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大省“猪危机”背后的困局 环保抑制“猪快长”，“减猪限污”

方舟

猪污染导致地方政府“减猪限污”

　　湖南郴州资兴市生猪养殖大户朱忠跃改行做起了干鱼加工。

　　今年年初，响应地方政府的号召，为保护东江湖水源，他主动退养了600多头生猪。

　　作为全国生猪养殖大省的湖南，这一行业似乎日渐不受政府喜欢。

　　湖南省规定，为保护水源，湘江流域库区1公里范围禁止生猪养殖，干流500米内禁养生猪。对于离不开水源支持的规模化养殖场来说，在流经湖南省6个地市的湘江流域实施的限制性政策，无疑给蓬勃发展的生猪产业当头一棒。

　　今年5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资兴市白廊乡白廊村了解到，村里效仿朱忠跃退出生猪饲养的，还有20多户。之前满地的养殖污水、刺鼻气味，现在已经没有了。

　　资兴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生猪养殖一直是资兴市白廊、兴宁等湖区乡镇的支柱产业，最多时年出栏10万头以上。生猪养殖在带动移民增收的同时污染了东江湖水质。去年10月至今，东江湖流域有78个养殖户主动退养了1.6万多头生猪，转型从事农家乐、果树种植、农产品加工等行业。

　　按当地政府的计划，到今年12月底，禁养区内的369个生猪规模养殖场将全部完成退养。如此，东江湖周边每年将减少生猪养殖8万余头，每年可减少COD（化学需氧量）排放2880吨、氨氮排放144吨、总磷14.1吨。

　　“减猪”行动不只资兴独有。过度养殖带来的污染迫使许多地方政府开始着手将规模养殖户“赶走”。

　　作为全国生猪生产大县的长沙县，其力度和示范效应，颇为引入注目。

　　数据显示，2007年，长沙县生猪年出栏达228万头，2008年生猪出栏数达375.5万头，生猪养殖密度居全国县（市）之首，一度成为“全国第二大生猪调出大县”。北部的福临镇更是“家家有猪舍，户户养猪忙”。该镇的古华山村，仅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殖高峰期生猪年出栏总量高达10万头，甚至超过了湖南一些山区县的养猪总量。

　　据长沙县环保部门测算，养一头猪日用水量达0.05吨，排出废水0.04吨，其碳排放量相当于同期19个成年人的水平，县里最高峰时期猪粪尿日排放量超过1.5万吨。在古华山村，与年存栏10万头生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猪粪便产生的氨氮含量超标11倍，超出土地等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15倍。猪开始变得养不起了。

　　2010年，长沙县出台了《畜禽养殖退出转产扶助鼓励暂行办法》。

　　福临镇党委书记唐锋称，据县里的种养规划，镇政府与110多户签订了禁养协议，与860多户签订了限养协议。

　　根据协议，禁养户、限养户拆除栏舍均可获得数额不等的转产扶助资金。

　　推行这一政策后，仍有部分村民并未严格按照协议履行义务。于是，福临镇政府将一批签订过协议、超养规模又较大的养殖户告到长沙县人民法院。

　　今年2月中旬，长沙县委书记杨懿文透露，生猪养殖污染的治理，地方已经无法承受。县里将加大力度，严格依据新环保法的要求，对规模养殖户进行劝退、转行。对拒不履行者，将依法起诉、执行。

　　而长沙的另一生猪重要产地浏阳市，也越来越关注“生猪养殖造成的环境污染、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差、减排压力大的现象”，严格监管生猪养殖排污工作，关停拆违规生猪养殖场。

　　仅2012年，该市就已完成治理635户、面积28万平方米，关停违规排污养殖场230个、拆除违规养殖场84个。

　　环保达标抑制“猪快长”

　　生猪养殖污染的问题并非湖南独有。

　　环保部和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畜禽养殖业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别达到1184万吨和65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比例分别为45%、25%，占农业源的95%、79%。

　　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吴根义曾受命去多个省份调研。5月13日，他告诉记者，在中国一些地区，畜禽养殖业污染已超过居民生活、乡镇工业，成为农业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作为“十三五”农业减排规划的参与者之一，吴根义指出，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资料显示，在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中，畜禽养殖业COD排放产量已经占农业污染源总量的96%,超过全国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COD排放量，成为污染源之首。其产排污量削减与控制技术成为目前环境领域的重大技术挑战，也是我国农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瓶颈。

　　农业环保治理给生猪养殖明显带来利空。

　　吴根义解释，工业化治理养猪污染实现达标排放的方式，在操作中有极大难度，受限于养殖的低利润，用工业化治理方式，按照国家排放标准，每吨水处理需20元，一个万头猪场的水处理费用就是天文数字，没有哪个养殖户或者企业能付得起这么高的成本。

　　而由于无法承受污水治理的成本，养殖户日渐面临被依法“挤出”的危险。

　　据统计，目前，长沙县的生猪年存栏数控制在130万头左右，是高峰时期的6成。

　　来自湖南省政府部门的数据显示，作为全国生猪调取大省、出口量位居第一的湖南，2015年上半年生猪出栏增长、存栏下降。其中能繁母猪存栏425.2万头，同比下降1.2%。上半年全省监测的1431个散养小区的生猪散养户同比下降11.1%。

　　多重因素可能导致猪肉价格快速反弹

　　进入2014年以来，湖南生猪出栏价格一路走低，且今年的下滑速度更快，创出近几年来的最低价格。去年12月底生猪出栏价格为15.83元/公斤，1月跌至13.63元/公斤，到4月底跌至谷底，仅为10.97元/公斤，创近年来最低价格。

　　短短3个多月时间生猪价格下跌总幅度达30.7%，养殖户自繁自养的一头肥猪从盈利200余元转为亏损400元以上。进入5月份，价格虽然出现回升，达到12.61元/公斤，但从猪粮比价来看，仍然低于6∶1的盈亏平衡线。

　　曾在湖南农业大学任教的一位研究人士表示，能繁母猪存栏的情况决定未来一年左右的生猪市场供应情况。受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和新环保法实施、不少猪场面临拆迁的影响，不仅湖南，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下滑已达13个月。

　　2014年11月，国内能繁母猪存栏跌破4400万头大关，环比下降1.2%，同比下降12.1%，为有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点。同时，国内二元母猪市场报价自2013年年初以来持续处于下跌趋势，价格已跌至有数据统计以来的区间底部。

　　“产能持续淘汰时长已达18个月，物极必反。我们判断，9月中旬以后，生产结构调整效果将开始显现，生猪供应量可能转向偏紧，同时猪肉消费将迎来季节性回暖，生猪价格应该进入上升通道。”该人士称，仅高居不下的饲料成本和不断增加的环保投入，就会让猪肉价格往上走。

　　猪肉与环保可否兼得

　　吴根义对于地方政府“减猪限污”的做法并不支持。

　　他说，农业的污染，尤其是畜禽饲养污染有其不同于工业污染的地方：一是污染往往集中在经济不发达的乡村，二是农业污染不像工业污染具有急剧性影响，也不能简单地像关闭污染工厂一样赶走养猪户。这是因为农业种养关系民生。“如果各地都不养猪，猪肉的价格会大涨，CPI也会速上升。”

　　他认为，从地方政府看，生猪饲养带不来多少税收，与财政关联不紧。但生猪养殖毕竟是关系民生的大事，对于治理养殖污染不能只做“减法”，而应从农业持续发展的角度着手。

　　吴根义说，农业养殖污染突出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种养不平衡上。以前生猪以散养居多，养四五头猪，种几亩地，猪粪可以做有机肥使用。如此，在一定区域内，种植农作物与饲养畜禽，两者可以达到平衡。

　　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中肉食比重逐步增加，需要大量的规模养殖作为支撑。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大规模的养殖肯定超出环境承受能力，势必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因此，污染随之加重。

　　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办公室主任武深树十分认同吴根义的观点。5月14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生猪养殖污染也是该产业在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传统养猪为散养，粪肥可以留地使用，能够做到种养平衡。前些年国家大力推进规模化养殖，对于种养大户予以补贴，以提高养殖水平并降低成本和风险。这一政策加上市场竞争，已取得明显成效。随着规模化养殖程度的提升，散户退出成为趋势。而规模化饲养自然带来大量的畜禽粪便无法与相对狭小的农业种植土地结合，问题随之产生。

　　他说，从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来看，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比如，他调查过的郴州市安仁县的温氏畜牧公司委托饲养模式。

　　吴根义在考察中发现，海南省罗牛山集团的污染治理十分有效。其方法是，在源头控制，推行干清粪，做有机肥。对污水和粪便采取发酵-用改进的沼气处理-再耗氧处理等途径，最终保证达标排放。

　　治理的费用是一吨水处理在10元左右。根据该集团统计数据，一头猪出栏水量消耗在1.8吨左右，这个成本已可以承受。

　　吴根义指出，对于畜禽养殖的污染治理，不存在无法管控的风险，也没有无法突破的技术障碍。从治理方法来看，重要的是针对地域不同进行方法调整。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要结合环境质量要求和地方发展需求，制定畜禽发展规划和污染防治规划，实现养殖的区域内平衡。

　　其次，政府要对污染治理进行研究，制定符合地区情况的模式并推广。同时，对畜牧养殖的污染治理个体和企业，给予一定帮助。

　　“吃猪肉的也要考虑养猪的”

　　记者注意到，湖南一些地方已开始关注养殖污染的治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长沙县自2010年始，强势推进养殖控规和污染治理。在黄花镇新建的年产万吨有机肥厂，实现了对干粪的综合利用。2014年已全面消除规模猪场的粪污直排现象，开展生态修复试点。该县计划于2015年12月前，在养殖密集区完成人工湿地、生态沟渠建设，实现全县畜禽养殖标准化生产。

　　浏阳市在“十二五”期间，根据市域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引导养殖业从城郊城镇向山区丘陵转移、从沿库沿河向农业生产区转移。同时，引导养殖户采取过程控制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推行干清粪处理工艺，做好雨污分流、干湿分离栏舍改造。

　　吴根义称，生猪养殖的污染治理与工业治污有着明显区别。表现为：治理方式需结合地方实际，没有统一的技术和标准。其次，还需要国家政策的调整来支持。

　　“现在污染主要是猪的粪便随水流到了江河，但猪粪同时也是可以利用的有机肥。”他说，有机肥有着能改良土壤、不易流失的特点；但也存在着不好运输、储存的问题。因此，地方政府要抓的是末端管理。

　　“就是你拿这些猪粪怎么办？”吴根义认为，国家应当加大力度推广清洁养殖，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来源。而这更需要改变对有机肥的态度，像支持化肥厂一样，对于有机肥的生产和使用予以补贴，利用经济杠杆引导农民处理可变为肥料的污染源，促进种养平衡。

　　他告知，目前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省份对于使用有机肥都有补贴，但整体而言，国内有机肥生产使用仍然不够。如能重视并从此法着手，国内可以减少一半的养殖污染。

　　武深树认为，现在的养殖污染与治理问题，体现了在生猪产业转型中，政府的引导和规范有些滞后。比如，如何区域布局？对不同污染采取怎样的治理方式？

　　他说，农业维系民生，是支柱产业。而养殖则为高投入、高风险行业。因此，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工业治污方式是不行的。这其中，应该有国家支持。除了需要出台有利于有机肥使用的政策外，从国外情况来看，许多国家对于治理养殖污染的设施建设，采取的是国家投入的方式。美国的投入比例达60%。

　　武深树指出，出产生猪的大省，其实是把污染留给了自己，把好处带给了其他地方。依照责任与权利对等原则，“吃猪肉的要考虑养猪的”。建议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发展、生态补偿拨出专门经费，支持生猪主产区的污染治理。