理能力强之外，熟知政府流程、办事风格，掌握政府部门的人脉资源，让离职公务员成为房地产、金融和互联网三大受政策影响最强的行业所争抢的对象。

　　部分企业托猎头寻找离职公务员

　　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自今年2月25日至其后的三周时间内，全国范围内有超过1万多名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过该网站投递出求职简历，与2014年同期相比增幅达34%，成为跨界跳槽者中的“最活跃群体”。此消息一出，公务员面临“离职潮”就开始甚嚣尘上。

　　就在前日，人力社保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态，公务员未现“离职潮”。其实不用人力社保部出面，很简单的数学计算就能得出结论，相较于人力社保部去年10月公布的全国公务员的最新数据717.1万人，投递简历的万名公务员占总量的比例是0.13%，且投递简历并不等于离职走人，而企业的辞职率一般都在15%左右，千分之一的比例还真是当不起那个“潮”字。

　　但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黄若珊表示，在多年的调查报告中并未出现过对于公务员群体的统计，是因为此前该群体的跳槽求职热度并不明显，“而今年确实给了我们一些意外，从日常的招聘业务中也能感觉出这个群体的活跃度在增加。”据其介绍，北京公务员在万余名投递简历者中所占的比例相应比较高，“但因为北京地区本身公务员的基数大，所以尽管投递简历者比较多，但并不能说明北京地区公务员的离职率就高。”黄若珊说。

　　离职公务员 地产、金融和互联网行业最抢手

　　既然公务员离职的热情有所高涨，那么他们所倾向的或者说更为青睐他们的行业又是哪些呢？智联招聘的调查表明，虽然离职公务员对市场了解较少，实战经验不足，市场敏感度尚待培养，但他们与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互联网/电子商务、基金/证券/期货/投资行业这三大行业最为“情投意合”。智联招聘认为，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受政策影响颇重，急需一些熟悉政府工作流程、制度，可以解读政策、与政府沟通顺畅的人才。因此，从公务员队伍中吸引这样的人才成为首选，“像阿里巴巴等多家公司就设有政府关系部，专门与政府打交道，自然愿意吸收有过公务员背景的人。”黄若珊说。

　　而离职公务员进入企业之后首选的职位又有哪些呢？调查显示，首选是行政类工作，其次是律师/法务、质量管理等职位。黄若珊指出，这是由于公务员大多有扎实的文字功底，组织、管理、协调能力比较强，对政策的敏感性高。因此，相比业务类的工作，后台职能型的岗位更能适应。

　　公务员离职多与反腐和养老改革有关联

　　究竟是什么使得公务员下定决心离职呢？调查显示，待遇得到的比想像少、创造性得不到发挥、自我实现得不到满足、晋升得不到机会等都是理由。

　　据了解，公务员薪酬福利会水平相对于企业来说有一定差距。多数公务员会因为薪水等因素而选择跳槽。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够发挥个人的自身价值，晋升通道及现代化管理体系也相对健全，这也会吸引一部分有能力，更关注个人发展的公务员群体。

　　那么是不是如传言中的与反腐有关呢？黄若珊也表示，通过对部分公务员的回访发现，这一波公务员跳槽热的出现确与反腐具有一定关联，“毕竟一些特殊待遇被削减了，但具体关联度有多大，我们还没来得及做这方面调查。”猎头顾问柳雁超表示，或许最后促使公务员离职的部分原因还与正在进行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有关，“以前不缴保险，退休后待遇会高出企业一截儿；现在保险也要自己缴了，那何不直接去企业呢？”

　　政策

　　公务员竞业避止规定多成摆设

　　在调查中北青报记者发现，公务员的离职并非可以“说走就走”，还需要“过五关斩六将”。

　　《中国公务员法》里规定，未满国家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的不得辞去公职。而《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则明确新录用公务员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另外，《中国公务员法》中的法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那么，如果违反了上述规定能怎么样呢？《中国公务员法》是这样规定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而从实际上看，职业顾问们纷纷表示，有关竞业避止的规定“摆设”居多，真正“较真”的还未遇到过，“但如果有部委办局‘较真’，后果还是挺可怕的。”一位互联网猎头表示。

　　部分公务员如果离职，还将面临集体户口的安放问题。如果其尚未自行买房、接收企业又不具有设立集体户口的资格，户口的安放也是件麻烦事。此外，还包括脱密期限、社保方面的计算等关卡。

　　本版文/本报记者 解丽(除署名外)

　　个案

　　辞职公务员：

　　老板觉得我有资源 新工作收入增数倍

　　2008年奥运前夕，赵鹏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了南方沿海某市的海关，先后负责办公室的秘书工作和查验、查车工作，今年1月，他辞职了，现在的主业是手机配件销售，虽然跨度看起来有点大，“那会儿认识的人还是有用的”。

　　“一年攒三平米哪年能买房？”

　　当初通过公务员考试后，赵鹏成为了同学圈子里的成功人士，同学不时会开玩笑“苟富贵无相忘啊”，海关这样的单位，只凭借名字就让他成为了一众朋友艳羡的对象，多年后，他发现没有富贵。刚入职时每个月能拿到5000多块钱，“加上各种补贴年终平均下来是一月6000多”，这个收入听起来还不错，一人生活也不显得局促。

　　6年后，已经是副主任科员的他，每个月最后拿到手能有9000多，比当初涨了一半，但这个50%的增幅没法安慰自己，因为生活成本也在增长，他已经有了老婆孩子，“房租4000，各种花销，孩子的奶粉钱多贵你知道吧”，他们所在的城市动辄两三万的房价更让他望而却步，“每月两个人一起攒几千块，一年攒两三平方米”，这些都让他感到无能为力，“买房遥遥无期，给孩子将来的教育投资，那更别提了”。

　　林峰和他处境相同，2012年考入湖北一县城检察院后，也曾经在同学面前风光过一阵子，在县城这样的小地方，公务员还是很吃香的，甚至连介绍对象的都多了好几倍，但2000多的月收入让他认识到，原来公务员也不是一个满地黄金的职业，虽然在县城开销小，但也攒不到钱，“女生还行，男的不行啊”。

　　食堂饭桌的牙签和纸巾都没了

　　赵鹏不喜欢经常和老朋友们谈自己的收入，因为总有人会不解风情地打断他，“别哭穷了，海关嘛，随便拿点儿就够了”，这些都让他百口莫辩。他入职后，海关系统掀起整治小金库的行动，老职员口中的好日子只能在传说中出现。在大会上，领导高声强调着要缩减开支，他注意到食堂饭桌上的牙签和纸巾都不见了，那些传说让他们新入职的人徒增艳羡，而且，这只是开始。最近两年，管得更严格了，“以前发个油啊米啊，现在中秋连月饼都不发了”。传说中的灰色收入，也只是个传说，“也许有人有机会这么做，我们在私下聚会听到别人如何如何发财的传言”，但他觉得这么做会增加法律风险，不想一直生活在担忧中。而说起灰色收入，林峰说，“要是指着这来发财，那还是别来了”。

　　“现在对公务员管得是不是太严了？”

　　在近年来从严治党的大环境下，公职人员面临的限制也越来越多，这些政策在基层公务员中引发了复杂的情绪。有的政策，比如对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等行为的限制，让作为普通公务员的赵鹏挺开心，这些措施更多针对的是具有部分特权的领导，让普通人多了些公平感。

　　但日趋严格的新政策让他们很快失去了幸灾乐祸的快感。作为普通的公务员，他去香港需要备案，一年签两次，就算在境内，只要离开这个城市，周末自驾出去玩也得上报审批，“8小时之外的生活也管嘛，和同事吃个饭也不行，我们有人因为这些被处分了”，收紧的风声让大家做事情的时候刻意收敛，“有些限制是应该的，但感觉有的是不是管得太严了”。

　　6年内15比1的晋升比例

　　晋升空间的逼仄，也让赵鹏迷茫。他面前的晋升空间分为两种，一种是走领导职务，即从科员到副科、科长、副处这样的轨迹；还有一种是非领导职务，即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等。在领导职务的竞争上岗中，失败而归，而在一次民主推荐环节，要5个人，入围80多人，惨烈的竞争让他心力交瘁。

　　事实上，同一批入职的150人，在6年多后，有机会晋升副科领导职务的不到10个人，他们整个系统7000多正式编制的公务员中，处级也就300人，“晋升是对你工作能力的认可，人总是需要被承认的”，而晋升需要很多东西，“副科干三年才有资格竞争正科，还得看之前工作经验，还得看年龄”，至于晋升中的其他因素，“没必要说了，你懂得”。在他看来，35岁以上还没到副科就基本没有机会了，“得过且过吧”。

　　“辞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这些年的公务员生涯，赵鹏没有荒废，他眼中的公务员，早已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喝茶看报的闲人，“办公室的行政工作，需要和各种人打交道，很忙，锻炼能力”，而他从事查验等核心业务后，和企业打交道增多，认识了很多人，这也让他有机会在今年初选择进入一个朋友的公司负责收集配件采购，“以前下过这些手机厂，认识他们的人，这也让现在的老板觉得我有资源”。他离职时用了一个月走完流程，现在的生活变化很大，他的年收入从10多万增加到了三四十万，但与此同时，每月的公积金从2000元降到了600元，“以前从没交过保险”，面对未来的挑战，赵鹏说不后悔，“不想继续过一眼看到头的生活了，现在谁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说起近年来的公务员辞职现象，赵鹏不以为然，他们这届150人6年后才有五六个辞职，“很多人还是舍不得放弃嘛，可能也没更好的机会吧”。和赵鹏选择更好的机会不同，无法容忍现状的林峰干脆辞职考研，到北京读了两年书的他现在又在忙着找工作，“还没定，反正不会回去了”。（文中人物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 李泽伟

　　内存

　　历史上的三次

　　公务员离职潮

　　第一次公务员离职潮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一般的“干部”，大多是因为“学非所用”，或感觉个人能力难以发挥，于是选择辞职寻找更广阔的天地。少数人是触摸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动而主动选择经商。像王石、刘永行等就是在1982年“出走”，自行创业。

　　第二次则出现在1992年，人社部数据显示，当年有12万公务员离职，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缘起于市场经济正起步，新一轮改革的力度加大，又有着“停薪留职”的大好机会。

　　第三次公务员离职潮出现在2002～2003年。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2003年6月，全国（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下海”。这一次缘起于什么呢？1999年，中央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会议决定，市、县、乡政府部门要精简的人数不下280万，这项举措直接影响公务员“下海”的进程，有的不下海也得被精简。而2000年出台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也为公务员“下海”创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一部分年轻干部需要通过下海来释放自身储存的能量。很多人的去向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尤其在方兴未艾的高科技产业、非公有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